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核按鈕更大更威：現代男子氣概的全球性危機（上）

作者 | Pankaj Mishra

譯者 | 黃永恆

譯者簡介 |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2016級本科生，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

原導言

在「9.11」襲擊後的西方世界，在以美國、英國等國家的公共語境中逐漸興起了對於男子氣概的狂熱追捧：越來越多的男性覺得自己的社會地位在女性主義不斷覺醒併發力的當下岌岌可危，便索性將女性樹立為對立面，並成為特朗普、普京等樂衷於吹噓自己硬漢氣質的政客的忠實擁躉。縱觀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隨著世界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對男性主導力量的追求似乎也在循環往復、不斷重現，並深刻地塑造了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治與文化。印度學者潘卡吉·米甚拉於2018年3月在《衛報》上發表了《現代男子氣概的危機》一文，深刻而犀利地剖析了男子氣概浪潮每一次 「襲擊」的起因與影響，用史實照進現實，呼籲西方祛除零和博弈式的性別範式認知，為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敲響了警鐘。

1948年1月30日的晚上，在印度獲得獨立並實現印巴分治五個月以後，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在從晚禱會返回其在新德里的臨時居所的途中，被近距離槍擊三次，當場倒地身亡。人們一度懷疑殺害甘地的兇手納圖拉姆·戈德森是一名穆斯林，後經證實，戈德森是一名來自印度西部的印度教婆羅門。戈德森沒有試圖逃跑，在庭審中，他表達了對於甘地「女性化」溫和的政治手段的強烈不滿，尤其是甘地對於穆斯林的慷慨，讓這個印度教的國家顯得越來越孱弱。因此，他認為自己不得不殺了甘地。戈德森在今日被沙文主義者徹底改革的印度被奉為一個英雄——在一個《我的奮鬥》暢銷的印度，在一個在政治和文化領域被歐洲法西斯主義掀起的政治運動所主導的印度，在一個由被控犯下屠殺罪行的印度教種族優越論主義者納倫德拉·莫迪作為總理的印度。在戈德森所談及的印度教特質中，他駭人聽聞地抄襲歐洲沙文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的民族與種族觀念。戈德森幼年時期曾被當作女孩撫養，戴過鼻環，但之後便企圖通過印度教的種族優越論來獲得強硬的、具有男子氣概的身份認同。然而，對於許多印度年輕人來說，戈德森和希特勒代表著一種大張旗鼓的個人與國家的男子氣概。

殺害甘地的兇手在道義上聲望斐然，僅僅是全球性的男子氣概危機許多表現中的一種。對於如何成為一個強勢男人的重新關注甚至在一些所謂的發達國家都佔據了主流。今年一月份，加拿大作家佐敦·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因其 「西方已對男子氣概喪失信仰」的論調以及對由女性所擁護的「置人於死地的平等主義教條」的譴責而被紐約時報稱頌為 「現代西方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份子」。

但願這只是一個誇張的說法。然而，有現象表明，自「9.11」事件以來西方的公共生活中逐漸形成了一種對於男子氣概的狂熱追求；這種現象也似乎預示了有著連環猥褻行徑，並吹噓自己私處尺寸和核彈按鈕的現總統。「9.11」恐怖襲擊後的幾個星期後，華爾街日報專欄作者佩吉·努南寫道：「從『9.11』的廢墟中誕生了具備男子漢氣概的美德」。對於彼得森的的 「硬漢」之談十分推崇的努南如今也對 「充滿陽剛之氣的男人，推動事態進展並且能夠力挽狂瀾的男人」，比如讓她渴望 「撕開他的襯衫以顯露其胸口的超人S標誌的」小布殊。諸如此類的情感迸發幫助小布殊在任期之間將自己塑造成一位瀟灑有氣概的領導者形象，儘管他在「9.11」事件剛剛發生之時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在席捲英美的這場睾丸酮飆升中，許多久坐於辦公桌前的記者都將自己想像成無所畏懼的戰士。大衛·布魯克斯，另一名彼得森的擁護者，堅定地表示「我們將繼續毀滅無辜的村莊，聳聳肩，然後繼續戰鬥。」

