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rto Esposito ｜《歐洲哲學》導論（下）
四
第二條通往外部的道路，同樣在美國出現，並通過法國理論來刻劃的。與德國哲學不同，這條道路是一種自發性的轉移，並不由創傷性的事件決定，也缺乏悲劇性的旋律。這涉及到一系列作者——只舉出幾位最重要的大師，有德里達、傅柯、德勒茲、利奧塔、布希亞——在他們的國家他們已經聲名鵲起，因此也受邀到美國大學裡講學。在這裡，一種去故土化的運動又一次讓歐洲思想撒播到全世界。關鍵不是跨越了大西洋的彼岸，擴張到全球範圍：法國作家群絢麗的成就，使他們成為美國校園裡的燦爛明星，而此前是由德國思想家在那裡佔主導地位。伴隨著對於利奧塔後現代理論和對德里達所推行的解構實踐之興趣逐漸增長，是對馬庫色和阿多諾的迅速衰落。這就是為何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對巴黎的思想家發起攻擊，而引發了利奧塔的回應。爭論的核心是對現代社會的不同判斷——對法國人來說，現代性已經日暮西山，而對德國人來說，現代性是一個未完成的計畫——而且他們關於哲學之角色的觀點也有著明顯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涉及到他們在哲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之差異。德國人和法國人對於「理論」一詞給出了不同的意思，這足以解釋他們之間的分歧。在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所踐行的「批判理論」中，形容詞要高於名詞，帶著哲學－政治的腔調，在法國理論那裡，「理論」沒有任何批判意義，而是意味著一種不依賴於任何規範目的的寫作實踐。在對哲學漸進的文字化過程中，尤其是美國解構主義所推行的理論，不再觸及到任何真實，它主要集中於自身的實踐。法蘭克福學派試圖引入第三極，來讓對立的雙方的衝突得以緩和，這個第三極既不是肯定，也不是否定。
不過，法國理論這種非政治追求，不會讓我們看漏了一種內在分裂，從一開始這個分裂將兩者分成兩個互不相容的潮流：一個是由海德格所影響的潮流，另一個是由尼采所影響的潮流。利奧塔和德里達是前者，儘管他們方式不同；傅柯和德勒茲則代表著後者。為甚麼我在討論法國理論的章節中從一個有缺陷的線索開始，即從德里達和傅柯關於後者的《古典時代瘋癲史》（History of Madness）的激烈爭論開始，理由在於這場爭論正正建立在哲學及其外部的關係之上，這也是本書的中心。事實上，兩位作者都問了這個問題，但兩人給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對於德里達來說，相對於銜接語言（logos）和語音（phonē）的內在關聯，其外部就是寫作。寫作是外在的，是語音的反面，語音常常來自於內部。但寫作是內部的外部，當然——在這個意義上，它成為了內部與外部銜接的差分邊緣，而不是其對立面。
對於相對外部，傅柯的回答是絕對外部。讀他的著作，追溯其傳記中不尋常的軌跡，我們會有印象他不斷擴大了外部空間，一步又一步地改變其最終的邊界。與德里達不同，在早期階段，瘋癲外在於理性，逃離它的把握。隨後是陳述——在話語秩序中，似乎消除了主體的中心地位，將話語推向外部，而不是讓主體來生產話語。最後，在從知識考古學到權力系譜學的發展過程中，在權力與抵抗的連續動力關係中，外部是與移動物體的力量並存的。主體和物件都是生物性生命——德勒茲也將其理解為一種非個人的獨特力量，永遠不會讓它自己被捕捉的力量，因為它就是在我們所能觸及的外部掌控著我們的東西。政治——也就是說，各種試圖征服生物生命的力量和試圖解放這些生命的力量之間永不停歇的鬥爭——總是包含在生物性生命當中。主體性的構成就是這種辯證法正在發生改變的結果，當中，生命和政治是糾纏在一個死結上。
