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希｜論身體（上）
作者｜讓－呂克・南希（Jean-Luc Nancy）
譯者｜陳永國
身體（Corpus：名稱總匯）不是話語：但我們這裡需要一個身體。
我們需要一個身體，一個目錄（catalog），在沒有任何先驗理由的情況下，列舉經驗的邏各斯將構成一個資料目錄，其順序或完成的程度都是任意的，身體的各個條目的匯集：字典條目，進入語言的條目，身體記錄，身體的記錄。我們需要被動的記錄，就仿佛地震儀難以察覺的、準確的記錄針一樣，身體的地震儀，感覺的地震儀，還有這些身體的條目的地震儀：入口，孔洞，皮膚上的各種毛孔，「你的身體的入口」（阿波利奈爾語）。我們需要一個身體接一個身體地、一個地方接一個地方地、一個條目接一個條目地引用，去銘寫。
南希（Jean-Luc Nancy）：「所有此在都是與共存在」
只要我們接近身體，只要身體不是不可滲透的（impenetrable），像生理物理學所定義的那樣，那麼，所有這些就都是可能的。身體對於語言是不可滲透的，而語言對於身體也是不可滲透的，如「身體」這個詞已經在保護自身，融入自己的條目之中了。
兩個身體不可能同時佔領同一個空間。你和我不可能同時既在我說話的空間裡又在你聽話的空間裡。
一個話語必須表明它的來源，它的發話點，它的可能性的條件，它的轉換連接。但我決不可能從你聽話的位置說話，你也不能從我說話的位置聽話──我更不能從我說話的位置聽話。身體是不能滲透的：只有它們的不可滲透性是可滲透的。詞語回到嘴邊，或回到紙墨上來：這裡沒甚麼可講的，沒甚麼可交流溝通的。一個身體的共通體。
我們需要一個身體的名稱總匯：身體、身體的各個部位、它的各個入口的簡單的名稱，一個不知從哪裡來的表述、甚至沒有表述過的名單，但卻得以宣告、記錄和重複，仿佛有人在說：腳，腹，嘴，指甲，傷口，毒打，精液，乳房，紋身，吃，神經，觸及，膝蓋，疲乏⋯⋯
當然，一開始是要失敗的，而且意圖上就如此。
而且是雙重的失敗：未能生產關於身體的話語，和不能生產關於身體的話語。一種雙重約束，一種神經官能症。我已經結束了關於身體的談話，可我還沒有開始呢。我永遠不會停止關於身體的言談，但我從中說話的這個身體卻永遠不能說話，既不能談論它自身，也不能談論我。它永遠不能體驗話語的快樂（jouissance），而話語也永遠不能享受這個身體。
這個程式從一開始就是清楚的：這是致力於「身體」的話語、對話、論壇的唯一程式。當把身體投入這個計畫、投入任何計畫的時候，身體就已經被放一邊了。此時此地，誰能告訴我們這是哪一個身體在向哪樣的另一個身體傳達呢？但我們應該討論傳達授予（adresse）嗎？在哪種意義上呢？必須要有授予、技巧，接觸（tact）、──即是說，恰切的觸及（touch）──才能把身體看作是它們必然要成為的被授予對象嗎？如何觸及呢？整個修辭都成為了問題。如果我們非－隱喻地來理解這個問題，情形將會如何？如何觸及？而作為修辭和言語藝術的問題或程式，就是唯一的隱喻？詞語觸及的如果不是身體，那又是甚麼呢？而這就是問題的癥結：你如何捕捉到身體？我已經失語了。
當然，問題不在於說明身體是不可言喻的。不可言喻總是用來形容一個更深的原因、更秘密的、更沉默的、更高尚的詞的：只有與上帝相結合的那些詞才能接近的一個意義寶庫。但「上帝已死」意味著：上帝不再有一個身體。已死的、腐爛的身體是在任何語言中已不再有任何名字的東西，正如我們從特土良（Tertullian）和博須埃（Jacques-Bénigne Bossuet）那裡所瞭解到的一樣。而未命名的上帝已經與這個不可命名的東西一起消失了。完全可能發生的是，隨著這個身體的消失，所有身體，以及關於身體的任何概念、任何真理、任何再現，也都隨之消失了。但身體還保持著自身，還有被身體所分化的話語還殘留著。人們不應該停止談論不能言說的東西，人們不應該停止觸及身體的言說和身體的語言，使身體緊貼著它們。從這種與語言的身體與身體之間的接觸，人們必然期望一種出生，期望身體的外展，這是一種在自身外的語言將要外-銘寫的（ex-écrit），將要通過觸及、通過落入沉默來加以命名的。