隨著陽剛美德逐漸興起，西方對於女性，尤其是女性主義者的攻擊演變得幾乎與海外那些拯救受難的穆斯林少女的戰鬥一樣如火如荼。在發表於2006年的《男子漢氣概》一文中，來自哈佛的政治哲學學者哈威·曼斯費爾德譴責了職場女性對於男人保護者角色的輕視。自詡為新帝國主義者的歷史學者奈爾·弗格森發出了「女孩子們不再玩娃娃」的喟歎，並同時哀歎女性主義者迫使歐洲進入民主化倒退的進程。更為露骨的是，在芭芭拉·金索爾弗筆下，卡莎·波利特、蘇珊·桑塔格和阿蘭達蒂·羅伊等少數公開批評野蠻好戰之風的女性「被固定在公共鞭刑杆上接受來自愚蠢無知言論的鞭打」。與此同時，《名利場》雜誌在對於小布殊政府的圖文專訪中將小布殊評價為沉著冷靜，並稱讚其副手迪克·切尼是「堅硬的磐石」。

「9.11」襲擊後盛行的大男子主義無疑是由本·拉登對美國國民男子氣概的詆毀所引起的：自由而勇敢者已變得「溫和」而「軟弱」。越戰羞恥也使得史泰龍和施瓦辛格等具有漫畫中超級英雄男子氣概的人物備受關注。在過去一直享有特權的男性越來越多地受到來自女性、同性戀群體以及多元民族及宗教背景者的挑戰也成為了不爭的事實。伊萊恩·肖瓦爾特在《性別無政府時代：世紀末的性別與文化》（1990）描述了十九世紀末許多男性因少數女性主義者取得的微小成就而產生的恐慌： 「恐懼於（男性地位的）下降，渴望對於性別、種族、階級以及國籍的界限進行更嚴格的控制」。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歷史學家小亞瑟·史列辛格便已經對女性「日益增長且具有攻擊性的力量」提出了警告，指出她們「像一支征戰的軍隊一般攫取領地」。史列辛格作為強勢自由主義最初的宣導者，對於「被閹割的」、擁有「對於受壓迫者有著女性的關懷與幻想」美國男性惱羞成怒，並希望美國歷史的「開拓者」都是「正兒八經的男人，並且對這一事實從不質疑。」

現代西方這些充滿雄心壯志的男性形象塑造者們如今卻被迫重新審視當今時局。同性戀者和女性在戀愛和婚姻的選擇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自由。女性期待在職場、家庭以及兩性關係中創造更大的自我價值。特朗普可能擁有最大的核彈按鈕，可中國卻在最尖端的人工智慧領域和最傳統的大規模生產上都獨佔鰲頭。除此之外，科技與自動化的發展都讓「推動事態發展並且力挽狂瀾」的男人們慢慢退出時代的聚光燈下。在西方，這種現象尤為嚴重。

許多白人異性戀男性感到自己被「自視甚高的」中國人和印度人、穆斯林和女性主義者，以及同性戀的健美運動愛好者、有陽剛氣質的女性和變性人所圍攻。這樣一來，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甚麼他們如此輕信彼得森「傳統的家庭勞動分工的毀滅已經造成混亂」的論斷。這種對男性陷入弱勢狀態的恐懼和焦慮已經引起當今最占主導地位的兩個帝國主義國家在政治上的歇斯底里。在英國，冷漠刻板的代表著帝國權利的冷漠刻板的英倫紳士們屈服於諸如伯里斯·詹森這樣言語失禁的脫歐者。在眾多唱衰英式男子氣概的聲音裡，右翼記者道格拉斯·穆雷強烈譴責「總體來說毫無男子氣概的義大利人，歐洲人和西方人」，並對於特朗普「讓西方人記起自己身上偉大之處」給予了高度評價。確實，不論是以核武器打擊威脅朝鮮，還是貶低殘疾人和猥褻受害者，這位美國總統都向世人展示了某些現代歷史上的贏家會不擇手段地去宣揚自己的權威感。

