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首先要搶鏡？——新媒體政治與闖入世界盃的Pussy Riot（上）

原題｜「時髦」的反叛者：闖入世界盃賽場的Pussy Riot和她們的媒介行動主義

作者｜Elena Gapova

譯者｜潘彦霖

轉載自｜澎湃思想市場

澎湃編按：

在法國對克羅地亞的世界盃決賽上，四名中途闖入球場導致比賽中斷的觀眾賺足了賽場上和全球電視機前觀眾的眼球。事後，俄羅斯朋克樂隊Pussy Riot宣佈對該事件負責，沖入賽場的正是Pussy Riot的四名成員。她們目前仍處於拘留中。

Pussy Riot是一支俄羅斯女性主義朋克樂隊，中文又常譯作「暴動小貓」，而Pussy也有「陰道」的意思。樂隊成立於2011年8月，由約12名成員組成，成員頭戴顏色鮮豔的頭套，她們在未經政府批准的情況下，在各大景點舉辦有關俄羅斯政治生活的行為藝術表演。

近年來，Pussy Riot無疑是西方媒體的焦點。在接二連三的媒介行動中，她們成為俄羅斯女權、反資本主義和反威權的異見者象徵，吸引了無數眼球。尤以2012年的「朋克禱告」演出為甚。在2012年2月21日，她們在莫斯科基督教救世主教堂上演了反當局性質的「朋克禱告」，隨即而來的是樂隊12名成員中的娜傑日達·托洛孔尼科娃（Nadezhda Tolokonnikova）和瑪麗亞·阿廖欣娜（Maria Alyokhina)的兩年牢獄之災。在獄中，娜傑日達·托洛孔尼科娃曾和斯洛維尼亞哲學家齊澤克進行過六封通信，探討激進政治、全球格局……

點擊查看在世界盃決賽當日，Pussy Riot闖入綠茵場的一幕

但與此同時，在一些批評者看來，Pussy Riot也表徵了全球激進政治的後現代轉向。符號和圖像的絕妙運用，使她們成了「酷」的、「時髦的」、創意階層的代言者，並製造了與底層人民的文化區隔——比起她們，傳統工人的反抗更加不可見。Gapova教授在《「時髦」的反叛者：Pussy Riot的媒介行動》一文中更是犀利地指出其行動的尷尬所在：在反抗全球資本主義的同時，她們也被資本馴服，成為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一部分。不過，《獻上同志的問候：齊澤克與Pussy Riot的六封通信》的中文譯者張涵露在另一篇關於Pussy Riot的文章中提醒讀者，比起批判Pussy Riot被「利用」，更重要的也許是關注「利用」本身，即階級差異的真正始作俑者——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新媒體和創意階層

2012年春天，在莫斯科法院將對Pussy Riot樂隊宣佈初步判定時，一位報導法院門前集會的BBC電台通訊員將集會人群描述為「時髦的城市年輕人」（BBC newshour）。他們以流利的英文回答通訊員的問題——這在許多群體裡是項重要技能，像是准專業社群和博主圈以及新媒體記者、「當代」藝術家、電腦愛好者、網頁設計師、諮詢師、音樂家、大眾科學家、公共知識份子、專業組織者和隸屬于各種國際活動組織（多數有國際基金的資金支援）的半專業人權、女權、及生態活動家。對2012年這些莫斯科抗議的研究往往會忽略讓這兩個部分重疊領域的人聚攏並彼此認識的一個關鍵方面：抗議是政治事件，然而製造和消費當代藝術靠的是畫廊、展覽、拍賣、「波希米亞式」咖啡店和數字媒體的「推送」。Pussy Riot的藝術性和組織性發軔於激進主義小組Voina（戰爭），部分樂隊成員也屬於這個藝術團體。這類背景的成員通常有明顯的習性：他們往往看起來「酷」，遵循特定類型的物質文化消費（包括音樂、藝術電影、書籍等等）和生活方式。他們屬於一個組成了Pussy Riot社會基礎的「新階級」。

「階級」這個詞可以指代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同時根據此群體已有的形象援引準則。本質上，階級的概念反映的是經濟分類。然而，這個詞同樣能引起建構在資本的非經濟形式上的社會分類、特權和例外。在布迪厄等人之後，用於理論化社會不平等、社會分化、階級劃分等一系列議題的廣義組織概念，能通過文化、生活方式和品味的事情維繫。換句話來說，人們也許不能清晰地識別出階級議題或涇渭分明的階級群體，但是分級過程仍然在他們之中運行，且基於風格、品味、知識和文化的「排斥準繩（lines of exclusion）」以潛在的方式與經濟資本和財產聯繫。

