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 帶來的遠程虛擬世界：公、私界限模糊化後的疲累｜胡雅雯
一場疫情重建了人們對公共衛生與健康的認知，也重塑了工作與教育方式。為了控制這場時間上跨越農曆新年的瘟疫持續蔓延，香港與內地都有推遲返工、返學的措施。但很快，社畜、學生、老師們紛紛表示「宅在家的春節假期比上班還累」、「疫情過去最想見的是可愛的同事們」、「一聽見『網課』這詞，就精神緊張」⋯⋯
政策上假期延長了，但基於互聯網、線上生產力工具和通訊工具，許多公司早已在停滯中緩慢前行；同時，疫情也將探討多時的遠程辦公（remote work）、線上教學推至大眾眼前，成為許多人生活中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從夢想有一日，起身打開電腦就能工作，無需耗時通勤，或隨時隨地處理公務，逃避勞心費力的職場文化，到親身體驗工作與生活邊界的模糊，由網速「評判」的階級之分後，你是否喜歡虛擬辦公╱上堂帶來的改變？
經濟衝擊下，Zoom 成「疫情贏家」
瘟疫持續蔓延的背後，以 Zoom 為代表的視像會議軟件，迅速爆發出衍生需求，成為企業、學校進行線上會議、遠程教學的主要工具。
Zoom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袁征（Eric Yuan）日前就表示，公司、機構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流行的反應，可能導致人們工作方式根本性和永久性的轉變。他認為，疫情（令人們不得不留在家中，從而改變了平日聚集於有限空間內辦公的方式）令人們意識到遠程協作的必要性，可以更好地理解這種工具，並將極大地改變工作景觀（landscape）。同時，在被問及如何轉化收益時，他也說：「彼此之間的同理心（empathy）、人文關懷（humanity）和支持比收益增長更重要。」
由此，瘟疫中呈現出了兩種「全球化」：病毒全球傳播，令人們彼此區隔——足不出戶、在家辦公、聚集性活動取消、外遊推遲，而在互聯網及遠程技術的支持下，人們又得以連接，以另一種方式繼續辦公、教學、參加活動等。真實空間中受阻的事務，在虛擬的空間中得以繼續，技術令我們以非現實的方式在場。也不論 CEO 如何煽情地拋出一段人文關懷的自白，自1月下旬以來，在市場普遍低迷的大環境下，Zoom 和其他遠程互聯網生產力工具的股票一路飆升，成為逆境中的贏家。
公、私領域界線模糊化後的疲累
遠程視訊工具真的讓技術開發者更具同理心，或令技術更加有人文關懷了嗎？持積極態度的使用者認為，虛擬遠程辦公自由、舒適，不去 office 省得天天化妝（有些視頻程式緊急開發了視頻美顏功能）；若是能保證工作質量，日後有些企業還可以節省租金⋯⋯
然而，隨之而來的更多是一系列問題。首先，虛擬辦公室加上早就入侵生活的遠程通訊程式——E-mail、WhatsApp、Messenger 等，模糊了工作與生活之間的邊界。「得益於」 Zoom 和通訊工具的「雙管齊下」，工作者不得不一周七日隨時待命，時時無休。有小朋友的上班族就更加痛苦：湊小孩還是開會好呢？這是個大問題。也有老師在社交網站分享，繼家人叫吃飯、寵物入鏡後，開始有家長參與課堂討論，發表高談闊論了。在新媒體的世代，如果說明星用 IG、Facebook 與各種直播平台分享自己的私生活，代表了技術發展中私領域向公領域的入侵；那這次的虛擬辦公則揭示了公領域向私領域的滲透，及其打破原有平衡所帶來的問題與倦怠感。
