闖入世界盃的Pussy Riot(下):政治行動與宣傳的界線在哪?
上篇:
原題|「時髦」的反叛者:闖入世界盃賽場的Pussy Riot和她們的媒介行動主義
作者|Elena Gapova
譯者|潘彦霖
轉載自|澎湃思想市場
澎湃編按:
在法國對克羅地亞的世界盃決賽上,四名中途闖入球場導致比賽中斷的觀眾賺足了賽場上和全球電視機前觀眾的眼球。事後,俄羅斯朋克樂隊Pussy Riot宣佈對該事件負責,沖入賽場的正是Pussy Riot的四名成員。她們目前仍處於拘留中。
Pussy Riot是一支俄羅斯女性主義朋克樂隊,中文又常譯作「暴動小貓」,而Pussy也有「陰道」的意思。樂隊成立於2011年8月,由約12名成員組成,成員頭戴顏色鮮豔的頭套,她們在未經政府批准的情況下,在各大景點舉辦有關俄羅斯政治生活的行為藝術表演。
近年來,Pussy Riot無疑是西方媒體的焦點。在接二連三的媒介行動中,她們成為俄羅斯女權、反資本主義和反威權的異見者象徵,吸引了無數眼球。尤以2012年的「朋克禱告」演出為甚。在2012年2月21日,她們在莫斯科基督教救世主教堂上演了反當局性質的「朋克禱告」,隨即而來的是樂隊12名成員中的娜傑日達·托洛孔尼科娃(Nadezhda Tolokonnikova)和瑪麗亞·阿廖欣娜(Maria Alyokhina)的兩年牢獄之災。在獄中,娜傑日達·托洛孔尼科娃曾和斯洛維尼亞哲學家齊澤克進行過六封通信,探討激進政治、全球格局……
點擊查看在世界盃決賽當日,Pussy Riot闖入綠茵場的一幕
媒介行動主義:在媒體上的能見度怎麼影響Pussy Riot?
Pussy Riot的抗議表演是一次富有交流性的行動:它的目標是維持一個文化事件並以此傳達資訊和發表聲明。當代集體活動常假設的一些形式並不符合流動化的類別和手段。流動化出現在查爾斯.提利(Charles Tilly)的經典研究中,提利見證了新社會運動的崛起並在其著作的結尾指出:「世界已經發生改變,它的集體行動也隨之如此」。新社會運動是1960-1970年代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深刻的社會結構重組和文化轉型的結果。這些社會運動圍繞青少年、城市、生態的、和平主義的、女性的、倫理的和其它「非經濟性的」議題展開。它們可能與傳統的牢固團結的組織形式不符,也與保守的代言管道不符,因為這些運動的關注點已從這種「理性制度的」目標被轉移為權力攫取;相反,它們挑戰文化準則與象徵性社會建構,並重新解釋行動的意涵。新女性運動尋求展示女性現狀的各種特徵並強調差異,包括重組主流術語。類似地,Pussy Riot追求一種文化形式的抗爭;這種抗爭圍繞認知度(一個人的身份、自治權、差異或生活方式)的流程進行組織並在維護團結性,廣泛的可見度也是部分題中之意。
Pussy Riot的可見度源自實體和數位化的交集,即實體空間和新媒體的使用。這個明顯的「線上-線下」編排遵從了典型的快閃族模式:快閃族也源自新的傳媒資訊和實體空間的交集——在實體空間發生,通過新的資訊媒介組成和推廣。首先分析實體部分,表演的場地非常關鍵,因為在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無論發生什麼都會成為新聞(Pussy Riot早期亮相引起的反應就不能媲美)。67%的俄羅斯人將大教堂稱作他們信任的機構,通過惡搞大教堂的禮拜儀式、宗教象徵及神聖含義,Pussy Riot利用了一個有聲望機構的社會資本和醒目空間。藝術上來看,她們的行動體現了發端於20世紀早期都會表演的傳統:將戲謔和顛覆行為帶入街道及公共場所,而前一刻出現下一刻消失的「遊擊戰術」則被義大利未來主義者發揚光大。這個理念稍後被達達主義者和其它先鋒和反主流運動重振,接著又被第二波女權主義者、當代文化反堵者和後蘇聯行動主義者運用。都會表演有時被設計為激進藝術和政治馬克思主義的集合——一個明顯的事例是貝爾托·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和他的「新戲劇理論(new dramaturgy)」——因為鼓吹反主流叛亂的革命煽動者目的在於消除藝術和政治間的那條線,並在理想情況下開啟普遍的革命,到時城市下層會在騷亂、大屠殺和暴動的強烈衝突中湧入街道。確實,娜傑日達·托洛孔尼科娃正是用 「叛亂、大屠殺和暴動」這些詞來闡釋她對樂隊名中外來詞「riot」的理解。
都會表演——不管是政治集會還是枕頭大戰——隨著社交媒體的出現變成了全球現象,因為數位交流設備能用作社會行動主義的手段。互聯網創造了與公眾分享資訊的場所,並使資訊在擴散的觀眾中可見。觀眾的擴散則依靠電子設備和無數的媒體資源。根據本克勒(Benkler)的研究,在資訊社會的公共半徑中,這種擴散的觀眾以直接評論、發佈(通常在許多明星網站)、點贊和創造通向更多關注的捷徑滿足了「看門狗功能」。當代抗議的代理機構有能力創造他們自己的可見度運行機制,因為他們不用依靠傳統媒體(傳統媒體有實體所有者)和傳統的代理形式。