然而，西方對於粗野男子氣概的浮華展現，以及對於極右分子所稱的「阿綠」（由cuckold一詞而來，原義為綠帽子，這裡指不敵視女權主義的男性）和「文化馬克思主義者」的瘋狂厭惡並非僅是對前述粗野的懦弱者所作出的回應。這種對於極端大男子主義的維護在現代歷史上重複出現，這種迴圈極深刻地塑造了亞洲、非洲以及拉美的政治與文化。本·拉登認為穆斯林「已經被剝奪自身的男子氣概」，並且可以通過清楚美國權力的生殖符號來得以恢復。以哈里發的名義斬首、強姦無辜的人質，戴著黑頭巾的年輕伊斯蘭國士兵們明顯和犯下大屠殺罪行並宣稱自己有維京戰士血統的挪威人安德斯·貝林·佈雷伊格一樣有著病態的男子氣概。上個月，菲律賓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告訴國內的女性異見者們「我們不會殺了你。我們只會朝你的陰道開一槍。」印度的種族優越論領導者們似乎著迷於通過折磨不幸的少數民族來證明「我們已經不是無能者了」，正如其中一位領導人在1998年的核子試驗之後所說的那樣。

有關男子氣概的削弱、文明的衰落的消極認知將戈德森、施勒辛格與本·拉登、特朗普，以及許多其他大男子主義的頑固保守派聯繫起來。他們喜歡將女性氣質描述為「溫柔」、「被動」，將男性氣質描述為「強勢」、「主動」；他們無比懷念可以理直氣壯、毫無顧慮地身為男人的時代。無論是印度教的沙文主義者，激進的伊斯蘭教徒還是白人國家主義者，他們對於自身形象的建構都依賴於將女性邊緣化。這就好比對於男性力量的幻想只有在和同女性弱勢的地方相比時才能得到最明顯的突出。這些怒氣衝衝的男人將女人等同於陽痿，並為自己成為「阿綠」而驚慌失措，並逐漸演變成了一種流行於英美且似乎無計可施的男子氣概危機。

這場危機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的？為甚麼危機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往世界性的方向發展？在寫作《憤怒的時代：當下的歷史》（Age of Ang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的過程中，我開始認為這種一再反復的危機阻礙了現代世界的發展進程。危機隨著十九世紀人類歷史上最激進的變革而發端：農業和農村社會被動盪的社會經濟秩序所取代，這種社會經濟秩序由工業資本主義界定，是通過新的性別和種族分工嚴格組織起來的。在當下這場危機似乎是全球性的，因為在西歐和美國現代化進程中形成的限制性的性別規範網路已經覆蓋了地球上最偏遠的角落，因為它們正在經歷自己的社會經濟革命。

成為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有許多種方式。研究具有驚人多樣性的前工業化社會的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不斷地揭示，生物構成和行為之間沒有明確的聯繫，男性和精力充沛的男性之間沒有聯繫，女性和被動的女性之間也沒有聯繫。印度人、英國殖民主義者十分厭惡去尋找、崇敬和卡麗一樣好戰和性欲旺盛的女神；他們的英雄是吹笛子的懶漢，如克里希納。印度大量的文學作品證明了男女性別可以互換，不管在精英階層還是民間都存在兩性同體以及同性性愛的傳統。到了十九世紀，當由剝削和排斥構成的、以性別和種族界限分層的社會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社會；當諸如國家建設，城鄉遷移，帝國擴張和工業化等現代性深刻衝擊徹底改變了人類認知的所有模式時，這些並不自知的傳統便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男人和女人便開始普遍被束縛在特定的角色中。

十九世紀，陽剛的男子氣概開始逐漸顯現在一系列激進的國家、種族運動中。

在西方種族優越論者的歷史觀裡，現代西方是世界平等與自由的捍衛者。實際上，正如瓊·瓦拉赫·斯科特在她最近出版的《性別與世俗主義》一書中所表明，「現代西方民族國家的社會基礎」就是一種基於生物差異的性別（和種族）不平等概念。康德認為女性沒有能力運用理性，實行個人自治，做到客觀、勇敢和堅強。誕生於法國大革命和啟蒙運動的拿破崙則認為，女性就應該待在家裡生兒育女；《拿破崙法典》臭名昭著地規定女性必須服從她們的父親和丈夫，並被許多國家吸收並引入法典。美國國父之一湯瑪斯·傑弗遜曾稱讚女性『將家庭幸福置於一切之上』」，並且「明智地不參與政治事務以避免額頭上長皺紋」。隨著現代世界的形成，這樣的偏見使得傳統的父權制被具有強烈排他性的男子主義氣概的理想所取代。

