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塔里：被德勒茲效應遮蔽的思想家
作者｜黎子元
「瓜塔里研究」無疑正在成為一門當代顯學。然而「費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這個名字在很長一段時期似乎還只是擺在「德勒茲」旁邊的陪襯，又或者總是由「D&G」（Deleuze and Guattari 的縮寫）這個符號來籠統地指涉。思想界對瓜塔里的長期忽略是對他的虧欠。
德勒茲談自己與瓜塔里的合作模式——【致日本友人書：我如何與瓜塔利一起遊牧式寫作】
經過一番書信往來，瓜塔里與德勒茲在1969年六月首次碰面是以瓜塔里那時候試圖獲得精神分析大師拉岡的賞識卻遭遇冷落為背景。而這次碰面之前，瓜塔里已經從德勒茲同年出版的兩部巨著（《差異與重複》（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和《The Logic of Sense》）的論點中獲得靈感，在巴黎作過題為「機器與結構」的演講。至於德勒茲則對瓜塔里談話中關於精神疾病、療養院實踐，以及拉岡理論等內容十分感興趣。他們一見如故，隨即發生「連結」，兩人超過二十年（1969-1991）相互交錯的思想生涯就這樣開啟了，真是不可思議！這段思想生涯為後世留下了《反伊底帕斯》（Anti-Oedipus, 1972）、《卡夫卡》（1975）、《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 1980）、《什麼是哲學？》（1991）等非比尋常的哲學名著，也留下了無數謎團，例如兩個稟賦迥異的思想家如何協作？如何分辨他們合著作品中某個段落是出於誰的手筆？到底誰影響了誰？而瓜塔里自身的人生經歷與思想發展則更是一個謎中之謎。
隨著瓜塔里生平研究的逐步開展，以及他的著作和手稿近年在英文世界陸續編輯出版，讀者終於有機會更全面地把握他的思想脈絡、核心概念及理論模型。如今我們可以斷言，最初是瓜塔里將「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連結起來，後來 D&G 經常使用的概念如「機器」（machine）、「橫越」（transversality）是瓜塔里提出的，以「群體」（group）的理論視角來批判精神分析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也是瓜塔里引入的基本理論立場。而瓜塔里對拉岡精神分析理論的猛烈攻擊，也讓「反對伊底帕斯三角模型（父—母—子）」、「反對精神分析在家庭概念上的化約主義（家庭=現代核心家庭）」成為《反伊底帕斯》的重要主題。這些理論構想的其中一個經驗來源就是瓜塔里在非正統精神病療養院 La Borde 的臨床實踐。他在這裡工作直到1992年心臟病發作離世。
瓜塔里其實是一個行動者，而並不像德勒茲那樣擅長從事理論著述。在療養院他每日與精神病患群體共處，而德勒茲對精神病人則完全無法容忍。瓜塔里在 La Borde 的同事 Jean-Pierre Muyard——也正是他促成了瓜塔里和德勒茲的會面——就曾將瓜塔里描繪為如同患有多動症的兒童那樣不受管束，這甚至使他感到厭倦。所以《反伊底帕斯》的寫作過程對於瓜塔里而言肯定是一種折磨。完稿之時，不同於德勒茲因找到了一種新的哲學風格而欣喜，瓜塔里則覺得自己陷入空虛，被這本書所「過度編碼」（overcoded）。在尚未開始寫作《千高原》的間歇期，瓜塔里便把精力投放在與文化、政治議題相關的社會運動。在1980年代，德勒茲也許正安坐大學辦公室從事研究工作的時候，瓜塔里則多次訪問了日本，與當地藝術家和知識分子作思想交流，成為一位國際社會運動的積極參與者。
到了1980年代末，德勒茲聲名日盛，而瓜塔里則陷於低潮。人們常常只談論德勒茲而大有「去瓜塔里影響」的企圖。儘管兩人的會面減少，彼此也保持沉默，但毋容置疑，德勒茲和瓜塔里仍然是一對伴侶——有人回憶，在某一年的歐洲冠軍杯決賽夜，德勒茲就趕往瓜塔里家，坐到了這位形單影隻的老友身邊。如果就像他們在協力寫作時那樣，「兩個已經是一群」，想必那個在電視機前觀看球賽的夜晚，瓜塔里便不會感到寂寞了吧。
參考書目：
Felix Guattari, Lines of Flight: For Another World of Possibilities, trans. Andrew Goffey, Bloomsbury Academic, 2016.
François Dosse, Gilles Deleue & Félix Guattari: Intersecting Lives, Columbia. 2011.
Eric Alliez & Andrew Goffey (eds.), The Guattari Effect, Continuum,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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