實際上，上帝的身體就是人自身的身體：這個身體是上帝從「ex limon terrae」為自己而造的，以「油灰（putty）」象徵著他的整個創造。「在眼中有火；在形成言語的口中有氣；在屬於觸及的手中有土；在生殖器中有水。」作為上帝自身的形象，人的身體以人的身體相似於他，而且顯現在位格中的創造性的權力、美的光輝及其榮耀的廟宇和頌歌。
隨著上帝之死，我們也失去了這個榮耀的身體，這個崇高的身體：他的神聖主權的真正象徵，他的巨大工作的微觀宇宙，最後是不可見之物的可見性，對不可模仿事物的模仿（mimesis）。
然而，為了思考這樣一種模仿──詳盡闡述言成肉身的整個教義──，我們不必考慮身體，不必考慮身體的理念。身體在柏拉圖的洞穴裡誕生，或者就是以洞穴的形式被構想和構型的：作為靈魂的監獄或墓穴，而且身體首先是從裡面被思考的，是被埋葬的黑暗，光只能以反射的形式滲透進去，現實只能以陰影的形式被思考。這個身體是從內部看到的，如從內部看到母親身體的普通但卻痛苦的幻象一樣，如想像自身居於自己腹中的情形一樣，沒有父親或母親，在任何父親和母親面前，在所有的性和所有的繁殖面前，並在那裡捕捉到自身，仿佛在夜間睜開眼睛看到由鎖鏈和假像構成的世界一樣。這個身體首先是致力於形象和形象認識的內在性；它是再現的「內部」，同時又是那個「內部」的再現。
從身體洞穴到榮耀的身體，在這個過程中符號（sign）發生了逆轉，正如在形式－質料說中，在罪孽－身體中，在身體－機器中，或在現象學的「專有的身體」中，一遍又一遍地被扭轉和錯置一樣。但身體的哲學－神學總匯仍然受到模仿、再現和符號等脊椎的支援。有時，身體是形象得以構成和投射的「內部」（感覺，知覺，記憶，良知）：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內部」對它自身來說是一個陌生的身體，是仿佛要從外部加以檢驗的一個客體，一隻被解剖的眼睛，由松果體腺構成的幻覺身體。在另一些時候，身體是意指的「外部」（是方向的「零度」，是關係的目標、本源和接受者，是無意識）：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外部」對其自身而言是一個渾濁的內在性，一個被填充了的洞穴，先於任何居有的一種財產。這樣，身體就成了符號的分聯表達，確切說是成了符號的器官或工具：對我們的整個傳統而言，這意味著：在其內部，意義得以給予，走出傳統，意義便隨之顯現。這樣，且不論所用的視角如何──身體與靈魂的二元論，肉體的一元論，對身體的象徵詮釋──身體都仍然是意義（sens）的工具或化身化，機制或工作，這個意義從未停止向身體的進入，向自身展示自身，使自身成為已知的樣子，並想要在那裡敘述自身。身體，意義──正是以這種雙重含義吸引了黑格爾。
身體與其意義就是矛盾位置：意義要麼借助和通過身體出現；意義要麼離開身體，在身體上面發生和沉澱。但身體本身是甚麼卻無法解釋。
身體始終以這種方式、以這種姿態與自身相對立。身體是矛盾本身的位置。意義要麼借助和通過身體出現，這時，意義出現在身體的疆域之內，它的價值就如同影子出現在洞穴中一樣；意義要麼離開身體，在身體上面發生和沉澱，不停地接近它將永遠蜷縮藏身的專有場所。最終，在這種不透明的黑暗與影子的黑暗之間已經沒有甚麼區別了。身體仍然是儲藏意義的黑暗場所，是這種儲存的黑色符號。但這樣一來，身體就絕對落入了符號和意義的陷阱。如果它是符號，它就是意義。（那麼如何考量靈魂的經濟呢？）如果它是意義，那麼它就是自身符號的不可解釋的意義。（人們不是仍然有靈魂或精神嗎？）已故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喜歡引用瓦萊里（Paul Valéry）的話：「精神的身體。」
