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伊格頓｜理論的興起與衰頹（上）
作者｜泰勒・伊格頓
譯者｜商正
種種文化觀念，都會隨著他們所映照的世界改變而改變。如果它們強調需要在歷史背景中觀察事物（它們也確實這樣堅持），那麼這種觀點也適用於它們自己。甚至最精妙深奧的理論也有歷史現實的根源。以詮釋學（hermeneutics）這門關於解釋的學問和藝術為例，大家都同意詮釋學的鼻祖是德國哲學家施萊爾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但鮮為人知的是，施萊爾馬赫對解釋學的興趣，是在他應邀翻譯一本名為《英國殖民隊在新南威爾士的報告》時被激發的。那本書記錄了作者與澳大利亞土著人等的邂逅，施萊爾馬赫對於我們如何才能理解這種民族的信仰念念不忘，即使這些人看來與我們格格不入。詮釋學正緣起於一場在殖民地的邂逅。
伊格頓：如何閱讀文學？一切文學批評都是政治批抨 (02/22)
文化理論必須能夠敘述其緣起及興衰的歷史。嚴格說來，這樣的理論可回溯到柏拉圖。然而，以我們極為熟悉的形式來看，文化理論確實是那非同凡響的十五年──大約是1965年至1980年的產物。正是在這令人驚訝的豐產年代，本書第一章開篇時所列舉的大部分思想家撰寫了他們的開山之作。
這些年分有甚麼重大意義？這是二次大戰以來文化理論異軍突起的唯一時期。在這期間政治上的極左派隕落得幾乎無影無蹤──之前曾一度聲名鵲起。新的文化觀念，在民權運動、學生運動、民族解放陣線、反戰、反核運動、婦女運動的興起以及文化解放的鼎盛時期就深深紮下了根。這正是一個消費社會蓬勃發展的時代，傳媒、大眾文化、亞文化、作為社會力量出現的青年崇拜，都必須認真對待；而且這亦是一個社會各等級制度、傳統的道德觀念正受到嘲諷與攻擊的時代。社會的整個感受力已經經歷了一次週期性的改變。我們已從認真、自律、順從轉移到了孤傲冷漠、追求享樂、抗命犯上。如果存在著廣泛的不滿，那麼，同時也存在著虛幻的希望。這裡存在著一種普遍的興奮感：現在是正當其時。如果此話成立，部分是因為現在顯然預示著，新的未來是通往無限可能性國度的入口。
最重要的是，這些新的文化觀念湧現於文化本身的地位正變得日益重要的資本主義。這個發展非同尋常。文化與資本主義並非是像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和拉辛（Jean Racine），或者是勞萊和哈代（Laurel and Hardy）那樣熟悉的搭檔。確實，文化在傳統上幾乎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對立面，文化的概念是對中產階級社會的批判，而不是作為它的盟友而成長。文化討論的是價值而不是價格，是道德而不是物質，是高尚情操而不是平庸市儈。它探索的是作為目的本身來開墾人的力量，而不是為了不光彩的功利動機。這些力量形成了一個和諧的整體：他們並非一堆專門的工具，「文化」表示的就是這樣輝煌的綜合。文化是搖搖欲墜的避難所，工業資本主義厭惡的價值觀念和活力正好在此藏身。在此地，情色的和象徵的、倫理的和神話的，感的官與情感的，都在逐漸討厭它們的社會秩序裡安居樂業。文化，從它貴族的高度，睥睨著在下面商業崎嶇之地熙來攘往的店主們和股票經紀人。
然而，到了六十與七十年代，文化也逐漸意指電影、形象、時尚、生活方式、促銷、廣告和通訊傳媒。符號和景觀逐漸充斥著社會生活。歐洲擔慮文化會被美國化。我們看上去似乎已實現了富裕，但並不滿足，這就彰顯了文化或是「生活品質」的問題。從價值、象徵、語言、藝術、傳統以及從認同感角度來看的文化，正是女性主義、黑人力量這樣的新社會運動呼吸的空氣。文化現在站在持異議一方，而不是協調解決之道。它也是新近有了話語權的工人階級藝術家和批評家的命脈，他們正首次鬧哄哄地合圍著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和高等教育（high education）的堡壘。在法農（Frantz Fanon）、馬庫色（Herbert Marcuse）、萊希（Wilhelm Reich）、波娃（Simone de Beauvoir）、葛蘭西（Antonio Gramsci）和高達（Jean-Luc Godard）令人眩暈的摻和之下，文化革命的觀念從所謂的第三世界轉移到了富有的西方。
