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列漢諾夫：孟爾什維克派的筆桿子，論戰形成了他的一生
1918年5月30日，格奧爾基・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Georgi Plekhanov, 1856-1918）於芬蘭逝世，享年六十二歲。對某些人來說，他是位精神導師，是把馬克思主義引進俄國的旗手之一，他翻譯的俄語版《共產黨宣言》成為日後俄國革命的先聲；對另一些人來說，他是墮落的革命叛徒，是孟爾什維克派的筆桿子，總是跟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針鋒相對。
也許，恰似普氏生前的一篇短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所言：複雜的社會關係造就特殊的人和事，動盪的政局成就普列漢諾夫複雜、多變的命途。就此，他對手列寧適當地了概括他的人生：當普氏去世不久，（成為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的）列寧不計前嫌地肯定普氏生前（部分的）論述的價值，還認定他是「戰鬥的唯物主義者」。的確，自命辯證學家、唯物主義者的普列漢諾夫戰鬥不斷，有形形色色的對手，包括民粹主義者、有神論者、德國觀念論哲學家、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等，甚至文豪托爾斯泰；毋寧說，論戰形成了他的一生。
馬克思主義進入俄國
普氏最初是一名民粹主義者，擅於寫短論、煽動工人。其後，他認識到源自德國的馬克思主義，開始馬不停蹄地翻譯《共產黨宣言》、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等著作，還接連寫下多篇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入門簡介。透過上述工作，普氏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和經濟學研究日漸了解，繼而用它來分析當時的俄國政局、經濟問題和文藝創作。自此，普氏在政治運動上愈見份量，他的思想往往左右了運動的決策。
及後普氏加入勞動解放社、社會民主工黨，甚至代表組織出席第二國際的成立大會。作為一名政治人物，普氏總以派系之間的紛爭，劃清敵我。譬如在論戰著作《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裡，普氏理清了辯證唯物史觀與——當時俄國普遍盛行的——無為主義的分別。
所謂無為主義，是神學衍生出的蒙昧想法，它認為（個別的）人類的行為不由個人意志決定；宏觀地看，萬物都消弭於上帝的龐大意志之內，歷史上的所有事情（即便是芝麻小事）都是按著神的劇本發展。驟眼看，馬克思主義、黑格爾的史觀，跟無為主義的部分主張看似契合；甚至在《資本論》首卷的跋裡，馬克思本人曾以上帝（或絕對精神）的口吻，寫下「社會的發展不由個人的主觀意志決定」的段子。普氏清晰地指出，無為主義是資產階級經濟學、俄國民粹主義學究和斯賓塞的法國唯物主義之共同特徵，它們各自為歷史發展的動因改成不同稱號，例如「無形之手」、「上帝的選民」或「歷史進步論」等超越性的觀念。
亞當．史密斯：無形之手
然而，辯證唯物史觀和上述的各種偉論沾不上邊，因它關注的是社會生產關係的發展趨勢及相互作用；社會生產關係的變化，正是沉迷抽象、貧乏觀念的學者一直忽略、視之不見的，這使他們沒法理解社會現象及各種問題。普氏論證有力，字字鏗鏘，為大眾介紹辯證唯物史觀此一源自異地的陌生摡念，看似柔弱的筆墨變為他手上的利刃。
《資本論》：資本是加強與壓抑分裂的悖論
普氏的少數派與列寧的多數派之爭
普氏與列寧之間的恩怨，亦最為人津津樂道。截止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二次代表大會之前，他們一直是戰友，同屬社會民主工黨的一份子，一起創辦〈火星報〉，列寧更一度視普氏為革命導師。在二次大會上，黨員就黨章及組織架構問題爭執，導致工黨分成二派，分別是以馬爾托夫為首的孟爾什維克（少數派）和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多數派）。雖然普氏在會上表態支持列寧，但會後二人日漸疏遠，最終分道揚鑣。普氏更在〈火星報〉刊登題為〈不該怎麼辦〉的文章，批評列寧派系的準軍事化組織之夢，是背棄了馬克思主義，借此宣布自己加入孟爾什維克的陣營。
