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日本國民作家憑一部「無頭無尾」的小說出道？
今日是日本大作家夏目漱石誕辰一百五十三週年。夏目漱石是公認的「國民作家」和明治時期最重要的知識分子，生前是日本最暢銷的文學家，死後在日本人心目中也享有崇高地位——舊版一千日元紙鈔上印著的就是他的頭像，他的文章也是日本教科書的範文。2017年，為慶祝漱石誕辰一百五十週年，新宿區政府在他的舊居開設「漱石山房紀念館」，展覽作家珍貴的手稿和書簡（包括小說《道草》和遺作《明暗》的手稿）。漱石山房是作家生前舉辦星期四文學沙龍的地方，紀念館也舉辦了文學講座、設立讀書咖啡廳，延續國民作家的精神。
夏目漱石本名為夏目金子助，1867年今日生於江戶城馬場下町（今東京新宿區），一年後明治天皇就推行維新變革。他的家族據說是名門望族，祖父和父親都是「名主」，即區內的行政代表。
漱石出生時家道經已中落，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明治維新改革行政制度，夏目一家也隨之失去名主的身份地位。漱石是家中最小的兒子，他有四個哥哥和一個姊姊，另外還有兩個同父異母的姊姊。因為家境衰落，而且還要養活他的哥哥姐姐們，漱石出生不久就送到別家當養子。據稱第一個養家是靠賣二手家具為生，漱石每晚就睡在街邊一堆舊家具中的小竹籮。不久他又被送去第二個養家，八九歲時養父母離婚，於是輾轉送回親生父母家，但並沒有更改戶籍。父親因為覺得自己有好多孩子，從未愛惜過漱石，只會給他飯吃。另一邊廂，養父也一心等著漱石長大，然後靠打官司把他奪回來。在生父和養父眼中，漱石只是一件貨品。童年的坎坷經歷，對於他日後倔強而孤獨的性格不無影響。
中學時期的漱石喜歡漢學，在私塾學校讀唐詩、唐宋八大家散文、論語和孟子等。這段時期，明治維新運動正在「文明開化」的口號下加緊推行。西式建築鹿鳴館在内幸町街建成，銀座大街的電路燈在夜間逐一燃點，街上通處都是穿戴西服的行人。西學也一時成為日本的潮流，學生不學西學和英文就難以進入高中和大學。漱石也不得不順應時勢，放棄漢學，轉讀西學，後來他也在西學中確定了專研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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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的名字來由
夏目漱石學生時期的深交就是俳句詩人正岡子規，兩人的友誼也是日本文學史的佳話。他們經常互通書簡，切磋文學。漱石以往的同學沒有一個對文學真正感興趣，子規就是他遇上第一位認真對待文學的朋友，子規也教導他如何創作俳句。1889年，子規寫成詩文集《七草集》，漱石讀後大受刺激，決定也要動筆創作。同年他就發表漢文遊記《木屑錄》，第一次用上「漱石」這個筆名。
「夏目漱石」這個筆名也有典故，語出《晉書．孫楚傳》。話說魏晉年間，年輕的孫楚想過隱居山林的生活。孫楚想對友人王濟說「枕石漱流」以示隱居之志，卻不小心說錯成「漱石枕流」，情況猶如香港某鍾氏議員錯把「子虛烏有」說成「子烏虛有」。孫楚自然被王濟揶揄：「流可枕，石可漱乎？」，但他的腦筋比鍾議員靈活，情急生智道：「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枕著水流是為了清洗耳朵，用石頭漱口是為了磨礪牙齒）。夏目金之助看過這則典故，大為欣賞孫楚的急才和不服輸的頑強意志，於是就起用筆名「漱石頑夫」發表漢詩文集《木屑錄》，後再名為「夏目漱石」。
漱石大學剛畢業就當上中學老師。這時期他對人生感到特別苦悶，因為自己最初是懷著「要用英文創作出色的文學著作」的抱負選擇修讀英國文學的，畢業後卻對文學一竅不通。至於中學教師這份職業，也完全提不起他的興趣。中學教師的經歷後來也成為小說《少爺》的背景。
1900年起，日本政府決定派遣中學老師留學英國，漱石就成為國家的第一批留學生。由於文化差異，錢又不夠用，加上沒有幾個朋友，在倫敦的生活相當不愉快，外界甚至風傳漱石精神失常。兩年後他就啟程回國，在東京大學教授英文。雖然教學任務很重，漱石仍然抽出餘暇，開始動筆創作。他的處女作就是著名的幽默諷刺小說《我是貓》（吾輩は猫である，1905）。
《我是貓》，吾輩は猫である
《我是貓》的創作緣由，是《子規》雜誌主編虛子向漱石邀稿，漱石就寫了一篇短篇給他。當時沒想好題目，就照用第一句「我是貓。名字呢⋯⋯現在還沒有。」作為題目。本來只打算發表一回，不過讀者反應良好，於是主編又讓漱石續寫下去，小說就這樣一回接一回寫下去，一直寫到第十一回，終於成為長篇巨著。
《我是貓》至少有兩個創新的特點。第一是它借用貓的眼睛觀察世界，這隻「神貓」在主人公苦沙彌家生活了兩年，小說寫的就是貓眼看到的有趣見聞。第二點就是它並沒有小說慣常的情節結構，漱石就形容它像海參一樣「無頭無尾」，畢竟原初也不是打算作為完整小說開始寫作。當時日本文壇的視野較窄，作品不外乎男女愛情小說。小說假借貓眼，其實是諷刺日本社會在明治維新變革下的眾生相。
《我是貓》的諷刺文體在當時日本文學史上是不可多得的。《我是貓》的成功，使漱石毅然踏上專業作家之路。1907年起，他就辭去大學教職，在《朝日新聞》專心寫連載小說，寫出《虞美人草》、《從此以後》（それから）、《心》（こゝろ）等著名作品。貫穿夏目漱石所有作品的主題，都是個人對於孤獨與疏離的掙扎，這又與日本面對現代化所帶來的身份危機碰巧重疊，而漱石的作品總能提供新鮮的角度切中日本社會的弊病。而他對社會現代化發展的思考，個體與社會之間如何平衡的思考，直至今日仍然值得我們深思。僅以他在著名演講「我的個人主義」（私の個人主義）的一段話作結：
我說過，國家毋庸置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我們不需要像個小丑般從早到晚嚷著國家怎樣怎樣……一個豆腐佬賣豆腐並不會說是為了國家好，他的目的就只是賺錢過活，僅此而已。可是，當我們想及他對社會的貢獻，無論他的動機為何，我們也可以說，他間接地為國家作出貢獻……但假若一個人說自己吃飯是為國家好，洗面是為國家好，就連上廁所也是為了國家好，這情況就壞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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