從前，時間的分割——上班與下班時間，造就了空間的聚合與離散，決定了同一時間點上聚集的大量個體；而現在傳染病不再允許這種空間聚合，原有已經習慣了的時間分割也被打破。事實上，工作與生活的時間分割對於現代人而言，同時意味著一種懸置或延遲。當我們在勞動場所這一公領域工作時，幾乎所有私人事務被延遲到下班後，個人慾望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壓抑，從而能將絕大部分部精力用於應對工作。
如今，公私領域滲透、融合，時間分割模糊不清，原有平衡被打破，一些此前延遲處理的事變得不得不給予迅速反應。更進一步，此種情還迫使人們重新適應——無論是身體還是精神，建立新的平衡。
另一方面，同樣如包曼（Zygmunt Bauman）所言，網絡技術帶來了「想連線就連線，想下線就下線」的現代性特質。有網友反映了一類「監工」型老闆：只要看不到你，就覺得你在偷懶。因此，時時連線成了保障監督的便利方式，當技術帶來的特質遇上人際問題，液態現代性中的不穩定性也成了人們亟需適應的方面。在新的邊界與平衡建立起之前，個體因以上現實感到壓力陡增，也因無力改變而無奈、沮喪。因此，儘管可以享受遠程辦公便利，卻也時常感到一種不同於在辦公室工作的疲憊不堪。
網速與網絡硬件下的隔闕與階級
其次是網絡╱數據中介下的生活質量和精神狀態。平日可自由安排的消閒、社交活動幾乎取消，工作、學習突然間全由網絡支撐，於是大家發現，自己的生活質量與精神狀態也開始由網絡通訊的質量決定：有老師因網速影響教學質量而惱怒，有學生為脫軌的網絡信號而崩潰。
的確，一方面，有如 Zoom 這種非物質產品，最為依賴的莫過於高速的信息傳輸技術，這是其得以使用的前提條件；另一方面，移至虛擬空間的人際關係——不論是接收、互動還是溝通協調，其質量高低也與網絡流暢與否有很大關係，不暢通的網絡直接影響的是訊息傳遞與意義傳達的缺失。儘管網絡技術飛速更新迭代——5G 技術及由 Wi-Fi 4、5 升級而來的 Wi-Fi 6 相繼研發、應用，但技術的不穩定性仍不可完全避免；網絡使我們得以遠程相見，但這種被網絡數據中介了的交流從原來只佔生活的一小部分，而如今，足不出戶、聚會取消，原有社交方式幾乎全由網絡取代，此種不適應感也令人倦怠。
更極致的情況是，人們發現，時至今日在大眾眼中極度普及且並非昂貴的網絡、電腦等電子器材，其實未必覆蓋得到一些基層家庭。無力購買這些設備和器材、不懂得如何處理複雜網絡程式的群體仍大有人在，尤其是那些本就蝸居劏房、掙扎在貧困線以下的階層。「停課不停學」的網上教學安排了，但在接收不到任何支持的情況下，這些家庭的孩子們可能需要到公共的地方蹭網或向他人借設備，否則隨時都會陷入「停學」和失去人際交往的狀況。
說好的同理心與人文關懷：科技真的以人為本？
由此可見，所謂技術帶來同理心和人文關懷，目前只是一種大而化之的理想狀況。技術的確帶來便利，在現今的非常規、緊急狀態下令人們得以足不出戶實現工作、學習；但在實際應用中，人們或許並不感到自己的需求和慾望被很好的理解和尊重了。更有報道指出，Zoom 等遠程生產力程式和通訊工具，在此次應用中更加突顯了個人信息洩露等隱患。事實上，由技術產生的倫理問題大多如此，技術的可行性、可實現性仍是開發過程中的首要考慮因素，而其所衍生的問題並沒有在設計過程中得到足夠的重視，甚至違反此兩種價值。
來到遠端教學的問題，為何老師、學生都對網絡教學不適與存疑？為何我們迫不及待希望疫情早日結束，與同事、朋友們相聚？面對面的真實相處為何對於我們如此重要？就讓我們在接下來的文章中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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