五
通過這種方式，在歐洲哲學視野上開闢入口的東西，就是我所開啟的生命政治學觀念。我們將其發展（用最原本的方式重述和闡明了傅柯的洞見）歸因於一系列文本實踐的形成，我們可以將其命名為「義大利思想」。在這個表達中，「思想」替代「哲學」和「理論」，這是一個新進的創造，代表著與我考察的另外兩個哲學系譜完全不同。在過去二十年裡，義大利思想並沒有完全獲得德國哲學和法國理論那樣的聲望和獨立性，但義大利思想發展出一條與兩者完全不同的道路。考慮到這種被視為一種趨勢的東西，最開始也來自於義大利外部，尤其是來自於美國，很難給出構成其成員的那些思想家一個統一的輪廓。除此之外，不僅僅是它與其他兩種思想傳統有所不同，它的主要特徵似乎顯著趨向逐漸被污染——正如它自我適應於生命政治範式所證明的那樣。不過，其形成模式揭示出義大利思想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不僅僅是由於其文化，也是由於這種思想誕生之前的歷史，用一種很特殊的方式來使之富有特性。
再說一遍，我談論的是思想和衝擊其外部界限，直到為其內部開闢道路，並改變其思想的東西之間的關係。在德國哲學中，這個外部對應於社會；在法國解構主義那裡，這個外部則是寫作；在義大利，「政治」代表著這個外部，也可以理解為超越國家制度的東西。不需要回到義大利哲學的馬基維利根源（這個根源在其現代代言人們那裡是非常活躍的），我們必須將其開端定位在六十年代之後逐漸形成義大利思想的，尤其是在「工人主義」（operaismo）名義下所命名的各種不同行為。這導致了一種時間上的悖論，在其思想確立幾十年之後，這個思想的起源才得到承認。一個思想實際發生及其形成之間在時間順序上的裂縫，就將義大利思想置於面對德國哲學和法國理論是一個離心化的位置上。它源於法國理論，在法國理論的驅動力喪失了其動力之後，它才得以鞏固；因此，一方面它來自於不完善，另一方面，他根植於可以追溯到早期現代更深刻的思想層次。在共時解讀（將義大利思想限定在六十年代的衝突動力機制之下）和歷時解讀（將義大利思想關聯於一個很長的系譜）之間選擇哪一方，這問題並不十分重要，因為事實上義大利思想恰恰就處在兩條道路的銜接點和張力關係之中。那麼並不出乎意料，它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就是一種穿透性的目光，將古代的東西和現實的東西貫穿起來。如果我們認為這些濃墨重彩的概念是在義大利發展出來——絕對主權（imperium）、神聖化（sacertas）、免疫（immunitas）——它們作為一個整體的意義就在於一個理論裝置，讓其當代性經受其源頭的考驗，並試圖在當代性之中尋找起源。
義大利思想的主要特徵源於完全擁抱從語言學轉向——德國解釋學和法國解構主義與之密切相關——以至由傅柯和德勒茲部分宣導的生物學轉向過渡。這兩位思想家，甚至在其生命政治學理論框架下沒有看到的東西，就是生命和政治之間更實際的關聯。與傳統形而上學的同一性對立，法國思想求助於差異，這並不足以完成這個任務。為了讓差異徹底擺脫法國思想的非政治論調，同時也避免了德國的否定性和法國的中性，需要將同一條線上將兩個對立面銜接起來。這就是工人主義所號召的東西，為了將他們引向徹底不同的另一種觀點，打破了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設定的資本與工人階級之間的內在統一。通過與施米特（Carl Schmitt）的關係，義大利思想將政治置於其視角的中心。在這些線索中，可以說義大利政治哲學所指的主體性特徵是二，而不是一與多。相對於帶有否定痕跡的德國人和中性化的法國人而言，將義大利思想構成為一個整體的是其肯定性的模式，即讓其成為「行動中的思想」——用尼采的話來說，積極的而不是反動的。這種肯定性的模式如何發展，仍然是一個它未來發展的問題，對於現今而言，這僅僅是一個趨勢。一種可能性——當然是非常艱難的可能性——就是試圖從政治神學範式中解放出來，而整個西方傳統都深陷在其囹圄之中。在這個傳統下，當所有的概念都傾向於通過對立的否定，而不是自在地來看問題時，義大利思想試圖創造一種直接關係，通過這種關係來肯定——從其歧路的十字路口中心處的生物學生命出發。
