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齊澤克：後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分析與政經分析侷限｜方川明
作者｜方川明
作為後馬克思主義者的齊澤克
齊澤克（Slavoj Žižek）的著述龐雜，他的後馬克思—德國觀念論—拉岡派路線往往受到諸多百樣的批評。比方說，在德國觀念論方面，美國哲學家 Robert Pippin 認定齊澤克不是一名貨真價實的黑格爾主義者，而是掛羊頭賣狗肉的祈克果、謝林式的觀念論者。平心而論，因為齊氏的理論近年來是以巴迪歐的「事件——被事件徵召的主體」為主軸，（在齊氏的詮釋下）乃是一種有賴於個體主觀性的信仰邏輯，箇中有著濃烈的祈克果式的「信心之跳躍」影子，難免惹來 Pippin 的反感。至於馬克思主義方面，更是飽受抨擊。當然，面對——根據齊氏的說法——傳統左翼的嚴厲指責，他自己毫不諱言地承認：仿效鄧小平奪權後對老毛的評價，他是30%確然、70%非然的馬克思主義者。總之，我們無視他的花言巧語，並歸之為標準的後馬克思主義者便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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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至終，齊澤克斷定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社會實驗是挫敗的。換言之，姑勿論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崩解的蘇聯、鐵托（Tito）治下的南斯拉夫或是今天仍掛著「社會主義」旗幟的中國（更枉論待在旁邊的北韓了），在齊氏的眼裡都是失敗的。按齊氏自己的說法，它們要不是自行瓦解，就是修正為資本主義制度的復辟了，後者是「掛上社會主義面具的資本主義」。更甚者，齊氏認為上述的紅色政權國家全都是「理性的狡黠」（the cunning of reason）的產物，即是作為政治概念的「共產主義」通過具體的實踐來揭露得出的真面目（概念的整體）；它們都是披上自稱進步、人民專政的外衣，實質倒退至史前血腥主奴關係的恐怖極權主義。由此，面對現今的政治處境，也就是社會主義國家退潮，全球化資本主義旗開得勝的時勢，齊澤克本人在各種場合聲稱，當今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還有的話）不應試圖戀物地複製列寧在1919年做過的事，或準確的說，不能 copy and paste 蘇聯模式；與此同時，齊澤克亦呼籲馬派份子要敢於「想像」，但千萬別妄想一種與現實截然相反的烏托邦圖景（據說是「純粹的意識形態」），而是針對現實情況，進行小修小補的政制改革。在此，齊氏經常舉的例子是在奧巴馬時期，美國政府倡議的一系列醫療支助金福利政策；儘管看似微不足道的醫療措施，他讚許是一種撼動美國社會結構的好嘗試。
有關馬派理論的問題，我們先在此打住；因為它牽涉齊氏的意識形態分析策略，將於下文詳述。
大他者與分析師的疑難
至於齊氏論述的第三個理論核心：精神分析，經過齊澤克的個人詮釋後，也是頗受爭議的。對於傳統的拉岡派來說，作為一種「學術明星」的狂熱現象，齊澤克是帶有悖論性質的：一方面齊氏嘗試透過文化、政治批判來重新激活拉岡的理論；另一方面他沒有清晰地交代拉岡派理論跟社會現象的連接點，即是其理論前設的問題。某程度上，正如一般的追星效應，他引起了學界爭相模仿及理論濫用、亂用的後果。也許，面對上述質疑，齊澤克會——以黑格爾主義者的身份——回應一句：嗯，我們只能透過實踐，即是從結果回溯前設，才能發現自己不自覺地預設的理論前題。是故，他才瘋狂地作理論實踐，不停地書寫，進行阿圖塞所說的「理論的勞動生產」。但話說回頭，我們千萬別忘記一點：事實是，在臨床實踐上，拉岡的治學對象從來都不是（作為具備了官能症狀的主體的）社會，而是現代社會—家庭裡的獨立個體。
