【Netflix】《末世列車》劇集版：2020年後，荷里活話語是野蠻的
【編按】Netflix《末世列車》（Snowpiercer）劇集版正在熱播中，故事承接《上流寄生族》導演奉俊昊電影版相同的世界觀。在此我們試著提出一個頗共通於近年荷里活電影的疑問：這些表現階級與身份差異的電影，真的如其內容是一種激進平權主義嗎？
世界末日與冷酷列車
《末世列車》（下稱《末世》）的故事大綱如下：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過分採伐地球資源，擾亂生態環境，導致全球氣候暖化。科學家發明冷凝導彈，想讓氣候恢復正常，結果弄巧成拙。導彈把熾熱的地球變成不宜居住的冰冷地獄，萬物抵受不住極端寒凍結成冰塊。危急之際，Wilford 企業高價發售破雪號列車（Snowpiercer）的車票，據說這列由一千零一節車廂連成的火車，不但配置了獨家研製的「永動引擎」，還有各種養殖和消閑設備，適合人類長期居住。
在特製引擎的驅動下，破雪號繞着地球循環行駛，永不歇息，直至氣候回暖的一天。然而，火車起行首日，除了手持車票的達官貴人，還有一大批未有購票的難民蜂擁而至，強行擠進尾段車廂。出於人道關懷，Wilford 容許入侵者——務必遵從列車糾察隊命令的前提底下——待在後段車廂。就這樣，恍似現代人類社會的縮影，破雪號載着貧富乘客，在白茫茫的雪海中前行。
重製的政治「明喻」劇
儘管製作人刻意加入懸案偵探元素（或應加上副標題：Train Detective）來增添追看性，但撇除演員和部分細節上之差異，劇集版《末世列車》與2013年由奉俊昊編導的電影版大致相同，美術風格與故事背景可謂一脈相承，我們大可以視之為（舊酒新瓶）重製版吧。
因此《末世》的主題依舊：觀眾一方面從「尾卡人」的革命領袖兼列車偵探 Andre Layton（Daveed Diggs 飾演）的視點，見盡前等車廂的紙醉金迷，以及尾段車廂乘客遭受各種不公、不人道的對待；另一方面，劇集還不時補充列車糾察隊和服務員的立場，強調「和諧秩序」和「各安其位」的大智慧，勸告 Layton 學懂感恩和知足，要他幫忙紓緩尾段車廂乘客的不滿情緒，制止一切暴動計劃。
延伸閱讀：電影版本《末世列車》——《上流寄生族》：如何脫離上、下層的階級結構？
《末世》依賴一種奇特的後設角度（補：時下流行的「政治正確」電影亦如是）。透過剪輯、旁白和乖張的特寫鏡頭，編導不時提醒觀眾，眼前的劇集內容是對現實世界的隱喻，甚至接近令人煩厭的「明喻」程度。然而，撇除形形色色的政治隱喻後，這齣劇集的內容卻顯得極其空疏和蒼白，觀看起來味同嚼蠟。
表象的保守荷里活話語
另外，假若真的從「劇集（隱喻）= 現實世界的政治問題」的方式來鑑賞本劇，劇集中發生的處境未免過分極端，根本對應不了現實，最多可帶出大學哲學課 brainstorm 般的抽象「思維小實驗」（例如「假如你是列車的前卡乘客，你會同情尾卡居民，繼而主張均分資源嗎？」之類的問題）。說到底，《末世》一劇究竟想表達甚麼？
雖說齊澤克（Slavoj Žižek）的意識形態批判策略仍有待斟酌，但他在成名作《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裏演繹的解夢方法卻值得參考。據此，我們無須繁瑣的解碼程序，也就是丟棄「顯現的夢文本」與「被隱藏的夢內容」的二分法，因為答案正在表象之上，即表象被呈現的方式（此乃黑格爾式的「表象的表象」原理）：面對所有言說中的被分析主體，其敘述形式和社會結構位置才是分析的重點。
同理，我們務必扔棄「顯現的影視內容」和「隱蔽的故事含義」二分法，把矛頭直指製作團隊及其背景（極端資本主義社會），以及製作團隊面對體制時採取的敘事形式：傳統的荷里活電影話語。對，即便《末世列車》看似十分激進，但那種後設的政治隱喻敘事，也離不開是保守的荷里活話語。打岔一句，荷里活是營運得極之成功的「意識形態跨國機器」，專門散播滋養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於全球各地。
阿圖塞國家機器論（下）：充斥在大氣之中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
正因如此，當荷里活吹起的政治正確風潮席捲世界，據說「無論從選角上，還是劇情上皆為激進平權主義」的恐怖電影《訪・嚇》（Get Out，另譯《逃出絕命鎮》）、《我們・異》（Us，另譯《我們》）和漫威電影《黑豹》（Black Panther）等話題作贏盡掌聲，美國當地仍可爆發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事件。原因不是別的，上述電影提倡的「平權思想」，可能為受壓迫的社群消一時之氣，但它們沒有直視黑人群體（政治正確地說，美國非裔人士）長期受欺壓的結構性原因：自廢除奴隸制後，美國的白人資本家改以法例形式剝削黑人勞工；大部分黑人一直屈居於社會低層，貧困與潦倒的生活形成滋生罪案的溫床。由此，美國的警察部門才把黑人與貧民地區的流氓、罪犯劃等，並將射殺黑人視為「適當的自衛權利」。換言之，美國的種族問題，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制度直接衍生的壓迫性現象。
在2020年之後，拍電影是野蠻的
事實上，《末世》描述的「鬧革命的尾卡人」，只是反轉了荷里活話語中的一種典型角色。影迷們應當知道，無論是經典的特務間諜電影，抑或打擊恐怖分子的動作大片，它們都有犯案動機倒模般相似的反派人物，好像所有奸角都來自同一組織。這些歹徒盜取特務處的機密儀器或鈾元素炸彈，策劃一場驚天大陰謀，目的總是要「破壞現存的社會秩序」，然後「在瓦礫中建立美好的新社會」。製作團隊把奸角設計得如此膚淺，好使觀眾迅速認同戲中的正派人物，觀看主角們為了維繁秩序而痛毆歹角。觀眾回家過後，自然把戲中人物當成現實的隱喻，不再探究各種社會問題的背後起因。今天，身穿中山裝的蘇聯狂人形象，變成了《末世》裏三餐不得溫飽的可憐尾卡人，僅此而已。
這種兒戲的隱喻，不宜對照現實中的人類處境。不，應該說，經歷新冠疫症之後，我們的視野更是容不下如此簡陋的比喻了（參考阿多諾的說話：「在奧兹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比方說，面對天災人禍，奉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寧可花更多的錢補貼金融市場，也不揮發一毫子購買或投資公共醫療設備，完全視人命如草芥（補：反觀被美國經濟制裁的社會主義國家如古巴，會主動派遺醫療隊伍去幫助其他國家的居民）。試問一聲，荷里活話語能表達（或反映）上述問題嗎？
【來稿不代表01哲學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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