六
在1989年事件的發生，有了一個關於歐洲的共同觀念之前，我們都不得不等待著。儘管一體化計畫回到了戰後早期的歲月，但並未在冷戰期間徹底的冷卻，唯有在蘇聯體制崩潰後，一體化才重新煥發青春。只要大陸仍然被鐵幕隔開，諸多歐洲哲學就是可能的，但不是一種在主觀和客觀意義上的歐洲哲學。柏林圍牆被摧毀，同時也打破了現實和思想的障礙，開啟了一個新時代，一個不再背負著過去，而是自由地朝向未來的時代。東方邊界的連續擴張似乎讓歐洲超越了其古代的界限，整合了之前五十年裡還是它絕對外部的那些國家。彷彿消除疆域的動力（直到那時，它都在影響著各種思想線索），現在已經擴展到歐洲整體，需要從所有的哲學中來思考它。不過，一體化的聯合也並不是要讓各種理性思考和哲學風格的不同模式變得同質化。歐洲各種概念語言之間的差異，仍然是關於歐洲意義最富有洞見的研究之核心問題，這個事實意味著多元視角是歐洲一體化的基本特徵。歐洲的哲學（A philosophy of Europe），或如本書的標題一樣，為了歐洲的哲學（A philosophy for Europe），只能在各種思想傳統的交匯中產生。
哈伯馬斯發起了德國關於歐洲憲政可能性的討論。他的「憲法愛國主義」計畫的優點在於，在他所界定的「後民族星叢」的發展中，解開了民族國家身份與共和公民身份之間的現代關聯。這個轉變的哲學參照系是康得的啟蒙版本：只有普世大同的視野才能在全球化過程中讓歐洲一體化具有意義。哈伯馬斯堅定地堅持這一觀點，即便在面對迪特．格林（Dieter Grimm）和恩斯特－伍爾夫岡．博肯福德（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針對他所作強烈反對，認為歐洲人民沒有能力讓歐盟具備民主上的合法性和實質時亦是如此。對他而言，歐洲人口的形成是一個結果，而不是一個啟蒙的公共空間逐步擴張所導致的憲政化構成的前提。其預先假定了一個切實有效的而負責任的公民社會，如今歐洲再沒有這樣的公民社會了，而這種公民社會揭示出哈伯馬斯在話語上的自反性迴圈，在此基礎上，歐洲公民必須設想一個未來，尤其是通過他們的想像力來讓其成為可能。這個計畫的每一步都與這個前提緊密相關，而這個前提本身依賴於現實中不具備的條件。最終的導向似乎是這樣一個觀念，即所有的利益衝突和價值衝突，都是可以通過理性討論來解決的，因為這些衝突都來自於話語本性上的誤解。沒有比這個假設更粗暴的論證了。在如此巨大的移民潮的壓力下，在恐怖襲擊的挑戰下，越來越難於想像，新歐洲可以及建立在方便爭論和合法協議基礎之上。
我們可以界定一個「德里達模式」，其不亞於「哈伯馬斯模式」。在這個模式下，歐洲的未來試圖尋找其邊界之外的世界——邊界處於不斷變化之中，而身份與之相關。法國闡釋者所認為歐陸的命運，就是永不停歇的變化，為的就是讓普世主義哲學的目標陷入矛盾，反對作為這種目標特徵的民族國家所抱著的自我中心主義。即將到來的歐洲，是歐洲化的歐洲——不是胡塞爾意義上的關注原初關係的歐洲，而是有著明確的去中心化傾向的歐洲。在理論的激進性上，這種方式值得推崇的；然而，在政治層面上，已經證明了這種模式極端脆弱。通過消解各種差異分化的特徵，來構想一種歐洲身份——在這種環境下，恰恰是它的生存遭到了威脅——當中的矛盾十分明顯。埃蒂安尼．