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的技藝】台灣原住民的身份認同：太魯閣還是賽德克？
【01哲學編按】本文為《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之書摘。在我們（尤其是香港）看來，「太魯閣」可能首先是一個旅遊景區；又或許因《賽德克・巴萊》這部電影才知道「賽德克」這個詞。然而，「太魯閣」與「賽德克」也是台灣原住民族群建構自身族群主體性與認同的重要名稱。人類學家邱韻芳從自身的觀點出發，分享自己對於這場正名運動的思考，名稱的選擇除了是歷史問題，也是主觀情感的問題。
作者｜邱韻芳
在1996年長老教會太魯閣中會所舉辦的「正名『太魯閣族』研討會」中，正名的議題首次浮上檯面。在這次會議裡，幾位 Truku 牧者大力抨擊過去政府與學界錯誤地把 Truku 人歸類為「泰雅族」，並提出正名為「太魯閣族」的主張。出乎他們意料的是，正名議題並未引來大社會太多關注，反倒是形成了族群菁英內部之間的爭議，進而衍生出「泰雅族」、「太魯閣族」，和「賽德克族」三派不同的主張。其中強烈反對脫離「泰雅」的是著有數種泰雅相關著作的 Truku 學者廖守臣，認為應以「賽德克」為族名的呼聲則主要來自南投，不過，在花蓮也獲得不少 Toda、Tkdaya 知識分子，以及部分 Truku 菁英的支持。1999年廖守臣去世之後，主張以「泰雅」為族名的陣營頓失重心，但另兩派之間的爭議仍舊無法獲得解決，正名運動就在這樣的僵局下漸漸地停擺。
2001年8月，人數僅有三百多人的邵族被官方承認為台灣原住民的第十族，帶給當初推動正名的 Truku 菁英相當大的刺激，使得正名的議題再度受到關注。雖然我研究的主題是宗教，但正名運動是長老教會所主導，因此也成為我觀察的項目之一。參與相關活動的過程中不免會被問及對正名的看法，對於這樣敏感的問題，我自然很小心地不去下價值判斷，更不會擺明去支持哪一方，但私底下當然還是有自己的一些觀點。在我看來，Truku 和自稱 Tayal 的「泰雅」之間的族群界線是很明確的。雙方在文化形貌上雖有相當的相似性，但並無同源的認知，即使長期被學界同歸為泰雅族，也並未因此形成一體感。至於花蓮的 Truku 和南投的「賽德克」則明顯的是同一來源，因此就「邏輯」而言，涵括了 Truku、Toda、Tkdaya 三個群體的「賽德克」一詞，似乎是比「太魯閣」（Truku 的國語音譯）更合理的一個族稱。
隨著正名運動的重新推動，主張「賽德克」與「太魯閣」為族名的兩派陣營間的對抗也日益激烈。在不願放棄「太魯閣」這個名稱，又無法獲得南投方面認同的僵局下，一些花蓮的 Truku 菁英開始修正「太魯閣族」論述的內涵。他們表示，在老人的口述中，Toda 和 Tkdaya 乃是從 Truku 人的起源地，亦即南投的 Truku-Truwan 分支出去的，因此以「太魯閣」來統稱三個群體有其合理性。如果南投方面和花蓮其他兩個語群認同「太魯閣族」並願意加入，他們非常歡迎，若這些群體有自己認定的族名，他們也表示尊重。相對地，各群體也應該尊重花蓮 Truku 人對自我族稱的堅持。
發展至此，花蓮的太魯閣族正名運動已經從原先的以脫離泰雅族為訴求，轉為強調花蓮經驗與南投經驗的不同，來支持 Truku 人脫離「賽德克」範疇，另以「太魯閣」作為族稱的合理性。在2001年年底所舉辦的「太魯閣事件105周年紀念研討會」中，幾位 Truku 知識分子均以「花蓮的太魯閣事件」來與「南投的霧社事件」做對比，強調前者在戰爭的規模與激烈程度上皆超過後者，卻遠不如霧社事件受到大社會與學術界的重視。我坐在台下聽著這些慷慨激昂的陳述，突然覺得他們有些像這些年來力圖建構自身族群主體性與認同，以凸顯與中國之間差異的台灣人。自此，當再被問及有關 Truku 正名的看法，「中國 vs. 台灣」成了我用來分析南投賽德克與花蓮 Truku 關係時一個常用的類比。我說，就像獨立和統一的主張一樣，族群的認同乃是基於主觀的認知，無關對錯。一方面我們無法否認台灣和大陸的歷史淵源，但另一方面，經過了長時間的分隔，雙方在歷史記憶、生活經驗各方面都產生了相當的歧異。在這種既相似又相異的混沌中，無論獨立或統一都有充分的材料得以發展出支持其主觀認同的一套論述。
