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惡不作惡（十二）：惡與現代哲學｜曾瑞明

前文說過，哲學的理論會影響我們對惡的看法，二十世紀種種大惡又是否倒過來影響人們如何從事哲學呢？

美國女道德哲學家尼曼（Susan Neiman）在其著作《邪惡在現代思想︰另類哲學史》（Evil in Modern Thought: An Alternative History of Philosophy）就持這樣的一種見解，我們要了解哲學史，就要從惡的角度理解。透過惡，我們會對現代哲學有新的看法。惡的問題，成了解現代哲學的一條鎖匙。是哲學，不只是倫理學，而是整個世界觀，包括認識論和形上學。

沒有了自然邪惡

這講法不可謂不驚人，尼曼還要由哲學史中去了解整個惡的問題的改變。她由里斯本地震開始說起，因為商貿與地理位置的關係，葡萄牙的里斯本是當時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16世紀開始，葡萄牙人由巴西殖民地運來一批一批的黃金，可以想像那是如何的紙醉金謎。但在1755年9 月1日里斯本發生大地震，整個城市被破壞了，財富蒸發了，藝術品消失了。這場自然的邪惡（natural evil），令西方的正神論被瓦解，信仰被質疑︰上帝為何創造這個世界但又不讓它完美？即使葡萄牙人犯了罪，但他們值得這種懲罰嗎？但對於畏懼的人來說，地震只會加強他們的信仰，他們更敬畏上帝，不敢造次了。

這時已經有一些人開始用科學理解自然，當時仍然藉藉無名的學者康德就是箇中例子。他寫了幾篇關於地震和火山爆發的文章回應里斯本地震（在學術高度分工的今天，很難想像！）。如此厲害的地震，真好像是上帝的震怒和懲罰，但用科學的眼光看，其實不過是版塊移動，這位同樣任教地理的哲學家，就用硫和鐵自行製製造地震效果。像荀子所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世界沒有例外，只有一般的自然律則。當自然邪惡不再納入惡的範圍，我們就將邪惡聚焦於人上。是的，人有自由意志，他才是惡的根源，當然他也可以為善。這種將自然的惡跟道德的惡徹底分開的做法，標誌著現代性。但在奧斯威辛（Auschwitz）發生後，這種巨大的惡令我們嚇呆了，哲學家們只能沉默。

筆者最近看了《夜》，才明白集中營的惡是有多大威力令我們失去我們對上帝與人類的信任，作者維瑟爾說︰

為甚麼？為甚麼我要讚美祂？我全身每個細胞都在反抗，是因為祂讓無數的小孩葬身在火坑裡？因為祂讓六個焚化爐日以繼夜運作，就連安息日與節慶也不停歇？

奧斯威辛之後

這當然是人作的惡，但上帝始終保持沉默。尼曼問，我們其實有沒有可能避免邪惡發生，該如何對待過去發生的大惡？當代發生的邪惡似乎只令我們無助。由里斯本到奧斯威辛，道德的領域已由全宇宙縮窄至人類，但人類卻是如此的邪惡，我們最決絕的道德態度，就是這世界根本不道德，但我們又可以去哪裡去？康德不是說我們作為理性的存在是價值的源頭吧。我們可以在一個沒有價值的世界生存嗎？我們可以如何跟自己相處？無家可歸（homeless）可說是當今哲學的命題。

尼曼又指出艾希曼的審判顯示了人們所作的惡跟其內在動機已不掛勾。 “Evil requires evil Intention “已是明日黃花。常人跟惡人可以沒有兩樣，我們只能由你做了甚麼來判斷。這樣的話，怪不得卡繆的《瘟疫》將納粹看成是一種傳染病，人的惡反而變成自然現象，跟人類的自由意志不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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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也令惡變得更難以理解，在國家機器這大制度裡，權利的保障也是要靠國家。但當國家有邪惡的行為，並以民主和法律之命行進時，人們似乎難以獨立獨行。很少普通人願意玉石俱焚，損害自己去製造邪惡。但卻有很人願意在一個大制度裡做一個小機件，去推動大惡——即使他們本身也不願看到大惡。他們作惡只是工作一部份，回家就父慈子孝，做上帝的好信徒。

法蘭克福學派嘗試說明為甚麼會變成這樣。根據他們的中堅阿多諾的《啓蒙辯證法》，奧斯威辛的發生其實是內在於整個西方文明，這可由荷馬的奧德賽（Odyssey）開始說起。這樣看，人人都是共謀，但無人可以改變。於是我們良心最多只能內疚，拒絕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不是我們的家。

人們都弄不清法蘭克福學派能不能談超越，阿多諾只說奧斯威辛不可重複是一律令。但當無人有信心超越惡時，人們開始對惡不作聲。尼曼指出在十九世紀人們還會就罪惡問題有一個立場，如果沒有的話，人們甚至會質疑你是不是哲學家。現代哲學呢？當代分析學派似乎未有關注惡的問題，羅素的名著《西方哲學史》也未有提到邪惡，有關邪惡的討論，也放在漸邊緣化的宗教哲學上。

但惡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的，尼曼舉了幾位哲學家來闡述他們如何回應這課題，羅爾斯是其中一位。尼曼是羅爾斯的學生。羅爾斯即使企圖只談政治，不談形上學，但他將所有「偶然性」（contingency）排除，去建構理想的社會。尼曼認為，這也是因為世界已不能保證有正義存在。只有在理性的世界，或者我們將社會看成理性的領域，我們才能跟社會調和。「無知之幕」就是設計來讓我們擺脫各種偶然性，包括出身、種族、階級，去設計一個社會結構。尼曼留意到羅爾斯也關注哲學史，他就出版了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moral philosophy和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當中，他對黑格爾的看法相當認同︰政治哲學是用來平息我們對社會的失望和憤怒的。她告訴我們如何可從哲學觀點理解，我們才能看到我們的社會如何理性地發展至今天理性︰ “When we look at the world rationally, the world looks Rationally back”.

大闊了吧的惡

尼曼並不只是描述，她對惡有特定的看法。比如她認為我們不能將惡分大小，也不能衡量它們。說一行為是惡的，就不可能有甚麼平衡。惡能分辨，但不能比較。

尼曼也將惡取代了理性問題，應該不應該，如何證立都是惡的問題。哲學當然牽涉理性，哈貝馬斯甚至說哲學是理性的捍衞者。哲學是做證立的工作，但世界發生的事情如何理解，卻不是哲學的專利。尼曼把哲學理解為 “making sense of things”，其實是預設了用理性來理解不理性的世界，結果當然是令人失望的。

對於尼曼來說，每一次我們將應該發生和不應該發生的事情跟現實並看，我們都是跳進惡的的問題，也未免誇大了。形上學家Peter van Inwagen在《惡的問題》（The problem of Evil）反對尼曼說有一總括性的惡的問題（overarching problem of evil）。上帝與惡的問題是一種問題，跟惡的存在危及意義是另一種問題。用日常的語言來說，尼曼談的這只是理想跟現實有差距，而且惡也只是其中一種不應該發生的事；另一方面，不一定用理性的角度去理解惡，我們就不會失望反而澄明︰人就是不理性地受心理因素、社會壓力、或者生理因素去做惡的事。就像地震一樣，人有惡性是我們不能阻止的，但建造更穩固的房屋或天橋，或能令傷亡較不慘重。哲學家繼續建構理想的理性世界，可能只是另一種沉默，喋喋不休地對惡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