巴里巴（Étienne Balibar）在一系列政治研究和學術論文中（這些研究和論文讓他成為了歐洲思想的先鋒）所採取的立場，從一開始就是有問題的。他是最早理解由邊界造成的主體（要麼被邊界包含，要麼被邊界排斥）生命政治地位的思想家之一。但這並不意味著需要摒棄邊界——其反生產的後果，即鼓勵了非差異性的同質化。相反，他們必須得到民主化，換句話說，邊界必須向那些不得不跨越邊界，來逃離無法生活的窘境的人們開放。這意味著必須對正在進行中的生命政治進程做出回應，而不要讓他們死於可能導致他們陷入死亡政治的漂流。只有注意到這種變化是無法逆轉的，注意到它所涉及的風險和資源，這樣，就可以讓歐洲大陸成為世界上發達的民主之地。
義大利的哲學討論更清晰地界定歐洲政治空間的需求。由於九一一屠戮事件創傷的強烈影響，義大利式的對話建立在與這種進程之中的深刻變遷有著更現實的關係。其肇始於與作為其深入的系譜學特徵的偉大的政治體制的歷史概念的比較。無論其怎麼理解，它都不會與帝國主義範式相容，歐盟的空間似乎不能還原為一個主權體制。根據不同的視角，問題在於，已經證明了主權範疇本身在整體上不適合於表達我們所面對的生命政治動力學。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的政治抉擇，那麼導致當下歐洲情形的突發事件——從跨國恐怖主義到大量的移民，環境危機，宏觀經濟選擇——都不可能在單一民族國家層面上解決。像這些唯一能處理問題而不回避全球化的挑戰，同時也不屈服於全球化同質化趨勢的方式，就是在一個巨大區域空間裡多極共存。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唯有在「歐洲的」這個「形容詞」重新獲得從馬基維利到維柯（Giambattista Vico）思想傳統中語義分量的前提下，歐洲才能回到「公民權力」的地位上。在這個傳統中，「公民」（civile）和「公民審核」（incivilimento）之類的詞語從來不會從非現實的角度上來假裝否定權力，相反，它們會建議將權力限制在政治衝突的範圍之內。不過，毫無疑問，恐怖主義的挑戰必須讓歐洲各國聯合起來，同時對於從內部讓這個跨越多個不同整合的視角，不可讓它運動變化的辯證集合窒息而亡。馬基維利和維柯的公民都意味著必須將人民（popolo）利益淩駕在那些主流社會階層的利益之上。無需質疑其奠基性價值的共同根基，新歐洲只能從不同政治派別的針鋒相對甚至衝突中出現。這讓我們回到了黑格爾所謂的「對立」的內在需要。問題在於讓它們回到「它們的生活關係和互動」。正如馬基維利所說，新秩序只能從不同社會派別的鬥爭中產生。眼下仍然缺席的歐洲人民所懸而未決的問題，也與這個張力相關。的確，合法的制度絕不會在沒有衝突下看到曙光。當然，歐洲並不是圍著圓桌簽訂的條約或者成員國在主權上單純認可的產物，它只可能來自於延伸到今天和明天所有居民身上的公民的共同意願和需求。這不可能一蹴而就——正如一個單一的歐洲人民的單一表達一樣。歐洲公民只可能是不斷變遷、不同的人民彼此針鋒相對的結果，在所有歐盟成員國裡，包括那些從外部來到歐洲的人，他們在資源佔有、生存機會上都不平等。如果一部分人，其利益和生活方式已經代表著全球金融的最高檔次，而另一部分人的苦難積重難返，尚未尋找到配得上這個名稱的表達。唯有在這一切發生的時候，當真實的聯盟在大眾階層之間形成，成為歐洲的絕大多數人的時候，歐洲才有可能重新理解一體化的深刻動機。
* 節錄自《A Philosophy for Europe: From the Outside》導論，羅伯托．埃斯波西托著，Polity 出版社，2018年。
轉載自激進陣線聯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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