這樣的比喻不曾遭到反駁，我自己也認為相當客觀、合理。可是漸漸地我卻發現，「中國 vs. 台灣」與「賽德克 vs. 太魯閣」這個比喻的移入，使得我對正名運動的立場與觀感產生了微妙的化學變化。原先我是以一個置身事外，理性的他者（etic）角度，去看待「賽德克 vs. 太魯閣」之間的關聯，認定前者是較「合理」的族稱。然而，在「中國 vs. 台灣」這個二元框架中，我卻是一個局內人，有對這件事的「土著」觀點，其中負載了我自身的成長經驗與情感。在政治傾向上、情感上，我的認同始終是偏向台灣的，這樣的立場使得我對於太魯閣族正名產生了同理心，以至於不知不覺中卸下了理性，從一個更接近主位（emic）的角度去體會他們之所以堅持以「太魯閣」為族名的心情。我開始注意到，在花蓮，支持「賽德克」為族名的一方往往以學者的研究、客觀的歷史證據來支持其論述，而主張「太魯閣」的這方所訴諸的卻主要是認同、情感與自身的成長經驗；當主張「賽德克」之陣營的一名大將在台上慷慨激昂地陳述其意見時，前一句國語的「我們賽德克」，在下一句轉換成母語時卻不得不成為「Ita Truku」（Ita：我們），因為在花蓮的用語中，sediq／seejiq／seediq 只意指「人」，而不像在南投同時也是 Toda、Truku，以及 Tkdaya 三個群體共同的自我族稱。這些線索引導著我進一步去發掘原先沒有感受到的，正名的意識形態背後所潛藏之更深切的文化、情感與歷史等細緻的面向。
此時另一位人類學研究生的出現，讓我更清楚意識到研究者個人的經驗對於現象的詮釋所可能產生的影響。在進入人類學這個領域之前，我和這位研究生都曾從事與原住民相關的工作，在部落裡有過一面之緣。多年後在田野裡相遇，幾次交談後我發現，兩人看待 Truku 人正名的角度有著相當的差異，而這主要是源於我們各自不同的部落經驗。早在十多年前，他便因蒐集泰雅族紋面的素材走訪了全省各地的「泰雅」（包含 Truku 在內）部落，這樣的經歷使得他對「泰雅族」有著深厚的感情，也親身感受到被歸為「泰雅族」的各個群體間，的確存在許多文化的相似性。因此，他在面對太魯閣正名的議題時，始終將其放在整個「泰雅族」的架構下來考量。而我過去工作時所接觸的原住族群中並不包含泰雅，對泰雅的陌生，使得我看待正名時完全是以 Truku 為中心。
雖然在田野中已經預期到兩人日後在正名這個主題上會有相當不同的呈現，不過，當我看到他的論文時還是頗為震撼。除了對一些相同的材料我們有近乎相反的詮釋，他文中的一個結論也讓我覺得難以釋懷。他認為，那些力主「太魯閣族」正名的 Truku 菁英一連串同中求異的論點，徹底印證了「工具論」的主張，也就是說，在特定的目的與脈絡下，人們可以任意裁切、混合族群的傳統與文化，以形塑個人或族群的「新」認同。
我並不否認花蓮 Truku 人的正名訴求有政治動機在內，正名本來就是一個政治的行動，但它絕不僅僅只是為了利益，同時也包含了更多複雜的面向。對整體泰雅族的情感使得前述的那位研究者將目光聚焦在 Truku 人正名過程中對於政治利益的追求，而我卻因為自身的台灣認同傾向，被正名行動背後所蘊藏的「根本賦予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所吸引。我們都不可避免地在個人經驗的引導下，影響了詮釋時所採取的角度。
書名：《田野的技藝——自我、研究與知識建構》
主編：郭佩宜、王宏仁
作者群（依文章出現順序排列）：
林開忠，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
張雯勤，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郭佩宜，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王宏仁，中山大學社會學系
趙綺芳，倫敦羅漢普頓大學（University of Roehampton）舞蹈系
莊雅仲，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
容邵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龔宜君，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
顧坤惠，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邱韻芳，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人類學碩士班、原住民專班
林秀幸，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
【本書內容獲「左岸文化」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