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演算法：許煜論執行的時間｜2018廣州第六屆三年展論文

【01哲學編按】蒸汽機的自動化原來是由一個貪玩的小男孩啟動？他用一根線把開合閥門的手柄和機器的其他部分連在一起，便不再需要人力操作這個開關，可以去跟夥伴們玩耍了。其中，小男孩把他自己勞動力的線性執行轉換成了機械執行。隨著演算法與機器執行的普及，「社會全面自動化」的鼓吹聲音日盛，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理解演算法，如何理解執行，才不至於淪為黑箱社會中的被動執行者？
本文英文原文和中文翻譯收錄於2018年廣州三年展「诚如所思：加速的未来」的展覧圖冊。本文原為許煜替《執行實踐》（海倫・普裡查德、埃裡克・斯諾德格拉斯、瑪格達・T. 卡弗主編，倫敦，開放的人文學科出版社，2017 年）所寫之前言。

作者｜許煜 (Yuk HUI)

翻譯｜龍星如

自20世紀晚期以來，人們可以清晰地觀察到「執行」一詞在含義層面的演變。從14 世紀開始它主要被運用在行政、官僚和司法語境中，而逐漸擴展到機器與武器的運作中。至於這一改變的分水嶺發生於何時，仍然是有待考究的歷史問題。然而，它已成為今日一個緊迫的社會和政治課題。它標記從人力管理到機器管理的範式轉變，後者無所不在，如無人機屠殺、DDoS 攻擊和深度數據包檢測。我們或許想問：這一語義轉化究竟意味著什麼？在機器自動化的時代，應如何理解「執行」？

一個貌似矛盾的現象是，諸如「機器」和「自動化」一類的詞彙已經變得愈發抽象，而「硬體」和「軟體」的概念反而愈發具體。「具體化」[1] 的過程反映在不同層級的持續改良（舉例來說：從微觀實體層面到更高的應用層面），以及它們之間或超越它們自身的轉導操作。為了解這一範式轉移，針對技術物和數碼物的具體化之研究十分有必要。與此同時，很重要的一點是應避免把人機複合體浪漫化成「機器集合」。

「執行」從來都是目的論式的，因為「執行」的含義是去操作在行動之前已被預期的目的：法律執行、計畫執行、囚犯處決。執行以具不同時間性的路徑達到目的（泰勒斯）。「執行」之最直觀與簡明的形式是線性的，並由預定的流程驅動。我們以食譜作為例子：主體將遵循一步步的指令，直至目的達成。在此步與下一步的關聯中，存在某種規範化的必要性，以確保走向正確。

這種線性關係也存在於世界的機械化過程中，我們今日仍能在笛卡兒等作者的寫作中讀到對應的論述。機械化的基礎是幾何的清晰度和公理的邏輯確定性。我們或許可以將自動機的製作過程視為這種線性的實施。自動機的移動是由一系列內置零件所執行的相繼行動所促生的。舉例來說，彈簧轉動齒輪，後者驅動另一個組件，引發機器運動。誠然，笛卡兒對自動人偶的癡迷也是眾所周知的。在《第一哲學沉思》裡的「第二沉思」中，他頻繁將自動人偶作為論據，在文章裡，哲學家本人探向窗外，並質詢那些來往的行人是否並非穿衣戴帽，由彈簧驅動的一個個人偶。

在當時，將笛卡兒關於自動化的思想運用到實踐的案例包括法國人雅克・沃康桑的「消化鴨」（1738）和匈牙利工程師沃爾夫岡・馮・肯佩倫所製作的「土耳其機器人」（1769）。這二者是將技術思維，或很大程度上將哲學思維，限制在線性、理性思考模式上的實例。這種態度部分來自物質和能量的約束，換言之，物質和能量條件限制了多種話語關係類型可被實現為物理接觸的可能性[2]。儘管笛卡兒通過「靈魂」的有無，將人與自動機區別開來，我們仍須注意到，運作的線性也適用於笛卡兒「思想物」和「廣延物」的二元物性中。正如吉伯特・西蒙東所指出的：「『推理長鏈』實現了從前提到結論的『證據運輸』，就像鏈條從錨點到最後一個鏈環之間傳輸了力一般。」這並不意味著所有非線性的思維尚不存在，僅僅表示線性作為一種機器認知圖式，曾佔據主導地位，這是由於其相容於由當時有限的物質資源和條件所支撐的經典物理體系。馬克思在對蒲魯東的批判《哲學的貧困》中陳述道：「手磨機帶來了封建主的社會，而蒸汽機則造就工業資本家的社會。」這一論述有類似的意味：物質條件和技術科學發展程度之間的適配性會促生一種特定的經濟結構。這一批判可被進一步延展，在今天語境中，包括當下運算式和網路式的基礎建設如何構建「平台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