上述關於階級一詞的簡介有助於釐清後蘇聯地區的社會發展情況，這些地區向資本主義的過渡導致經濟分化，向全球資訊時代的過渡則從根本上改變了就業性質。隨著互聯網的出現，新的工種、新的就業形態成為現實：除開自由職業、外包、轉包和其他以項目為基準的人際網路形式，這種流動且不穩定的就業環境之特徵便是獨立內容製造，這種製造倚賴一個人自身的足智多謀和吸引他人興趣的本領。「創意階級（Kreakly）」 一詞在理查·佛羅里達(Richard Florida)的著作《創意階級的崛起》（2002）出現後，被頻繁——有時甚至是諷刺地——應用於全球化大都市中心的各種社群。這些人際網也可以被視作某種「新階級」：新階級的成員們以知識、文化及教育資本來製造收入和維持特權。

互聯網的出現，使線上世界的人際交互成為可能，並成為專家、藝術家及活動家組成的新階級社群得以維持的重要因素，因為社交網路平台（Facebook、LiveJournal、Twitter以及一些以西瑞爾文為主的平臺）提供了社會及商業活動的「合併體（merger）」。社交媒體組成了一個特殊的空間，使線上線下的、混合了知識份子和活動家的圈子成員之間能夠互相交流，分享文化和活動事件的資訊，並對這些事件表達意見，驗證他們與社群的歸屬。在這種虛擬空間的抗議中，資訊交流、社群建設和經濟活動可以同時發生，可見度和受歡迎度都是就業的先決條件，新媒體的專業技能因為有助於維持可見度和受歡迎度而變得非常重要。研究美國早期虛擬社群把「腳踏實地（back to earth）」運動轉變為各種商業項目的佛瑞德．特納(Fred Turner)指出，對資訊專業人士和專業活動家圈子來說，社群內的名聲和可見度尤其重要。要成為這個圈子的一分子，一個人在資訊交換的過程中必須要積極地「塑造」自己、展示自己。建立自己的名聲，成為圈子的一員，獲得專業上的成功缺一不可。對一個人的身份和人格如此密集地製造並商品化，可能模糊掉其工作和私生活的界限，甚至一個人的私人事務都將成為增添受歡迎度和可見度的「素材」：表演和生活同時進行。例如，當還是Voina成員的托洛孔尼科娃在2009年進行「公開」懷孕和分娩以及其它私人事件後，就成為互聯網上Pussy Riot討論的主要部分。

數字人際網通常代表著面對面的組群，它們將很大部分的資源投入在建設和維護內部團結上。隨著這類亞文化的成員們重新發現合作的力量，他們從中得到啟發並被這種力量吸引，並時常想像他們自己隸屬於（或通過他們的行動創造出）一個擁有新社會秩序的人際網：無等級制度、親密、反官僚。然而，這種自我滿足的想像是天真的：這種混合了文化、聲望、個人魅力和專業技術的資產是資本的「次級」形式，並需要機構或經濟資產的加持使之合法化。儘管網路社群號稱持反資本家立場，但它通常以全球傳媒市場（電視、時尚產業、廣告、設計、當代藝術等等）和國際技術網路維生。大眾藝術或政治都能成為揚名立萬和就業的溫床。例如，托洛孔尼科娃從監獄釋放後便為Trends Brandszhe當模特（Fashion Rotation 2014）；這兩名女子也在紐約和其它地方參加了商業演出和媒體合影，並出現在俄羅斯電視台上。一些評論家懷疑是否Pussy Riot的反主流文化抗議已經被傳媒市場馴服，還是這個組合從一開始就抱著品牌和商品化的目的。

如果這批普遍來自知識份子家庭（這也解釋了他們對英語和其它形式的文化資本掌握良好），對技術在行、受良好教育的城市年輕人作為Pussy Riot的支持者的確形成了一個新階級的話，那麼這個階級需要維護一種非經濟性的邊界，以及和那些「教養不足者」之間進行區別的分界線。不用直接運用經濟不平等概念，就可以製造階級差異，因為「文化觀念與排斥和／或統治的模式是彼此牽連的」，也可以通過使用多種形式的資本——甚至是話語的力量——被創造出來。例如，「羞辱」和將教養不足者曝光便是通過話語確立區分線的一種機制。下面的例子也許有助於解釋如何維持這些區分線。在2013年紅場舉行的一場抗議中，莫斯科的同性戀活動家們打出一張大幅海報，上面寫著「恐同是群氓（bydlo）的宗教（Homophobia is the religion of cattle）」。在俄羅斯，bydlo是一個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詞，同時指涉下層經濟階級和「懶漢」。明面上，活動家們在羞辱恐同者；然而這也暗示著，他們將「無產階級，卑微的平民（proles）」與「群氓（cattle）」等同起來，創造了社會排斥準繩，以維持他們智力勞動者、專家、甚至人權活動家（因為這是一個道德地位）的「受過啟蒙的」地位，這些也是他們身份的基礎。