當然，熟悉精神分析治學史的讀者會說，即便是學派的老祖宗，即佛洛依德本人，也曾寫過好幾本人類學、社會學的專書，比如《圖騰與禁忌》和《摩西與一神教》等。故此，精神分析從不是跟人類社會層面絕緣。況且在拉岡派的理論之中，早就涵蓋了社會的維度：大他者，一個涵蓋了他者維度的結構位置，可以擠入母親、老師及具體的社會等東西於其中。據說，親歷「穿越幻象」的人（包括齊澤克本人）都明白「大他者不存在」的道理。然而，情況類似笛卡兒的「臨時規範」方法論，即在絕對懷疑的過程中，當懷疑者否定了一切存在根基後的策略性避世小屋（補：笛氏把懷疑比喻為拆屋），好讓抱持懷疑者不致於喪失神智，仍然有「物質」所支撐。同樣地，齊澤克多番提到「大他者的他者」的概念。簡言之，是指其他同樣生活在社會中，並預設大他者存在的人。也就是說，即便像齊氏那股的人，他們清楚知道「大他者不存在」，但還需要面對其他相信「大他者存在」的他人，後者使「大他者」的效能仍得維持。總言之，拉岡派的理論本來是涵括社會面向，甚至視之為相當重要的構成因素，所以是別具唯物主義色彩的。
然而，問題是來得更複雜。它不單是內容上的疑難（分析的對象為何），更是形式上的問題（分析的方法本身），皆因它涉及了分析師位置（即齊澤克的位置）及問診的主體位置（即齊澤克分析的對象）之疑竇。齊澤克之所以經常談論電影，這絕非個人嗜好那麼簡單，乃是一門方法學、分析的手段。重點是，他從來不是分析電影本身（film-as-such），而是分析大眾對個別電影的輿論或看法。換言之，為了鎖定社會中某些成問題的主體，齊澤克必須借電影為切入點，尋找社會民眾對電影的一般看法，並診斷社會主流的意識形態徵狀。所以說，在齊澤克眼裡，電影之幕彷彿變成了一面鏡，它非但聚集了社會大眾的注視，還拆射出觀眾們的扭曲慾望。然而，關鍵之處（仍然）是：誰是被分析的對象？誰是慾望背後的主體？就此，我們可作適宜的猜測，難不成齊澤克筆下——假定被作為官能症徵狀的——的社會問題，都是他本人投射在社會大他者上（或準確地說，大他者的他者）的鏡像疊影嗎？要知道，在拉岡的標準分析程序中，分析師和被分析者必經「移情」及「分析師的慾望」雙線並行的辯證過程，但齊澤克的分析過程卻有意無意地忽視了此程序。有別於布迪厄那種——看似偏執狂式的——不斷自我反省的社會學方法學，齊澤克在公開場合中時常透露不喜歡、甚至拒絕分析自己，據齊氏所說，這是極為自戀和噁心的行徑。然則，這種過份乖張的反應，難道不正是性倒錯式的防禦機制（即，拒認）嗎？更重要的是，問題連繫至「分析師的位置」及「被分析的對象」的互動層面中最糟糕的壞情況：作為分析者的齊氏，他投射了自己的慾望在（被他設置的）分析者之上卻不自知，結果一切淪為自說自話。由此，我們可以把上述問題稱作「理論家的盲點」。由於受盲點所限，難怪在《暴力》裡，齊氏最終訴諸一種相較地被動的班雅明—阿甘本式的「神的暴力」：一種純粹的秩序性暴亂。至於騷亂的原因，我們是無法從日常的象徵秩序及由想像關係主導的藝術媒介中發現的。它是真實界乍現的瞬間，就像一道巨大裂口，用來填補社會象徵秩序確立以來的傷口。同理，為了強調這一個「理論家的盲點」，我們大可以後設地想出「大他者的他者的他者」，即：其實人人都知道「大他者不存在」，但正是人人假定了「大他者的他者」的存在，即假定其他人仍舊設想大他者是存在，「大他者」的效能才得以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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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澤克的「後工業化」論
如果略嫌上述的批評未夠有力（它仍停留在方法上的層面），那麼讓我們聚焦於齊澤克的意識形態批判的原理之上。
眾所週知，儘管齊澤克本人從沒明確地交代，他的意識形態原理是承自阿圖塞的意識形態公式，並加上一點拉岡派的理論修正。換言之，齊氏的公式：「個體與其真實存在條件的想像性關係，以及象徵性關係的一種『表徵』，以及其帕斯卡式的踐行效果」。簡言之，有別於阿圖塞的「想像」（補：即廣泛的人皆接受意識形態的徵召，他們跟社會後天賦予的想像形象無縫接合），齊澤克認為意識形態之所以「營運」成功，在於社會中的各式個體沒法被徵召；就像卡夫卡筆下的小說人物般，社會中的個體永遠與（沿用阿氏說法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有一道無法撫平的鴻溝，並按從「大他者的他者」策略，即為保持（由想像及象徵關係構成的）現實的穩定，進行的一連串投機取巧的踐作行為。換句話說，在齊氏眼中，針對據稱是「後意識形態」和「後冷戰」的今天社會，那些自稱是「獨立、自主」的理性人，全都是支撐著意識形態的踐行主體，意識形態透過各種儀式性的或未言明的無意識踐行效應得以維持。假如齊澤克同樣犯了理論家的盲點又如何？然則，齊本人中了阿氏所說的意識形態特徵又怎樣？在齊氏編輯的專書《圖繪意識形態》的序言中，他提到阿圖塞的另一袪魅法寶「徵候閱讀法」，是「意識形態」概念在自在階段的衍生對策（補：當然，齊本人的意識形態概念是「自在自為」的新高度了）。