同時，如何使用知識的衝突也在街頭爆發。這是一場一方想把知識用於軍事和技術的硬體，或用於行政控制技術，而另一方則想把知識看作政治解放的機會的爭辯。大學原本是傳統文化之家，毫無偏見的研究堡壘，曾幾何時一反常態成了政治鬥爭的文化戰場。中產階級社會魯莽之極，設立了大學，讓道德上一絲不苟、聰慧的年輕人除了一門心思讀書或傳播理念之外，無所事事達三、四年之久。社會對他們的這種縱容，其結果就是大規模的學生反抗。反抗並不像今天的政治正確性運動局限於校內。在法國和義大利，學生騷亂促進引爆了戰後最大的工人階級抗議運動。
無可否認，這只可能發生在特定的政治環境下。在我們自己的時代裡，校園裡的政治衝突大部分都跟文字，而不是紅色基地有關。確實，前者正是後者消失後的部分結果。即使這樣，讓敏感、政治上抱理想主義的青年人連續幾年聚在學校，依然不是明智的策略。自始至終有著這樣的危險：教育可能讓你跟執掌著世界的粗俗、愚蠢、平庸之輩意見相左，他們的詞彙只限於石油、高爾夫、權力和乳酪漢堡之類。教育可能使得你對把治理地球託付給下列人等感到悲觀失望：這些人從來沒為任何觀點所激動，從來沒為美景而感動，從來沒因任何數學答案揭示出的超凡典雅而入迷。你對這些人疑心重重，他們則大言不慚，說要捍衛文明。但即使對他們當面一掌，也無法認出方尖石碑或欣賞雙簧管協奏曲。這些人講起自由來喋喋不休，但只有在講義裡才認得甚麼是自由。
這一時期的政治鬥爭有的成功，有的失敗。六十年代末的學生運動並未能阻止高等教育在軍事暴力和工業剝削結構中越陷越深，但它卻對人文科學與這一切沆瀣一氣的方式提出了挑戰。這種挑戰的成果之一就是文化理論（cultural theory）。人文科學已經喪失了清白之身：它不再自詡不受權勢的玷污。它如還想繼續生存，停下腳步反省自己的目的與預設就至關重要。這種批評性的自我反省，正是我們所認識的理論（theory）。這種理論誕生於我們被迫對我們正在從事的活動有了新的自我意識之時。它是我們不能再將那些做法視為天經地義這一事實的徵兆（symptom）。相反，那些做法必須從現在起就認為自己是新探索的目標。因此，理論總有些遁世隱居、顧影自憐的味道。任何邂逅接觸過文化理論大師的人都會意識到這一點。
在其他領域，歷史顯得相當地多變無常。殖民列強被驅逐，新的殖民勢力則取而代之。儘管戰後生活富裕，歐洲還存在著重要的大眾共產主義政黨。但這些政黨對新社會力量風起雲湧的反應，最好時不過是粗暴無禮，最差時是壓抑打擊。到了1970年，隨著所謂的歐洲共產主義的興起，他們比以往更堅決地選擇了改良主義而不是革命主義。婦女運動取得了一些豐功偉績，但也受到一些重大挫折，改變了西方文化氛圍的大部分，使之變得不可辨認。
爭取民權的各種運動也可說是如出一轍。在北愛爾蘭，統一派的專制受到民眾抗議的圍困，不過是否會出現完全民主的果實，還有待分曉。西方的和平運動促使林登・莊遜（Lyndon B. Johnson）在好戰的軌道上刹車，但沒能清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平運動在發揮結束東南亞戰爭的作用之時，確實發現自己已不再是群眾政治運動。然而在世界其他地方，革命潮流繼續把殖民政權攪得天翻地覆。