Pussy Riot的事例便以類似方式用於維持「受過啟蒙的人」和「平民」之間的社會差別。一位著名的異見分子記者在Snob雜誌中——一本以「全球俄羅斯人的雜誌」標榜自己的出版物——堅稱「普通人（narod）」沒有能力欣賞Pussy Riot；因此知識份子需要與平民保持距離，並教會他們正確的態度：

俄羅斯反對者在支持Pussy Riot的行動中，已經選擇了一條相當漫長且偏離普通人（narod）的道路——通向不同的、更優類型的普通人（narod）。然而，如果我們以耐心和韌性沿此路蜿蜒前進，這種新類型的人最終將會浮現。

在上述兩個例子中，與「人們」保持距離（劃出界限）都以宣揚民主目標的面目出現：捍衛LGBT權利和Pussy Riot。

資訊人際網成員們維持生存的收入難以追溯來源，逃稅可能被歌頌為一種抵抗形式。在2012年抗議期間，博客上有一種流行的態度可以總結為：「我不會為這個腐敗的國家繳稅：當他們停止腐敗時，我才會交出我的稅」（比如，ninazino.livejournal.com 上的評論 2012）。然而，逃稅的同時要求誠實的總統選舉或許會讓一個人宣稱的目標顯得可疑。一位自稱反主流文化的「左派」年輕領袖受邀作客自由派「莫斯科回聲（Echo Moskvy）」的廣播節目時，在聚焦包括Pussy Riot支持者在內2012年抗議集會之撤離的當期節目上主張：

……如今「左派」的概念相比七八十年前拓寬了許多……我的基礎不是工人。我的基礎是想生活在一個不同俄羅斯的年輕人們……我正是對階級鬥爭這個概念持懷疑態度……我們現在可以擁有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我不想要任何階級鬥爭。我的父母，概括而言是資產階級……我無法想像我會和我的父母鬥爭對抗……我們是不同的一代。我們這代人沒有蘇聯時代——像我們父母一輩——所必須具有的那種精神分裂症 ……重要的是我們的正直，我們的真誠……而不是我們的政治節目或演講……我個人並不想當權。

這種與「工人」保持距離便是一種政治分化的證據；左翼和工人階級黨派群體認為，俄羅斯政府與Pussy Riot所屬抗議運動之間的僵局，實際上是兩個資產階級派系的權力鬥爭（例如，2012年的總統選舉中，反對黨候選人Mikhail Prokhorov便是一位寡頭政客）。2012年舉行的「左派力量論壇」包括了獨立工會、「左派前線（The Left Front）」、「工人俄羅斯（Working Russia）」和其它組織，但幾乎沒有引起主流媒體注意。論壇堅稱區分「時髦的抗議者」和俄羅斯工人群眾的標準在於對引起極度不平等的1990年代私有化的態度。論壇還主張，社會抗議的目標應該是財富再分配，而不是把權力從一個派系轉向另一個派系。在這種語境下，Pussy Riot和專注於LGBT及女權議題的其它組織被看作參與了一場「生活方式」的鬥爭。工人和左派運動往往使用從「傳統」資本主義時代承襲的結構和語言來組織及構架他們的議題，並從經濟事務角度表達他們的不滿。然而，這種「經濟方面的」抗議可能被全球媒體邊緣化，不僅因為他們提出的議題，也因為這些議題「平平無奇」的外表。正如在比較Pussy Riot和哈薩克一群罷工的石油工人時一位博主形容的：

Pussy Riot又酷又有上鏡效果；石油工人則不是。在莫斯科的西方記者也很容易接觸到Pussy Riot的審判……不僅是自由派的報紙（《衛報》、《獨立報》等等），就連右翼的《每日電訊》和《每日郵報》都發出聲援。

這位博主還寫到：

全歐洲的年輕人都表明了對Pussy Riot的支持，這是件好事。樂隊已經收到麥當娜和其它流行文化界名流的支持。我希望我們可以為Roza Tuletaeva [一位罷工領袖] 和在扎瑙津（譯注：哈薩克西部城市）的其它活動家構建同等程度的支持——哈薩克當局在12月16日犯下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後，正在對他們施行報復。 （People and Nature 2012）

因此，Pussy Riot事件透露了兩者間的階級分化：擁有國際視野的新階級，和浸淫在更「物質的」經濟與生活方式中的「大眾」。資訊經濟無法離開傳統工人的供養，但它常將工人貶低至次等地位，使工人們的抗議很難得到跟那些「又酷又上鏡的」行動一樣的可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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