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讀卡繆《瘟疫》：疾病是荒謬的隱喻｜胡雅雯
存在為何？荒謬為何？曾幾何時，我們日復一日返工、返學，在毫無驚喜和變化的日子裡，發出人生意義的追問。而如今，疫症之下，當生活被推往猝不及防的例外狀態，種種荒謬顯得更加光怪陸離。
自帶威脅的「瘟疫」本身
早在《瘟疫》（The Plague）中，卡繆就預言了現時疫症之下的動蕩不安，時至今日再度回看，故事的劇情與當下我們面對的處境如出一轍。當往日平凡無奇的奧蘭城，出現大量死老鼠，有人開始發熱患病，以卡斯特爾為代表的醫生迅速判斷這是瘟疫的征兆，然而政府和另一些醫生卻遲遲不肯面對這一事實，省長要求醫生「正式確認這是一場瘟疫」。於是，如何為這一疾病命名成為又一個事件：一旦名稱被確定下來，便意味著不得不面對災難的降臨，而「瘟疫」這個詞似乎就自帶威脅，不論現實如何。
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中，論述了醫生對癌症患者隱瞞病情的論述，認為惡疾本身就被賦予了恐怖的意味。不僅如此，她還指出，「疾病是生命的陰暗面，是一重更麻煩的公民身份。」
隨後，政府很快就下達了封城的命令。卡繆寫道：
這樣，瘟疫給市民們帶來的第一個影響是流放之感。……我們心靈深處始終存在的空虛感確是一種流放之感，一種明確清晰的情緒，一種焦心的回憶之箭，一種荒誕不經的妄想，不是妄想年光倒流就是相反地妄想時間飛逝。
隔絕狀態下的人，疫症消失的狂歡
隔絕狀態首先帶來的是情感的煎熬，小說中，市民先是「鼓足勇氣接受考驗」，然後開始以回憶代償。這無疑也是現時武漢和許多被封閉地區在抑制病毒蔓延之下的境況，在「新的」生活狀態裡，無不充滿了種種浮沉的情緒。於是，疾病給個人命運帶來的考驗便是讓個體前所未有地察覺個體與集體命運的休戚相關。
曾經我們認為，「一個人染了病就會不一樣」這種觀念在小說中，被無限放大；而時至今日，這卻彷彿成為不斷變換的日常。疾病能夠作為災難的隱喻，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它不僅作為一種負面經驗——使個體被削弱、被限制，更在人群之間帶來分離線，教人不得不直面孤獨與死亡。
最後，當疫症消失，城市陷入狂歡之中，對曾有的恐懼隻字不提，彷彿想要迅速否認自己曾經置於那樣荒謬的生存境況之中。當疾病成為災難的恐懼，奧蘭城居民所想掩藏的內心創傷，正表示瘟疫作為災難的隱喻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因難以直面更加明顯。
面對瘟疫的宗教與個人道德感召
面對瘟疫，有宗教信仰的，例如基督徒或天主教徒，大抵會將這一事件歸結為人對神的不虔誠，對自身行為不約束，瘟疫便是對人的懲罰。《瘟疫》中的帕那盧神甫亦是如此，更進一步，他還認為瘟疫給了人們愛神的方式——那些被瘟疫奪去性命的人，恰恰是得到了真正的永生，因此，只要虔誠禱告，神便自有安排，畢竟人的盡頭是神的開始。相對而言，里厄醫生卻很明確：
我至死也不會去愛這個使孩子們慘遭這麼多的上帝創造物。
故事中還有一位人物塔魯，在「人的盡頭」面前秉持著另一種態度，就是求得「內心的寧靜」，這也成為他行為的動力。因為檢察官父親對罪犯判處死刑的事打破了他內心的寧靜，讓他看到個體生命被奪取的現實，他由此拒絕任何使人死亡的事。相比於神甫，塔魯的追求是一種道德層面的，爾後，他自願加入對抗疫情的行動中。但卡繆也沒有對道德層面的英雄主義加以頌揚，最終，塔魯還是在疫症即將消散的時候，染病死去。
由此，人物不同的選擇中顯示了疾病作為災難、宗教和道德的隱喻，而在這種種行動中，崇尚「薛西弗斯精神」的卡繆，給出了自己認可的答案——反抗。里厄醫生選擇了與抽象觀念和客觀事物鬥爭的道路，將種種隱喻的外衣剝掉。
英雄主義應該處在什麼位置
但從卡繆自己對《瘟疫》中不同人物行動的設置，也可以看出他所提倡反抗並非一元的，而是隱含著矛盾與悖論。他承認災難之中某種道德層面的英雄主義，又對此保持警醒，認為「好心」可能會變壞事，英雄主義也可能變成某種謀殺，成為「想超越人類去尋求連他自己都想不清楚的人」；而對於他更加肯定的反抗者里厄醫生，卻是「毫無英雄氣概」，「使英雄主義回復它應有的次要地位，從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當要求，而只能居於此要求之後」。
此外，在個人幸福與社會責任之間，里厄醫生也顯示出搖擺的曖昧態度。當記者朗貝爾想要離開封閉的奧蘭與情人相會，請求里厄開具一份未染瘟疫的證明時，里厄拒絕；朗貝爾指責他「生活在抽象觀念裡」，里厄此時認為，「在某種意義上這位記者是對的」，但「有時抽象概念比幸福更有效力，那時，也只是在那時就必須重視抽象概念」。 但當朗貝爾職責塔魯的英雄主義是一種「理念」時，里厄卻反駁道「人並不是一種理念」。最終，里厄得出結論：「人不能夠又治病，同時又知道一切。那我們就盡快治愈別人吧。這是當務之急。」
卡繆繼承了笛卡兒的普遍懷疑和康德的批判之路，指出人類向來出於理性會對存在的意義發問，但是又無法給出充足的答案，這種不可能之間的吊詭，就是人所要面對的絕境，所以他在《薛西弗斯神話》提出了著名的「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只有一個，自殺」。
《瘟疫》中，卡繆亦先意識到的了人必死的命運，因此他不能認同永生與來世的信仰觀念，而要「人正視荒誕命運」，在沒有上帝的依傍下，勇敢地「盡我的職責」，在反抗中顯示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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