誠然，我們必須承認在哲學、科學思想與技術實現之間存在一種時間上的間隙。這一間隙不斷地製造敵對與憂鬱，這也部分地由今日我們所謂的「批判」所繼承。的確，自18 世紀開始存在的非線性思維可以被視為一種對由笛卡兒和朱利安・拉美特里所分別建構的動物－機器與人類－機器隱喻的回應。

自然科學界的新發現使得新的學科方向得以興起，這一學科於1802年被德國博物學者戈特弗裡德・萊茵霍爾德・特里維蘭納斯（1776‐1837）命名為「生物學」。在相同時期，另一位德國生物學家約翰・弗里德里希・布盧門巴赫（1753‐1840） 對康德的《判斷力批判》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他為康德在其批判的第一部分中對美學概念作為「無目的之合目的性」的尋究，以及第二部分中對生物學與目的論關係的探討提供了科學素材。[3] 諸如浪漫主義和觀念論等後康德哲學思潮廣泛接受有機形式的觀念（尤其是在謝林、黑格爾和施萊格爾的寫作中），將其視為哲學系統的基礎，並將其活用為一種針對笛卡兒機械論的犀利批判。

然而，「執行」的線性時間領先了一種非線性的歷史時間性，對將至之未來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線性操作的認知圖式，為現代社會和經濟學分析暫時提供了一個穩定的基礎，這在亞當・斯密、查理斯・巴貝奇和卡爾・馬克思的作品中可見一斑。一個聞名遐邇、令人難忘的例子來自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即《國富論》）。在其中，一個小男孩把他自己勞動力的線性執行轉換成了機械執行：「最早的蒸汽機，需要雇傭男勞工，根據活塞的升降頻繁開啟和關閉鍋爐和氣缸間的開關。一個貪玩的男孩發現，只要用一根線把開合閥門的手柄和機器的其他部分連在一起，他便可以不再用人力操作這個開關，可以去跟夥伴們玩耍了。這一機器自被研發以來所歷經的最棒改良之一，來自一個試圖節省自己勞動力的男孩。」[Smith （1776） 2005，13]

在《國富論》第一章「論勞動分工」第八段中，自動化的概念首次被引入。感謝這位不知名的小男孩，是他把蒸汽機發明者的創意引向了一個新的領域，工作被賦予了新的節奏，而工廠獲得了新的組織形式。如果說由小男孩和蒸汽機之「機器集合」的時間性構成了一種同質的線性系統，這是因為小男孩渴望有時間和小夥伴玩耍。這種時間結構蘊含著小男孩的時間與機器時間的分叉：蒸汽機的機械能得到再利用，從而替代了小男孩的體能。然而，在這一通路之中值得玩味之處在于機械和自由之間的關係，這對於今日仍是一個切實課題，特別是考慮到某些意識形態主義者所論述的 「全面自動化」之來臨。

關於自動化的問題有兩個對立的思想分支，這稍後在卡爾・馬克思的文本中可以一窺。其一，存在著工人從勞動或職業中得到解放的可能性，因而他們獲得了自由。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描繪了這一「自由人」的美妙圖景，他們陳述道，共產主義「允許我今日行一事，而明日行另一事，清晨捕獵，中午垂釣，夜裡牧牛，晚飯後批判，只要我心嚮往之。但我無須真的成為一名獵手、一個漁夫、一個牧人或者批評家。」這種捕獵、垂釣或牧牛的渴望，與小男孩和同伴玩耍的渴望別無二致。然而，正如馬克思在《機器論片斷》中所言，這種生產模式中蘊含著更大的危險，因為「未完備的自動化」將工人退減為一種「意識的連結」。一方面，工人的異化和馬克思人文主義在技術自動化中找到了共源。另一方面，同樣的技術造就了以對機器的譴責和破壞為主張的反動主義。

