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Koslowski｜你的文化如何 你的技術亦將會如何【技術人文】
作者｜科斯洛夫斯基（Peter Koslowski）
譯者｜毛怡紅等
技術思想與技術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生活秩序，以及現代社會生活自身的意義。現代社會往往將技術看成社會文化發展的決定性因素。人們將文明稱為科技文明，並將科學與技術當做文明的本質。如果說，對於科技文明的生活條件之研究，構成了六、七十年代社會科學研究的主題，那麼從文化上把握技術進步，則成了八、九十年代政治、哲學及藝術的總體任務。
按照技術導向的社會科學觀點，技術決定著人的生活方式與活動世界。在技術與文化之間的條件關係中，技術的發展是引數，而社會文化的發展是因變數。從技術的格局來看，人與社會都被「技術形態化」。在技術決定社會與文化的觀點上，實證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社會學是一致的。技術—經濟的生產力的發展決定著生產關係，能源利用的發展決定著社會的自由程度與發展。萊斯利・懷特（Leslie White）指出：「在文化發展進程中，社會進化是科技進化的結果。」文化發展過程與能源耗費並行不悖，在穩定甚至降低能源消耗的情況下，要取得文化的高度發展是不可能的。
這種文化上的技術決定論，遭到來自兩個方面的反駁：經濟上的與邏輯上的。從經濟學上我們知道，不僅物質可以通過能源代償，而且物質與能源也可以通過知識來代償。能源的耗費和生產成果之間的關係並不成正比，它取決於技術與經濟知識。我們可以期待，隨著知識的增長，用少量的能源也可以生產更多的產品。近年來在聯邦德國，生產每一千馬克國民生產總值，所需的能源耗費正持續下降。作為文化發展指標的財富增長與文化發展，本身跟能源消耗的增加並不相關。
「技術決定文化」這一理論的第二個錯誤在於概念，而且是普通的概念誤置錯誤。一個範疇不應該在它不被允許、且無意義的領域中被使用。然而在文化的技術決定論設想中，技術和文化概念彷彿完全屬於不同的現實領域，當中技術原因在物質世界中決定著精神世界的文化。但是，技術並不只是物質現象，而且也是精神現象。它不是外在於文化的，它本身也正是社會發展裡文化作用的要素。技術是人的精神活動世界。它不像自然那樣是「自己」形成的。技術所包含的知識不是由外在世界引起的，而是由人發現、揣摩、「構想」出來的。
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觀點，技術是跟理性、正確知識相關的創造性行為。技術是在外部世界產生的東西，但跟自然界產生的增長相反，如果沒有行動者，它就不會產生；亦跟實踐、以及自身具有目的的行動不同，它還有著外在於行動的意義。為此，可以說技術有兩種意義：技術不是必然現象，因為它是人造就的；技術取決於正確的知識。技術的緣由、目的不在於它自身，而在於人。人的目的決定著技術的形態與方式。在一個對節約使用車輛不予重視的社會，會出現吞噬大量汽油的巨型汽車，而一個節約的社會將使汽車的模式更精緻化。人座架技術的種種目的，決定著技術問題的提出與解決。這些目的並非「本來」如此，也不僅由人們的生存目的決定；這些目的更多是由對於美好生活與關心美好生活的觀念——即由文化觀念共同決定的。文化也決定著選擇甚麼樣的目的，而技術便是為此目的而發明並創造出來的。
另一方面，技術建立在知識的基礎上。正如海德格指出，技術是去蔽（希：aletheia／德：Unverborgenheit／英：unconcealment）、讓真理顯現的形式。技術向自然提出挑戰，揭示其規律。技術與自然科學的實驗會安置自然，使自然「以某種可計算、在數學上可確定的方式展示自身，並且使之作為一個資訊系統成為可預定的」。知識生產與技術生產緊密相關，甚至兩者根本就密不可分。科學和技術，即創造知識的兩種形式，也就是揭示先前未知事物的兩種方式。兩者去蔽的方式有著不同的特徵。自然可能遭到科學與技術的挑戰，或者受它們的呵護。海德格首先將他那個時代的技術看成座架（德：Gestell／英：enframing），看成對自然挑戰式的座架，為的是使技術作為貯備（德：Bestand／英：standing-reserve），讓它服務於人的目的。海德格在此設想的，是擁有製造能源、儲存能源的機器。海德格將技術對於自然無所顧忌的座架，看作人與自然的真理之間的危險錯置。因為這裡真理只是作為一種座架，作為人的工具，而不再在是其所是的豐富性上顯示自身。於是就形成了這樣的印象：彷彿一切存在的東西及真理，都只是靠人的力量才成為這樣。在一個完全技術化的世界中，人遭際到他所面臨的一切，但所知道的只有他自己。也就是說，只是人之所能夠達到的那些東西簡化了後的形式，即作為自然之挑戰者與世界之締建者的人。