就文化而言，戰後家長式枯燥乏味的文化機構，被六十年代的平民實驗猝然打得粉碎。精英主義現在成了思想罪，其令人悲傷的程度只稍遜於反猶主義。放眼四周，只見中上階級孜孜砣砣地要使他們自己的口音不再字正腔圓，牛仔褲要破舊不堪。工人階級的英雄遂得以成功的推銷。然而，這一政治上叛逆的平民主義，也為八十與九十年代興盛起來的消費文化鋪平了道路。曾將中產階級自滿自足打得粉碎的精神，又受到它的拉攏。同樣，商店酒肆的經理們面對諸如「我們要甚麼？全要！甚麼時候要？現在！」這類六十年代的口號不知是著迷還是驚駭。資本主義需要一種還沒現過的人；其人在辦公室裡拘謹節制，在購物廣場則揮霍無度。六十年代發生的事，只是生產的各種準則受到了消費文化的挑戰。這對於資本主義制度來說，只是程度有限的壞消息。
激進觀點的興亡並非那麼簡單。我們已經看到，革命的民族主義在取得非凡勝利的同時，也不知不覺地為貧困世界的「後階級」話語（discourse）打下了基礎。學生們發現自由性愛之時，正是兇殘的美國帝國主義在東南亞到達了它的巔峰之際。如果還對解放有種種新的要求，那這些要求就是對趨於上升擴張的資本主義的部分反抗。受到抨擊的不是貧困社會的嚴酷，而是富裕社會的冷漠。歐洲的共產主義政黨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改革卻遭到蘇聯的坦克鎮壓。拉丁美洲遊擊隊運動也被擊退。結構主義——知識界的新潮流——在某些方面激進，在某些方面則是技術專家治國論。如果說結構主義挑戰了當時主要的社會秩序，它也反映了這種秩序。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主義以自己特有的市場型相對主義顛覆了中產階級社會形而上（metaphysical）的基礎，證實了自己同樣模棱兩可的性格。後現代主義者和新自由派人士都對公共準則、固有價值、既定的等級、權威標準、雙方同意的規範以及傳統的習俗疑慮重重。只不過新自由派人士承認他們以市場的名義摒棄了這一切。相反，激進的後現代主義者，卻將這些討厭的東西與商業主義的羞怯、謹慎結合了起來。新自由主義者，不管它在其它地方罪行累累。至少在這兒卻有著言行一致的美德。
七十年代初，激進的意見分歧達到了頂點，最終將取代激進的歧見的後現代主義文化也開始浮現。文化理論的美好時光一直延續到大約1980年，──即石油危機宣告了全球大蕭條、激進右派勝利和革命希望退潮的數年之後。工人階級的戰鬥性，在七十年代初曾蓬勃高漲，隨著對工人運動發動的有條不紊、其目的在於將其一勞永逸的消滅的清剿，又急劇消退。工會的手腳被束縛，失業有意地被製造出來。理論以一種對動盪政治時代所做的理智反響超越了現實。正如經常發生的那樣，當產生觀念的條件消失之際，觀念卻顯示出最後的一片輝煌。文化理論從它發源的那一時刻就已掙脫了束縛，但一路上還試圖保持它誕生那一刻的溫暖。就像戰爭，文化理論成為通過其它手段對政治的延續。在街道、工廠裡沒能得到的解放，相反，可以在不同的色情熾熱和漂浮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中表現出來。話語和欲望終於取代了失敗的高達和哲・古華拉（Che Guevara）。同時，有些新的觀念成了馬上就要吹遍西方的後政治悲觀主義之風的先兆。
從另一種意義上來講，這段記錄也是混雜的。話語、異常和欲望的新理論並非是對失敗的政治左派運動的簡單選擇；它們也是深化、豐富左派運動的方法。也許有些人說，要是左派完全採納這些遠見卓識，左派運動當初就不會失敗。文化理論的作用就是提醒傳統的左派曾經藐視的東西：藝術、愉悅、性別、權力、性欲、語言、瘋狂、欲望、靈性、家庭、軀體、生態系統、無意識、種族、生活風格、霸權。無論任何估量，這都是人類生存很大的一部分。要想忽略這些，目光得相當的短淺。這很像敘述解剖學而不提肺和胃。或者像那位中世紀的愛爾蘭僧人編了半部字典，卻遺漏了字母 S，讓人無法解釋。
本文選自《理論之後》（After Theory），（英）伊格爾頓著，商正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暴風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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