依靠這些手段,Pussy Riot籌畫了一個「綠色和平式的媒體事件」引導注意。這樣的事件是當代媒體社會的特徵,大量的時間用於以不同方式消費媒體。在這個媒體飽和的環境裡,媒體中顯著的問題成為了日常生活的基本。與此同時,社會變得牽一發動全身且引人注目,個體日益自戀。當他們在互聯網上行動時,他們得到了一種有自主權並充滿力量的感覺,換言之便是他們能夠自己行動並挑戰權力結構。
在資訊時代,人們購物、開始關係(和做愛),與政治緊密結合並線上得到樂趣。他們也在線上工作,製造社會關係、圖像和符號,而非物質對象。當符號、密碼和象徵被賦予越來越多的重要性,「符號變得可互換,權力通過組織資訊流的語言和密碼運行」,賽博空間成為了新的「現實」。2011年俄羅斯「觀念」作家維克托·佩列溫(Victor Pelevin)出版了一部名為《S.N.U.F.F.》的觀念小說,諷刺了真實和數字——真實的事件,以及關於這些事件的新聞和電影——走馬燈般糾纏在一起的世界:一個在新聞中被報導的真實事件,也恰恰在事件發生的同時被編排拍攝成事件電影的一部分。因此,除非被電子媒體報導或展示,真實不會被認作為真實(並保持未知)。可以認為,Pussy Riot製作了一部展示她們在教堂中做「朋克禱告(punk-praying)」的視頻正是同種情形。像奧威爾《1984》裡一樣,她們修飾過去,為她們的觀眾將其轉變為現實。
當代觀眾生活在接收資訊的環境中並依賴智慧手機、平板電腦或ipad來接觸「現實」,符號、文化象徵和圖像得到前所未有的展示和重要性。用哈特利(J. Hartley)的話來說,在後現代領域,圖像已在世界範圍內獲勝,這個觀點對理解「Pussy Riot效應」是很重要的。長期看來,Pussy Riot在後物質主義世界製造了一個啟動三股有力趨勢的「全球符號」。第一股趨勢是對 (女性)身體或身體圖像普遍的政治化:在當代文化中,身體被用作政治目的並成為能傳達資訊的有力手段。第二股趨勢是數位媒體(社交網路、博客、短信等等) 能為特別事件製造的可見度。最後,是文化和符號在後物質世界中新的重要性。托洛孔尼科娃的丈夫韋齊洛夫(Petr Verzilov)正是認識到圖像和符號在資訊社會尤其寶貴,於2012年8月申請註冊了「Pussy Riot」的商標。律師馬克·費金(Mark Feygin)和其它兩名樂隊成員也嘗試在國外注冊商標。2012年的紐約時裝周和其它活動均以多彩的巴拉克拉法帽為特色。2014年6月托洛孔尼科娃和阿廖欣娜接受了寫真冊《不帶面具的Pussy Riot(Pussy Riot Unmasked)》和其它商業項目的拍攝,寫真冊由60歲的荷蘭創業家及百萬富翁Bert Verwelius掌鏡,Verwelius從事色情攝影並在烏克蘭開設了自己的模特經紀公司。如此將抗議符號與全球消費文化整合一體是諷刺的。訴諸於偶發性、反威權和反等級制度,並用提供可見度和自主權印象的手段,Pussy Riot成為全球媒體資本主義的工具,她們的抗議也是工具化後的產物。
Pussy Riot事件的內容在全世界都被表述為一個針對權利和言論自由的女權主義困境,因此被「歸納到人權和冷戰框架中」。本篇論文顯示這樣狹隘的闡述錯失了該事例的社會背景;更審慎地分析圍繞這只樂隊所產生的爭論能有助於我們揭示Pussy Riot被某些俄羅斯社會團體如此激烈拒絕的原因。這些反應與兩方面因素有關。一方面,Pussy Riot實行媒介行動主義並屬於新社會運動——後工業時代的一種現象。她們挑戰了文化準則、資訊和主流術語,同時用瞄準西方觀眾——而非後蘇聯——的符號和概念表達她們的不滿。這與此同時也是關鍵:Pussy Riot已逐漸象徵在後社會主義社會出現的新的社會分化和邊界。她們被很多普通俄羅斯人視作全球資本主義造就的都市精英,對她們的反應也更多是關於階級而非性別上的。
這個事例的分析對女權主義研究同樣有所貢獻,因為它證明了——儘管並非首次——女權主義的意義和目標並不是「普世的」,兩者取決於特定的地點、社會背景和時間段。最後,這個事例能豐富新媒體研究,因為學者們致力於揭示隨資訊時代到來的錯覺與幻覺。數字媒體為我們提供不曾想像的表現手段;只不過,這些手段皆歸於全球媒體資本主義。
作者:Elena Gapova是美國西密西根大學社會學的副教授,她長期致力於後社會主義國家的性別研究、國族建構和階級研究;曾經在立陶宛創建了歐洲人文大學性別研究中心。
譯者:潘彥霖,畢業于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獲藝術史碩士學位。藝術史翻譯、自由撰稿。關注社會文化史。
中文版首發於「狩獵(TheHunting)」,狩獵是關於現當代藝術翻譯、寫作和思考的平臺。
英文原文出處:
Elena Gapova, 「Becoming Visible in the Digital Age: The Class and Media Dimensions of the Pussy Riot Affair,」 in Feminist Media Studies, vol. 15, Special Issue: Mediating Post-Socialist Femininitie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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