在當代發展中，有呈現出另一種非挑戰性的技術：物質能源的短缺，日益驅使人們消耗自己的精神能源，即按照「用資訊能源、知識能源可替代物質能源」的規律行事。不只存在物質—能量當量，而且物質與能量兩者皆可由智能代償和節省。動力機被智慧機替代，舊式的工業勞動被新型的後工業勞動替代。資訊處理機不將自然於為能量供應者並強迫自然為人工作；相反，它在生產過程中用資訊取代了物質能源。它節約能源，並可能喚起與啟用自動催化過程。雖然資訊處理機和自然的交往，相比單純動力機器和自然的交往顯得更節省、更靈活，但它並不一定如此發生作用。技術跟自然、跟人是如何打交道的，並不取決於技術本身，而是取決於人對自然提出的問題，取決於人提出這些問題的方式以及人利用自然、揭示其規律的目的。技術去蔽方式是文化的方式，帶有人的自我感知、目的及社會性之烙印。在知識和技術之前，已存在著知識和技術的文化，這種文化決定著通過技術來揭示現實的問題，與提出問題的方式。同一個社會可以培育不同的技術方式，採取哪種技術方式，是由文化決定的。技術知識與技藝的發現、奠定和傳承，有它們的文化前提。在一個社會的技術與文化發展中，兩者的實踐與知識傳播的分工都不可分割地緊密關聯。如果傳播文化和技術的部門互相割裂，我們就會感到在兩種「文化」中──即在技術—自然科學文化，以及精神科學—藝術文化，兩間之間會出現不平衡。
儘管技術具有文化上的特徵，並且屬於一個社會的文化，對待人與物的技術性和文化性的方式，卻必須加以區分。如何區分技術之思和文化之思？文化的拉丁文詞根「cultura」，是培育（Pflege）的意思。西塞羅（Cicero）只在培植客體的意義上才使用「cultura」這個詞，如動物的培育、靈魂的培育等等。文化在其本原意義上同耕種、養殖的農業【編按：英文為 cultivation】相關。文化即是對某種尚未有人時就已存在的東西──如植物、動物──的培育。技術則創造出沒有人便不能存在的東西。技術創造人的活動方式，文化則使自然之物與給定之物得以完善。這些自然之物不是無根據地出現的，技術讓某種先前遮蔽的東西顯現出來，文化則是對本身已經形成的東西進行培育。
現代藝術，尤其是抽象藝術，就表現出同海德格的技術定義──讓遮蔽的東西顯現──的親似性。現代藝術想構造、揭示某種迄今尚未發生的新東西──而不只是完美地表現藝術形象。抽象藝術完全脫離物件，是視覺領域中的一種純粹現象。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現實去蔽的構想，這種去蔽是由技術──藝術實現的。技術把真理作為對原先遮蔽的東西之去蔽，這是一種恰當的真理理論嗎？人果真能在這種完全技術化的世界中，依憑技術「現象」生存下去嗎？海德格關於真理的技術理論，只熱衷於真理的澄明（德：Lichtungen／英：clearance），即讓先前遮蔽的東西在顯現中豁然澄明。如果技術和藝術只是把真理的澄明引入存在之去蔽，事物的全體則仍處在黑暗中，在澄明中我們知道的只是事物的片斷。技術向我們澄明的不過是人和物的關係的一部分，即人們的實踐旨趣、去蔽的認識與行為指向物件的那一部分。在自然科學與技術的實驗中，自然只回答對它提出的特定問題。當人的環境，也就是造成我們的行為可能性的環境，完全被表現為技術知識的結果時，人所遭際的就僅僅是人自己及人所去蔽的產物，而存在物仍遮蔽地處在顯現出的東西的後面。
同技術的「使之顯現」相反，通往現實性的文化、培育之路由此出發：存在物有它自然而然的形式與狀態，並且它趨向成為現實。文化培育要促使那些本身是現實的東西完全展開。與技術相反，文化是在情境性及多重目的性上建立起來的。通往現實的文化培育之路，在於理解真理不僅是事物或生命的特徵，及目的的顯現與澄明；真理還是關於人或物，作為其構成部分的整體關聯的構建。在這種關聯中，人或物的形式通過其自身意義的目的所實現。情境就是對其總體關聯顯現的認識：即認識這些關聯在事物自身的形態上，以及它所處的目的中是怎樣的。與那種將真理看做澄明的真理技術論相反，存在的情境性和真理的趨近理論，要求考慮事物內在的和外在的聯繫及對應關係。技術性和藝術性工作的目的和周圍環境的目的、副作用之間的協調關係，也該得到澄清。人與物的教化是對其自身潛能的培育與完善。