所謂「徵候閱讀法」是阿氏攜同一眾門生研讀《資本論》後獲得的成果，即透過對照理論所指涉的對象及事實之間落差，繼而清除理論裡的失實的意識形態雜質，讓理論家（或讀者自己）直視未被扭曲的對象本身，達致一種範式轉移，也就是阿氏版本的「穿越幻象」：認識論的斷裂。在一篇政論〈1968年抗議的遺產：一場左翼的革命是如何幫助資本家獲勝的〉中，齊澤克志在粉碎西方左翼對「法國68運動及其時各地的左翼運動」的戀物式迷戀，他斷定68運動非但沒撼動資本主義，其中一些當年看似激進的主張，更是補充了資本主義的不足，演變成今天的強勢形態。68運動針對工廠、家庭及學校等機構之上，催生了資本主義的「後工業化」、「多元成家」等浪潮。譬如說，在工業的方面，齊澤克認為資本家經此一役，變得越來越「人性化」，他們放棄了陳舊的福特式廠線生產，改為更加「自主」、「彈性」的僱員工作形式，甚至漸漸變成今天多元的、非強制性的 freelance 工作形式。此外，除了關注工人的自主度，據說資本主義變得愈來愈「關心他人」，慈善事業也變成了消費活動的一部分。就此，齊澤克再一次老調重彈，提出「Tom’s Shoe」的例子（只要你在美國買了一對鞋，該公司同時派發一對鞋送給非洲難民）證實自己想法。然而，稍為對全球資本主義制度略有認識，都知道齊澤克所說的一切，是頗為失實的。西方左派對68運動的非理性迷戀固然要粉碎，但齊的駁斥之說卻是另一種意識形態，它是對政治經濟徹底無知的「理論成果」。正如李嘉圖派主張的比較優勢，參進了全球貿易網絡的世界各國，會因應經濟情況專門化，主力出產國內的單一優越品，改為對外購入本國沒優勢生產的產品。若用「人話」來說，如果 A 國受物質條件所限，國民需要一年時間來生產單一瓶紅酒，但可以按同樣的時間生產一噸鐵軌模板。那麼 A 國會放棄紅酒產業，主力生產模板，並向 B 國購入紅酒，或對同樣受環境因素限制，而放棄出產鐵軌的 B 國兜售軌道模板。哪怕是 A 國本身的紅酒遠比 B 國優良也好，B 國本來有的軌道模板比 A 國的精良都好，總之，全球化的資本主義讓參進一腿的國家專門化、生產單一化。事實根本與齊氏的無稽之談無關，是全球各地逐漸產業單一化，才引致好些「第一世界先進國家」（包括法國）出現齊澤克所謂的「後工業化」情況。當然，李嘉圖派的比較優勢是一種貼金的說法，用以掩藏跨國的金融資本的暴戾一面。比較優勢假說把全球範圍內的國家，描述成各有所需似的。它們所施其職，有的國家負責提出資本，有的國家負責提供製造生產配件，有的國家負責提供勞動生產力，然後大家共同享得成果。實情是，先進國家的資本集團基於工資、成本等考慮（發達地區內的工資、製作成本總是比較高昂），繼而把資本投資在成本低廉的落後地區設廠，生產各類廉價的產品。此外，先進國家及跨國的資本家可以用低價錢賺入這一批產品，然後在其他相較發達的地區或同樣的落後國家以高價售出，從中撈取大筆利潤，達致資本的擴大；情況仿如某種重商主義的復辟，被壓榨的永遠都是落後地區的工人、貧民。上述過程，才是某國出現「產業單一化」的起因。故此，只要把客觀的事實和齊氏所言的「後工業化」奇想相對照，我們便得到重要的範式轉移：從狹窄的西方學者視點，改到宏觀的國際政治經濟視野。由此，我們發現西方左翼（包括齊澤克）身處的「沒有工人、無產階級學說已經過時」的先進西方世界，從來是第三世界落後國家的血汗民膏所支撐，是受惠於跨國資本的便利。
「一國社會主義」的失敗
總括來說，齊氏一直有上述的局限，引致他沒法好好掌握當刻的政治現實。重返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改從具體的政治經濟視野觀照「現實存在的共產主義國家」，而非齊氏的所謂（泛黑格爾主義的）「共產主義概念說」，我們見到的是一國主義政策引起的問題與災難，那些紅色政權國家怎樣在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圍剿底下，逐漸減弱，繼而瓦解。最極端的事例，當然是由波布領導的赤柬了。當年和越共互相敵視的紅色高棉，是仿效毛澤東的做法，在不發達的經濟地區，強行舉起「一國社會主義」的旗幟，甚至直接廢除貨幣交易系統，催速生產，最終把人倫關係倒退為可怕的主奴關係，讓柬埔寨淪為人間煉獄。故此，面對今天以美國集團（準確地說，是美元至上主義）為首的全球資本主義，在這個「過渡時期」，我們應該別再落入孤立的「一國主義」政策，嘗試站在敵人的對立面，也就是非美元掛帥的、並由第三世界國家聯合建成的經貿聯盟的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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