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勒：讀黑格爾出身的酷兒理論家
作者｜黎子元
一位讀黑格爾的酷兒理論家與其他不讀黑格爾的酷兒理論家有什麼不同之處呢？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這位在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文學等領域引發激烈辯論，其性別理論、酷兒理論在當代思想界造成廣泛影響的美國後結構主義理論家，她的博士論文就圍繞著黑格爾和他的《精神現象學》展開。獲得博士學位後的第三年，這篇論文於1987年出版成書，題為《Subjects of desire: Hegelian reflec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France》（第一版），考察了法國思想界包括科耶夫、伊波利特、沙特、拉岡、德勒茲和傅柯等思想家對以「主體」為核心概念的黑格爾哲學的接受與挪用。
這本很有分量的專著之所以不如她的後期名作那麼為人所樂道、被廣泛引述，大概因為這本書寫得實在太過艱澀、文字太過稠密，讓人感覺這時巴特勒的學術涵養還不夠成熟。她後來的著作儘管照樣有很多人高呼讀不懂，但對於那些能夠準確把握其思想脈絡的讀者而言，這些著作則寫得思路清晰、層次分明，讓人讚賞其理論論述的深厚功力，欽佩她討論問題的層次非其他女性主義理論家所能企及。這不能說不與她在閱讀黑格爾時得到的思維訓練關係密切。因此，巴特勒的理論成就並不能被「性別研究」、「女性主義」的標籤所涵蓋。同樣地，她的理論發展也逐步超出了後結構主義的藩籬。
其中一本充分體現巴特勒深厚的黑格爾辯證法功底的著作，就是1993出版的《身體之重：論性別的話語界限》（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批判西方形而上學傳統是這本書首要處理的問題。通過引述伊拉格雷（Luce Irigaray）對於柏拉圖宇宙生成理論的策略性閱讀，巴特勒揭露了以柏拉圖為代表的西方男性哲學家如何費盡心思，一再否認女性特質的本體論地位（即否認其「存在」），並通過將女性特質排除出形而上學體系，以維持這個體系的自我運轉。相應的，在形而上學體系內部的男性特質與女性特質的二元對立則完全是建構出來的虛假的二元對立，其中的女性特質只是經過了體系加工改造而得出的效果，不能與真正的女性特質相等同。
在這個意義上，被排除了的女性特質便成為了對體系而言的「過量（the excess）」。問題的關鍵就在於，對過量女性特質的排除這項操作本身便成了整個體系得以順暢運作的前提條件。巴特勒對西方形而上學傳統隱晦秘密的曝光，顯示出這個系統並非自給自足、無懈可擊，相反，它脆弱得很，隨時面臨過量女性特質反過來對它的突然襲擊，干擾其順暢運作，乃至顛覆其秩序。這便為女性主義批判提供了邏輯架構上的有力支撐。倘若欠缺黑格爾辯證法的訓練，巴特勒大概就如同其他流俗的女性主義者一樣，無法將關於性別問題的討論推進到視排除作為必要條件的思維層次，而只能淪為一種圍繞虛假二元對立打轉的虛假批判。
述行與操演
性別問題只是巴特勒的研究起點，身份問題則幾乎貫穿她的全部研究，而操演理論（performative theory）則是她探討身份問題的理論工具。操演理論的逐步發展引領著她的理論研究不斷深化。巴特勒對於操演性（performativity）的第一個階段的理論探討始於上個世紀80年代，以1990年出版的《性別麻煩︰女性主義與身份的顛覆》（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為總結。舉例來說，巴特勒的問題意識在於質問，為甚麼產房中負責接生的醫護人員通過宣佈「這是一個男孩／女孩」便界定了嬰兒的性別？為甚麼婚禮上證婚人通過宣佈「你們現在成為夫妻」便認證了一對新人結為夫妻的事實？巴特勒的思考借助於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s theory）。
從上邊例子可以看出，語言表達（linguistic utterance）有一種特性，即在表達行為發生的同時也致使某些事情發生或成為現實。這便是巴特勒藉助「操演性」概念提出的洞見。巴特勒認為我們的社會存在各種具有生產性的話語和表達，將說出的履行為事實，形成強制性規範。性別身份就是經過這些言語述行的重複操演與積澱而被建構出來。這就好像我們去洗手間時，總會根據男女有別的原則選擇帶有不同標誌的房間，久而久之就形成習慣和規矩。她寫到：「在性別表達的背後沒有性別身份；身份是由被認為是它的結果的那些『表達』，通過操演所建構的」。
到了2015年，巴特勒出版《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記錄自己自新千年以來參與社會運動和遊行集會（包括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的思考所得。書中，當代大規模集會和示威遊行中的操演性問題成為討論的焦點。她將操演理論推廣到身體行為的領域，思索言語操演形式（forms of linguistic performativity）和身體操演形式（forms of bodily performativity）之間的交叉關係，檢視集會與示威中身體的具現如何宣示「要被看見的權利」，如何抗爭乃至打破當代社會的教條與規範。她寫道：「集結所意味的比已經言說的要多，而那種表意模型是一種協調過的身體施行，一種多樣性的操演形式」。
就在眾多身體無意之間的協調與行動中，巴特勒看到了擾亂體制的潛能。從言語述行到身體施行，巴特勒操演理論的發展也推動她的思考逐步越出話語建構理論研究的種種局限，拓展到更為一般性的能夠產生新事物和造成現實效果的表達行為。顯然，巴特勒不滿足於像其他後結構主義理論家或解構主義批評家那樣，把研究對象僅僅局限在文本和話語。
巴特勒現在擔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修辭與比較文學系馬克辛・艾略特講座教授，同時兼任歐洲研究學院漢娜・鄂蘭講座教授。然而，她並不把自己的工作局限在學術界，還活躍於社會運動的第一線，針對社會事件（如倫敦騷亂、挪威奧斯陸槍擊事件）發表公眾演說，參與華爾街佔領運動。她的酷兒理論也成為一些 LGBT 團體的指導思想。
2010年柏林的性少數群體向巴特勒頒發獎項以表彰她的貢獻，不過巴特勒卻拒絕了這個獎項，原因是在她看來，德國當時對待移民的政策並不恰當，穆斯林受到不公待遇，而且在 LGBT 團體內部還存在針對有色人種的歧視。
延伸閱讀：巴特勒｜相互依賴性和非暴力：個人主義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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