在今日，非線性思考顯然已經遍及包括物理、化學、經濟學在內的諸多領域，並相應形成了一種範式。因而，深究非線性思考的具體性及其如何跨越學科領域互相適配，變得愈發重要。法國哲學家吉伯特・西蒙東在《技術精神》（寫於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指出在笛卡兒圖式以外，控制論將成為第二種認知圖式。控制論的回饋概念帶入了一種新的時間結構，它不再基於線性形式，而更像以螺旋形態呈現。在這一結構中，通向目的的路徑不再呈現為線性，而更像是一種時刻自我調整的過程，西蒙東將這一過程描述為「一種對自發式定局的主動適應」。西蒙東著迷於回饋的概念，並在不同場合將其轉譯為「內部迴響」、「對立反應」、「因果的複現」和「迴圈因果」。[4] 這些對於「回饋」概念的獨特解釋對西蒙東的「個化」和「個體化」理論尤為關鍵。然而，這些不同翻譯造成的一個令人困惑的結果是，這些概念會被認為有別於控制論，因而將其與控制論的「回饋」概念區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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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西蒙東所描述的這第二類認知模式中，「執行」的另一概念得以被提出，它與斯密和馬克思所描述的「自動化」截然不同。對於西蒙東的分類法，我已在不同論文中作出回應（見注釋[2]），其中主要是關於從「回饋」到「遞歸」的問題。其中一個原因是，我認為在幾乎所有今日的運算設備上都存在的遞歸函數是回饋概念的一種具體以及形式的表達。[5] 西蒙東並未探討遞歸概念這一事實總是使我感到意外。這或許是因為西蒙東在個體化課題研究中，將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量子物理、生物和心理學，而非邏輯和數學領域（儘管西蒙東也認同控制論的基礎是數學）。實際上，我們可以注意到在西蒙東的寫作中，他賦予轉導比經典邏輯學中的推理更多的重要性。這也或許可以解釋為何西蒙東（至少是在他身後的出版物中）從未詳述「演算法」這一概念。

讓我們首先建立起「執行」和「演算法」兩者的關聯。在處理執行與演算法的關聯時，與其說遵循傳統的維納控制論闡釋方法，重讀庫爾特・哥德爾也同等重要。遞歸問題的數學理論發展，及在20世紀30年代誕生的通用圖靈機概念，呼應了我稱之為「演算法思維」概念的誕生。（見注釋[2]）  從電腦科學家到社會科學家在內的許多人在解釋「演算法」為何物時，通常將其類比為食譜。這並非完全錯誤，鑒於演算法確實界定了必須遵循的特定流程與規則；但這也同時是絕對錯誤的，因為「食譜」的概念並不能解釋我們今日的演算法究竟為何。食譜只屬於前文中討論過的第一類認知圖式。

我認為「演算法思維」應當從遞歸概念的角度被理解。簡單來說，一個遞歸函數是一個在終止前不斷呼叫自身的函數。侯世達在《哥德爾、埃舍爾、巴赫——集異璧之大成》中用一個笑話解釋道，如果我們設想一個德語教授用包含了很多從句的單一長句來進行一場講座，最終你只聽到一連串的動詞，因為在一個德語從句中，動詞總是置於句尾。讓我們進一步考慮一個簡單的斐波拉契數（1, 1, 2, 3, 5, 8, 13, 21……） 運算方法：在遞歸步驟裡，函數不停地呼叫自身，因此進入一種「螺旋」運轉，直到進入終止狀態，亦即變量值成為0時。

long fibonacci(long number) {

if ((number == 0) || (number == 1)) return number;

else // recursion step

return fibonacci(number – 1) + fibonacci(number – 2);}

如果不使用遞歸計算，這個函數的寫法將是創造一個重複 n 次的迴圈（n 的值等於輸入變數的值，比如說一個長數）。從單純的重複計算到遞歸之間，存在一種認知圖式的躍遷。如在這裡重述庫爾特・哥德爾對於遞歸函數的工作，我們或許可以簡化這一問題。他的計算方法包含兩個重要步驟：首先，他發展了一套被稱為「哥德爾配數」的方式，來代替羅素和懷特海在《數學原理》邏輯命題中的量詞和運算元。這一配數法的決定性是把所有的符號操作轉成了數學操作，我們因而觀察到，使得話語關係具體化的不再是機械設備裡那樣實體的元件，而是數據。