在對這個問題的揭示上，文學即便不超過哲學，但也與哲學不相上下。在一種意義上，人們不能不說，如果說在哲學中除了能指和所指外，從來沒有身體，那麼，在文學中恰恰相反，除了身體沒有別的。然而在另一種意義上，人們可以說，文學和哲學的關係像身體與靈魂或精神之間的關係一樣，始終是對立的。而實際上，文學（我是說文學的哲學決定論，「文學」一詞本身從未真正離開過哲學，儘管當我根據「文學的」或「理論的」或「批評的」理解來說「文學」時，該詞指的實際是同一回事）──文學意味著下列三種情況之一：作為虛構，這在定義上是無身體的，作者的身體是缺場的（事實上，我們被囚禁在他的洞穴之中，在那裡，他向我們展示了無數身體）；作為由符號所掩蓋的身體，僅僅作為符號寶庫的身體（巴爾札克、左拉或普魯斯特的身體──有時，即便不是經常的，這些符號首先是肉體符號）；或作為書寫本身，被拋棄的或被豎起的一個意指身體──如羅蘭・巴特所說的作者「跳動（享樂）的身體」，意指著非含義的點。
這樣，我們還是沒有離開符號、意義和模仿的視野。文學模仿身體，或使身體模仿一個意指過程（社會的，心理的，歷史的，英雄的），或通過模仿使自身成為身體。這樣，在所有這些方面，意義總是要回到書本身之中來，即回到文學上來，但書卻從來不在那裡：在純粹的存在中，書從未廢除自身，它還沒有把符號融入意義，也沒有把意義融入符號。書的身體應該是身體的身體，它在那裡，卻又不在那裡。文學，以及文學與哲學的關係，是言成肉身秘密的長期延續，是對這個秘密的長期解釋，也是這個秘密長期隱含的意義。
而政治則再現了同樣的事情，即對這個秘密的同樣無休止的解釋。人們要麼把共通體、城邦看作身體，否則社會和公民的身體就會生成其自身的共通體和城邦的意義。作為力的身體，作為愛的身體，作為主權的身體，它既是意義又是自身意義的符號──但只要它成了一個，便即刻失去了另一個。
自身的符號和符號的存在自身：這就是各種狀態之下、各種可能性之中的身體的雙重模式。我們的全部符號學，我們的全部模仿學，都包含在這些極端之中，都包括在湯瑪斯・阿奎那所說的作為身體的物質符號（materia aignata）之中。（還應該說，在該詞最重要的意義上，它也是自身的象徵和象徵的存在自身。抑或應該說，在身體之內並作為身體，符號要求象徵的現實：即意義與眾多的意義、意義的身體與身體的意義的物質結合和共－存。）
如果能指「身體」意指的只是這種迴圈的再吸收，那麼，這意味著它的含義過程等同於總體意義了嗎？並在這個過程中把它變成了一個正在消失的含義過程了嗎？當然是的，而且恰恰是由於這個原因，「身體」沒有停止在不可命名的事物與不可命名的事物之間延展、惡化、被撕成碎片。自相矛盾的是，梅洛-龐蒂的肉體──這個「回到自身、與自身相配的織物，」世界和我的身體交織成意義的地方，梅洛-龐蒂這樣寫道：「我們稱作肉體的東西，這個在內部形成的塊體，在任何哲學中都沒有名稱。」──為特土良腐爛的身體提供了一個回應。
身體是總體的能指，因為一切都有身體，或者說，一切都是身體（這個區別在這裡失去了意義）。如果它所說或想要說的──它可能願意說的──不過是身體與身體的相互交織和混合，每到一處都發生的混合，每到一處都顯示另一個名字的缺席，那個叫做「上帝」的名字的缺席，每到一處都生產和再生產，每到一處都吸收意義的意義和全部意義，無限制地把不可滲透的東西與不可滲透的東西相混合，那麼，身體就是最後一個能指，就是能指的極限。