因此，女性被剝奪了政治參與權，並被迫在家庭和職場中擔任從屬角色。流行心理學家們通常堅信男性來自火星，女性來自金星，他們哀歎彼得森所說的「傳統」勞動分工的解體，卻不承認資本主義、工業社會和擴張主義社會需要新的分工，也不承認監督他們的白人男性認為女性由於身體或智識上的劣勢而不適合從事領土擴張、國家建設、工業生產、國際貿易和科學創新方面的工作。女性的身體註定是用來生育和保衛家庭、種族和國家之未來的；男性的身體就理應用來勞動和戰鬥。成為一個「成熟」的男人，就意味著要適應社會，履行養家糊口、為人父母和參軍效果的義務和責任。用希歐多爾·羅斯福的話來說，「當男人對工作和正義的戰爭感到畏懼，當女人害怕做母親時，他們便會在毀滅的邊緣顫抖。」隨著十九世紀時代進程發展，許多關於男性和女性身份的文化假設演變為永恆的真理。正如彼得森的狂熱擁躉所揭示的那樣，這些假設在今天比種族不平等的「真理」得到更有力的支援，而種族不平等的「真理」同時也只是以「自然」或偽生物學為基礎。

司各特指出，西方現代化進程中定義的性別差異模式實際上有助於穩固「西方國家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種族優勢」。「白皮膚與『正常』的性別認知系統相聯繫，而黑皮膚則被認為是與不成熟的甚至是變態性有關。因此，英國人認為信奉卡麗女神的印度人是一個沒有男子氣概並且幼稚的民族，不應該參與政治事務而自尋煩惱。中國人即使在西方的唐人街裡也被普遍認作是留著尾辮的懦夫。就連基督教世界令人畏懼的老對手穆斯林，也在帝國主義思潮達到頂峰的時候被嘲笑為「像女人一樣」。

甘地直截了當地顛覆了這些歐洲帝國主義者（以及模仿他們的印度教徒）的性別偏見：他們認為缺乏男子氣概就是具有女性氣質的表現。他摒棄西方對男性至上統治者的認同和對女性順從統治者的屈從，提出了一種基於嚴謹自我反省和具有母性關懷的積極政治。為此，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但甘地認識到了男性掌權者的動力是基於將女性想像為一個在退步的存在之上的——女性是一群應該服從並被支配的人——以及這種病態的認知對於現代政治和文化的影響之大。這種認知最陰險的表現，就是征服和剝削被認為具有女性氣質進而比正常人低人一等的人——這樣的暴力在十九世紀成為常態。對於許多歐洲人和美國人來說，成為一名真正的男人就意味著成為一名激進的帝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即使像托克維爾這樣目光敏銳的人物，也渴望他的法國男性同胞在與北非阿拉伯人戰鬥時認識到自身「好戰」和「陽剛」的本性，把家庭生活中的瑣碎事務留給女性去處理。

當世紀進程不斷推進，男性不斷在精神上受到來自工業化、城市化和機械化等無法控制又極度削弱男性的現象的打擊，他們也因此積極回應對於社會上追求男子氣概的思潮。強勢的自我、民族、帝國和種族被認作是強壯無畏的男子氣概的化身。為了實現這一令人生畏的理想，他們就必須徹底消除所有具有女性氣質的膽怯和幼稚。挫折與失敗激起了男性的自我厭惡——以及對暴力的渴望。羅斯福曾被「懦弱者」和「奧斯卡·王爾德」等不光彩的綽號嘲笑，對此，戈爾·維達爾曾經指出，羅斯福試圖通過「男子漢」的活動克服他的身體脆弱，其中最激動人心和最崇高的活動便是戰爭」。因此，對同性戀者的憎惡和對王爾德等犧牲者的追捕會在歐洲帝國主義最鼎盛的階段達到了頂峰。

（未完，下篇：厭女增肌以自強：現代男子氣概的全球性危機（下））

原題目｜現代男子氣概的全球性危機.

原載於｜《衛報》：The Crisis in Modern Masculinity

翻譯本載於｜法意Nomos 法意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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