其次，哥德爾闡釋了他稱之為「一般遞歸性」的概念，認為邏輯證明可以以數學運算來進行，或更準確地說，以一系列數理函數的形式存在的，這些函數的值可以被以遞歸的方式推斷。哥德爾對遞歸函數演繹最早可見於他1931年題為《論〈數學原理〉及相關體系中的形式上不可判定命題》的論文，後來他於1934年在普林斯頓提出的一般遞歸函數，也預見到了艾倫・圖靈和阿隆佐・丘齊的論文。[6] 正是在遞歸問題裡，我們遇到了「可計算性」的概念，如果一個自然數無法被計算，這意味著它不能被演算法遞歸演繹，因此會進入無限迴圈直至竭盡記憶體資源。我們或許可說：「執行」就是「計算」。

這在金融市場、社交網路、線上運營等日常生活的許多領域，幾乎不言自明。在遞歸性內部存在著一種我稱為「計算解釋學」的時間複合體。它有別于上文所述的機器‐小男孩集合以及由小男孩所完成的線性自動化系統。計算解釋學有其自身的動態，頗似一種自調整、自學習的過程（從這一角度來說，我們可以清晰地觀察到所有的機器學習都是遞歸式的）。通向目的的路徑並非來自預設，而更像是啟發式的反復試驗，就像理性為了解自身，將會重返自身。在許多遞歸函數裡，存在一種人類運算能力無法穿透的不透明度。它產生了一種認知不透明度，也就是所謂的「黑盒」。在追求技術更高進步與勞動更優分配的同時，而又渴求一個本身之存在已然不再確定的社會具備更高的透明度，本身就是一種幻覺。我們應當尋求在「透明」與「不透明」的決然對立之外的可能性。讓我們換一種方式去向這種認知圖式的轉移提問：人類在以遞歸性，尤其是機器的遞歸性為特點的「執行」中，究竟扮演什麼角色？

我們對此問題的直覺答案或許是「用戶」。我們都是用戶。本能地，我們會注意到使用者是演算法的一部分。不僅是暫存在數據庫裡的每個使用者的記錄，包括使用者的自身存在，都部分地構成了演算法的執行。除此之外，使用者也有責任處理任何因為錯誤或不可控性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比方說，在金融市場的「閃電崩盤」中，承受災難餘波的並不是演算法，而是使用者（或者歸根結底受波及的是「非用戶」）。人機關係需要走出一種親密錯覺，而從一個更高的認知層面以及「演算法思維」的向度來理解。正是在這關於執行和演算法的問題中，我們發現吉爾・德勒茲寫於1990 年的《控制社會的附言》一文的相關性。德勒茲或許並未如今天的我們這般思考演算法，但他的哲學直覺讓他能從當時正在發生的「調控」現象中，觀察到一種新的組織形式，而他也意識到這種形式有必要和福柯分析的「治理術」區分開來。[7]「調控」與福柯所強調的紀律社會的規則強迫範式有所不同，因為它的運作基於「自由」——更準確地說，「自由空間」[8]——而非「限制」的框架中。換言之，「調控」依賴於這樣一種操作，它由不同的啟發式探索構成，它走向某一目的，但並沒有嚴格的預設規則。我們在此應指出，比利時研究者安托尼特・胡芙華和湯瑪斯・伯恩斯所言的「演算法治理術」，其基礎正是這種「執行性」（我們也可將其理解為「遞歸性」），而非「數據實證主義」。

作為總結，讓我們回到「自由人」與「意識聯結」（或奴役）之間的經典對立——在本文第一部分描述的對自動化的應用所導致的兩種不同結果。或許值得發問的是，這種對立關係是否持續存在於我們今日所見的，與馬克思在19 世紀所見大相徑庭的「自動化—執行」範式中？抑或，在過去幾個世紀，認知模型（從線性到遞歸性）的轉移會替代或轉化這些對立關係（自由/ 奴役，不透明/ 透明）和置於我們眼前的二元選擇？對後者而言，我們或許需要一種尼采式的價值重估，以避免將自身囚禁於任何一種在過去幾個世紀因為自動化自身的局限以及對自動化概念的有限理解而造成的既定選擇中。這種價值重估同時也預示著對自動化的重新據有以發明新的選擇。