到了關鍵的1917年，也是普氏去世前一年，在二月革命後沙皇王朝沒落不久，俄國的人力、資源尚未復元，列寧卻寫下史稱「四月提綱」的行動宣言〈論無產階級在這次革命中的任務〉，鼓動群眾推翻資產階級專政的臨時政府，試圖發動新一場革命運動。就此，普氏迅速回駁一篇〈談談列寧的提綱及為甚麼有時夢話值得注意〉，文中他把列寧等同《第六號病房》和《狂人日記》等小說裡的傻子，直言無諱地指出列寧提綱的邏輯謬誤，並稱之為「列寧在情緒失控底下的瘋言瘋語」。剔除（細微末節的）邏輯糾正 ，重要的是普列漢諾夫清楚道出自己（包括孟爾什維克）的原則：有別於布爾什維克的好戰主張，普氏認為不宜發動任何革命，理由是當時的俄國沒有實行共產主義社會的充足條件。故此革命也好，戰爭也好，不會為俄國帶來新的社會模式，只會混亂收場。由此，列寧等人的革命想法，在普氏眼中是「無政府主義混亂狀態的一種既有害又瘋狂的企圖」。之所以說俄國不具條件，牽涉的是馬克思主義之原理問題。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裡，列明了一條社會辯證法的基本公式：
「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時，便和它們向來在其中發展的那些現存生產關係發生矛盾，或不過是現存生產關係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為束縛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時代就到了。」
當時，大量數據顯示俄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不足，社會生産力毫不完善，難以稱得上是「變成束縛生產力的桎梏」高階段。甚至連馬克思本人曾說過，他當時的俄國經濟條件不佳，讓俄人要吃多一倍的苦，因為他們不但「受資本主義制度的苦，還受資本主義發展不足的苦」。總之，普氏的看法代表孟爾什維克的立場：俄國必須成功過渡為資本主義社會，然後才具條件發展成共產主義社會。當然，對於列寧及其信徒，上述的主張是徹底地反革命的，是違背了無產階級的利益。無論如何，儘管歷史告訴我們，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最終得勝，奪得權力建立蘇聯，但普氏與列寧有關「革命條件」的爭論，今天仍有討論價值。有學者據此揚言蘇聯不是共產主義國家，也有人指布爾什維克的決定導致日後的嚴重大饑荒，更有人認為列寧的急進主張（不理普氏的批評）是造成蘇聯最終解體的原因之一。
預言蘇聯未來的「遺囑」
最後，當然要提那份惹起爭議的「遺囑」了。在普氏去世八十年後，一份名為〈普列漢諾夫的政治遺囑〉於1999年面世。在〈遺囑〉洋洋灑灑的萬多字中，提到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永遠沒法實現，布爾什維克的蘇聯很快淪為極權專政，蘇聯將依序陷入四大危機，包括大饑荒、分配制崩潰、經濟系統崩潰，以及意識形態危機，最終崩毀收場。讓人震驚的是，遺囑有關蘇聯的部分，幾乎一語成讖。據說，這一份遺囑是普氏臨逝前躺在病床上逐字口述，由他的朋友筆錄而成，然後輾轉落入不同人手中。儘管遺囑部分內容和普氏生前的想法相近，頗多學者質疑遺囑的真偽，更有歷史學者斷定它為憑空揑造，因此毫無價值可言。
總括而言，普列漢諾夫的一生，跟俄國馬克思主義運動的發展史沒法分割。他引入這門新潮思想，後來嘗試制止它帶來毀天滅地的效果，最後流亡海外，黯然離世。普氏的人生若落入文學家手中，也許會把它寫成一幕幕「無為主義」色彩濃厚的悲劇：他沒法抵抗宿命，被過去的自己擊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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