通往現實性的教化過程與技術過程不同，它既要考慮到人自身的行為對行為關聯整體的副作用及反作用，同時要顧及事物自身的權利，即承認這一事實：事物不依賴於我們的技術目的與旨趣，而表現著一種內在的目的及合目的性的特徵。教化與培育就是現實的去蔽。但是，這種去蔽不僅考慮主體的目的，而且考慮客體的目的。文化是這樣一種去蔽的方式，它不只是為了我們的目的而安排物件，即自然和社會，它也促進物件本性的發展與技術的去蔽相反，文化的去蔽要將其副作用一併考慮進去。注意力作為想像力和想像欲求，是道德倫理的開端與文化的起源。一個事物的整體，如果我們不在技術實驗中給它強制性作用，它就不會顯現自己。人或物的真正形象必須通過對情境的關注、通過對物件整體的想像、通過「培育」才能形成。
以培育的方式對待人和物的文化觀念，立足於這樣一種思想：我們必須盡可能敏感地、有教養地考慮到知識與行為的副作用，考慮到我們的目的與物件目的之間的相互作用，因為我們必須使自己的行為及技術，跟存在相適應，必須使之能嵌入存在。在這個意義上，技術的智慧產生效益，但不是培育性的，因為它只注重前者的作用。它只顧及主要作用的效益，但行事並不縝密，帶有斷然的、直線式的印跡，因而本質上是非培育性的，因為它從不注意物件的本來存在。它只具有通曉其活動的主要作用的聰明，卻沒有洞察其行為副作用的智慧。它不顧及存在的反作用，而存在自身有它的自身權利（德：Eigenrecht）及自身秩序。
這裡涉及思想的靈活性。思想的靈活性表現為：思維者及行為者意識到事物本來就有它自身的精神形態，並且他們試圖向這種精神形態「積極靠攏」。馬克斯・舍勒（Max Scheler）所述的「世界可知性」不過就是依據：世界在其本原上和本質上有它自身的結構，世界是作為可知事物而被創造的，而且智慧（sophia）、創造世界的智慧就隱蔽地存在於世界自身中。我們只能去認識那些在世界中已經存在的東西。因此，我們是在重新發現它。如果我們在認識中不能重新接受那些在世界上、在理智實體中存在的東西，那麼，我們對世界、對純粹物件的認識就會化為泡影。
以上曾把文化定義為一種兼顧行為的副作用及物件目的性的行為知識，在這個意義上，思想的靈活性和文明的技術觀念，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的實例中得到解釋：第一，醫學中的副作用。醫生的治療不僅必須考慮到藥物直接的主要作用的效力，而且必須顧及其整體作用。第二，在經濟學中，副作用被視為外向性概念而加以研究，這種外向性常常超越了直接的經濟合同所確立的作用。外向性包括我們的經濟行為對第三者及環境的影響。比如，為提高收穫量，巴伐利亞（Bavaria）曾搞過土地重新規劃，後來突然發現，許多生物群消失了，並且失去了從前那種能使生物以自然方式生存的空間。為此，人們不得不把土地重劃改過來，人工地恢復這些生物群。這是關於經濟現象中的副作用的一個例證，是一個技術的、而非文明的經濟行為的例證。第三，教育中的副作用。斯普蘭格（Eduard Spranger）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任何關於教育、教學的觀念，都指向其唯一的主要作用：要求學生在教育過程終結時必須掌握的一種技能，這種技能作為目標是現代課程設置的基礎。這種教育觀忽略了教育本來的程式。這個程式在於，要考慮知識中介過程對於教育物件的副作用，要注意被教育者通過學習，在耗費精力地學習課程、改變他自己的過程中，究竟帶來了甚麼後果。如果教育中的這種副作用及反作用並沒有被一併考慮在內，學生就會被教育成木偶或只會接受知識的書呆子。
從以文明的方式對待副作用的做法，以及必要的各種知識形式中可以看出，在權力和巨大的創造力增長的同時，人忍受痛苦的能力和忍耐力也不斷增強，這樣，權力、技術的增長才會得以控制。因此，對我們行為的副作用之思考，包含了對我們行為之忍耐力的因素，這種思考以對反作用的忍耐為前提，而反作用是主體的行為從環境、從存在中體驗到的。
選自《後現代文化》，科斯洛夫斯基著，毛怡紅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暴風驟雨，原題為〈技術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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