正是在這裡而不是在別處，精神才作為無限的自我濃縮而生發出來。如果靈魂是身體的形式，那麼，精神就是任何形式的身體的昇華（或壓抑？），是身體的意義──意義的身體所揭示出來的本質。基督教的精神在此達到了圓滿的融合。Hoc est enim corpus meum（這裡是我的身體）⋯⋯
但這裡又出現了窮盡身體和身體意義的另一種方式。這是被流放的、屠殺的、折磨的身體，被數百萬計地殺戮的身體，在藏屍所裡堆成堆的身體。這裡，身體失去了形式和意義──而意義也失去了全部身體。這些身體甚至不再是符號了，也不是任何符號的起源了。這些身體已不再是身體：化為煙塵的精神，恰恰是那些昇華為精神的身體的逆反和回應。同樣儘管有所差異的是痛苦的身體，饑餓的身體，破碎的身體，妓女的身體，損毀的身體，染病的身體，以及臃腫的身體，營養過剩的身體，太健壯的身體，太性感的身體，太令人亢奮的身體。所有這些都是它們自身的符號；都是符號的存在自身，而不對任何事物提供任何符號。
這些是被獻祭的身體，但卻未獻祭給任何東西。它們甚至根本沒有被獻祭。「獻祭」是一個含義過多的詞，或含義不足的詞，不能表明我們對身體都做了些甚麼，或用身體做了些甚麼。「獻祭」表示身體向界限的過渡，在那裡，它成了共通體的身體，成了一種共通的精神，是這種共通的效果，是質料的象徵，是與自身的絕對關係，具有充滿鮮血的意義和製造意義的鮮血。但獻祭存在了。灑出的鮮血是殘酷地、只能是殘酷地灑出的。這是基督傷口的精神性。但從那以後，傷口僅僅是傷口而已──而身體也不過是傷口，即便在保護自身、給自身塗油之時，也仿佛是為了不受身體上的傷害而進行的著裝。
身體不過是傷口。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的傷口無一是新的，且不管使身體遭受痛苦的經濟、軍事、員警和心理機制。但從現在起，傷口只是自身的符號，標誌著這種痛苦，一個被剝奪了身體的遭禁的身體。這不簡單是一種不幸或詛咒，因為這些事情仍然在提供一個符號（已經變得不可釋義的那些悲劇符號）；它也不簡單是疾病（仿佛我們早就知道我們的痛苦之源和健康之源），但那是痛苦，向自身敞開的一道傷痕，融入自身的一個符號，最後，它既不是符號，也不是它自身。「沒有眼瞼的眼睛，疲於看和被看的眼睛」：馬塞爾・赫納福（Marcel Hénaff）是這樣評價我們西方的身體的，在薩德侯爵所計畫的一個項目的結尾他這樣收到。用愛蓮娜・斯卡里的話說：「世界、我和聲音都消失在強烈的痛苦折磨之中」；「世界的分解，被創造的世界的解體。」我們必須把這個「被創造的世界」看作身體的世界，身體得以在場的一個世界。即是說，身體作為身體是其所是的一個世界。
但這個存在是甚麼呢？我們對身體的存在之存在知道些甚麼？對存在的存在身體知道些甚麼？也許還一無所知。哲學當然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同時，存在著50億人的身體。很快就會有80億。且不說還有其他的身體。人性正變成可接觸（tangible）的了，而非人性也是可接觸的。在80億身體之間敞開的是一個甚麼樣的空間呢？他們於中觸及和分離、而他們全體或任何一個又不被重新吸收到自身純粹的、不存在的符號之中的一個間隔空間是甚麼樣子的呢？160億隻眼睛，800億個手指：去看甚麼？去觸及甚麼？由於我們知道一切都是無用的，除了生存沒有別的目的，而對於那些身體，我們該怎樣慶祝他們的數量呢？
選自《解構的共通體》，讓－呂克・南茜著，陳永國譯，夏可君編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原載於微信公眾號：暴風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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