注釋：

[1] 「具體化」的概念來自吉伯特・西蒙東的《技術物的存在模式》。他通過闡釋這一概念，以理解技術物的演化及其與規範和概形的關係，並試圖將技術重新整合到文化中去 ( 西蒙東 2012, 15)。對西蒙東而言，技術與文化在18 世紀時經歷了一場決裂，並導致了源自無知與誤解的一種敵對狀態。

[2] 《論數碼物的存在》中發展了「話語關係」和「存在關係」的兩個概念。前者指向可以被言說的關係，而後者表示可以脫離形式化的時間關係；它們是對中世紀哲學中「基於言語」（relationes secundum dici）和「基於存在」 （relationes secundum esse）兩個概念的重新閱讀。

[3] 在一封1790 年8 月的信函中，康德向布盧門巴赫寫道：「你的寫作教會了我許多事情；你近期對物理機械論和目的論這兩大人們認為不可調和的原理的統一，與最近縈繞我腦海的觀念特別相近，而我的念頭恰恰需要你提供的此類事實依據」。

[4] 關於西蒙東與控制論的關係，見許煜：《何為不確定性邊緣》(2016b)，及許煜《西蒙東與資訊問題》（2015a）。

[5] 當我們考慮到第二階控制論，比如系統理論和自創生理論時，遞歸性（作為「回饋」的具體表達）的角色則更加鮮明。

[6] 關於這段歷史的更詳盡分析，見許煜：《論數碼物的存在》第六章。

[7] 關於「調控」概念，其與德勒茲哲學的大致關係以及與控制社會的具體關係的詳細解釋，請見許煜：《在控制之後的調控》（2015c）。

[8] 如果我們理解「調控」為德勒茲從西蒙東那裡拿來的概念，那麼根據「調控」闡發的對控制社會的分析仍然需要另一維度的補充，因為「調控」只是西蒙東稱之為「allagmatic」的兩大部分之一，allagmatic 是關於操作和結構之間動態性的理論。

參考資料：

Deleuze, Gilles. 1992.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October 59: 3–7.

Hofstadter, Douglas. 1999. Gödel, Escher, Bach. Anniversary Edition: An Eternal Golden Braid. New York: Basic Books.

Hui, Yuk. 2015a. 「Simondon et la question de l’information.」 Cahiers Simondon6: 29–47.

——. 2015b. 「Algorithmic Catastrophe – the Revenge of Contingency.」 Parrhesia – a Journal of Critical Philosophy, 23: 122–143.

——. 2015c. 「Modulation after control.」 New Formations 84/85: 74-91.

——. 2016a. On the Existence of Digital Object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2016b. 「Qu’est ce que la marge d’indétermination.」 Implications Philosophiques, http://www. implications-philosophiques. org/ actualite/une/quest-ce-que-la-marge- dindetermination/.

La Mettrie, Julien Offray de. 1960 L’Homme Machine, 1748.

Lenoir, Timothy. 1980. 「Kant, Blumenbach, and Vital Materialism in German Biology.」 Isis 71 (1): 77-108.

Mackenzie, Donald. 1984. 「Marx and the Machin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5 (3): 473–502.

Mason, Paul. 2015. PostCapitalism: A Guide to Our Future.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1971.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1973. Outline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Martin Nicolaus, London: Penguin.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2004. The German Ideology Part On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Rouvroy, Antoinette and Thomas
Berns. 2013. 「Gouvernementalité algorithmique et perspectives d’émancipation : le disparate comme condition d’individuation par la relation? Politique des algorithmes. Les métriques du web.」 RESEAUX 31 (177): 163–196.

Smith, Adam. 2005. Wealth of Nations. Raleigh: Hayes Barton Press.

Simondon, Gilbert. 2009. 「Technical mentality.」 Parrhesia 7: 17–27.

——. [1958, 1989] 2012. 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ts techniques. Paris: Aubier.

Stiegler, Bernard. 2016. The Automatic Society. Volume 1: The Future of Work. London: Polity.

Vizier, Alain. 1996. 「Descartes et les automates.」 MLN 111 (4): 688–708.

本文原載於微信公眾號：道器 RNPT，原題為〈論執行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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