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端科技．二｜去科技化之痛 ：「矽港」胎死腹中，陷入惡性循環
香港要打造高科技產業的另一障礙是高科技企業不足。「香港有三個中心，航運、貿易和金融中心，但只有這三個中心是不健全的。」陳清泉說道，「要把高科技企業也放進來，比如傳感器、醫療科技之類高附加值又不佔土地的企業。」
此為香港尖端科技發展系列報道四之二
承接上文：尖端科技．一｜香港如何借勢打造世界新矽谷
香港曾經集聚大批國際高科技企業乃至工廠，例如飛利浦（Philips）、摩托羅拉（Motorola）等過去電子行業的龍頭，都在香港設立過亞太區研發中心和工廠。交疊着「解殖」和「回歸」，香港的經濟板塊歷經了大規模的「去工業化」，大量工廠遷離，科技企業的研發、測試部門亦隨廠北移。
留不住先進科技生產線
回頭看，香港失去的遠不止「工業」，相伴而來的「去科技化」影響深遠。科技企業、工廠曾培養出大量富有經驗的工程師，他們失業、轉行、離港；高校內培育的創科種子因缺乏工業而選擇北上落地，本地難造「獨角獸」；中層藍領崗位大減，不止阻礙了向上流動、加劇了貧富差距；年輕人進入科技行業的意願亦大減，理工科人才出路渺茫⋯⋯
「我以前日日對住幾十萬張8051晶片，你夠我熟？」恆光半導體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劉振韜說。他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入讀香港大學電子電氣工程系，後任職摩托羅拉在香港分設的工廠。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近年重新創業，研製晶片控制的六相直流無刷電機技術。劉振韜在訪問中親切地稱呼摩托羅拉作「Mo記」，又時常回憶起香港在晶片行業的「威水史」，最後只得感嘆香港如今「大勢已去」。
小小一塊晶片，為何能夠引起國際「科技戰」？劉振韜道出其中原因，晶片別名又叫「集成電路」，就是將繁複的電子線路集成在面積小、成本低的晶片之上，「你可以用很多大件的零件去實現，亦可以用一粒很慳位、便宜的晶片去做。」選擇後者是科技發展自然之舉。劉振韜指出，晶片的材料成本並不昂貴，「原料是沙而已」，但研發成本比較高，且工序中涉及的設備、人才要求都比較高。由此可見，晶片產業其實是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屬於高增值工業，亦貼合香港邁向高增值知識型經濟的轉型。
事實上，香港曾經擁有亞洲首屈一指的晶片產業鏈。據1992年美國國會代表團考察報告《Oversight Visit to the Pacific Far East》記載，摩托羅拉半導體香港有限公司在1967成立，是摩托羅拉亞太區半導體部門中心。1982年，摩托羅拉在葵芳搭建了生產測試中心和工程實驗室；1986年加建先進集成電路設計中心；1988年，全自動集成電路組裝中心開始運作，同年開啟「矽港中心」（Silicon Harbour Center）項目規劃；1990年，大埔「矽港中心」建成，為二十一世紀初時亞洲第二大的半導體測試裝配工廠，每周能測試520萬晶片。
摩托羅拉等外資公司在香港設立的生產線，培養了大量有經驗的工程師，亦造就了香港盛極一時的電子行業。「工程不需要天才，但需要經驗。」劉振韜將自己創業的底氣歸功於「Mo記」：「普通人研究六線電機發現少塊晶片就放棄了。但我們做工程的不是，發現市場上沒有，我們識寫，就是商機了！」
劉振韜憶述，彼時摩托羅拉有Technical Ladder（技術梯級）的晉升渠道，「我非常『buy』這個概念。」他解釋，入廠後從工程師做起，升到第六級後若不想做管理，可繼續走Technical Ladder，繼續做第七級的工程師，一路升職，「保留了很多有經驗的人才。」
但是，由於土地、人力成本急劇上升，摩托羅拉工廠於2002年宣布關閉，生產線遷往天津、吉隆坡，後來「矽港中心」亦被改建為鳳凰衛視的辦公樓。劉振韜認為，工業出走背後是「政治因素」和政府「懶理」：「英國人知道1997年要歸還，他們不會做長遠的投資，加上香港政府又側重一面，工業就再沒發展了。」
事實上，回歸後的特區政府並非不重視科技及工業。董建華上任之後，隨即任命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前任校長田長霖擔任香港創新科技委員會主席，推動了數碼港、科學園等項目的落成。晶片方面，董建華亦曾向政府官員點名留下首鋼集團旗下的光掩膜（晶片設計中的關鍵部件）項目，以鞏固本地晶片設計業。
既然特首已然表達對科技的重視，那問題出在何處？陳清泉道出了真相。回歸伊始，他任香港工程師協會會長，帶隊考察新加坡、芬蘭等國家的工業發展，更於芬蘭向諾基亞（Nokia）拋出橄欖枝，邀其來愉景灣建廠。而田長霖亦計劃推動科技股票市場，「類似現在的『科創板』，特意邀請了徐大麟給我們作報告，講述他如何在矽谷投資成功。」
徐大麟是科技創投公司漢鼎亞太（Hambrecht & Quist）的創始人，以投資亞太晶片行業成名。1999年，徐大麟提出要在香港建立六間晶片廠的「矽港」計劃，希望和台灣半導體工程師張汝京合作，把台灣科學園區的發展經驗移植至香港。
但田長霖、陳清泉等一眾科技專家辛苦推動的一系列高端科技、高端工業項目，最終卻因為政治阻力而未能成事—項目推動過程中遭到了「三司」中兩位司長帶頭反對。「那些高官，對於科技根本就沒有認識！」陳清泉如今談起此事，仍然忍不住大拍案台，「你不是問我摩托羅拉嗎？那家台灣晶片公司也想來香港，最後就因為香港不給地而去了上海。要求土地不是很常規的事情嗎？但那些高官就反對！」
2000年，徐大麟表示漢鼎亞太放棄在香港推行「矽港」計劃，將計劃搬往上海執行。他表示，這主要是因為上海願意以近乎免租的條件提供土地，兼且首五年免稅，其後五年稅款減半，但香港政府不願退讓。
結果，「矽港」在上海落地後更名為「中芯國際」，四年後在香港聯交所和紐約倫敦交易所上市。如今，中芯國際已成長為中國唯一能量產14納米的晶片製造商，亦是全球前十的晶片製造商之一。去年7月，中芯國際從紐交所回流上交所上市，上市首日大漲202%。據中芯國際2020年年報，截至年底，中芯國際市值達2,602億港元。
舊人轉行離港 新人不願入行
在產業結構大規模洗牌後，香港的科技發展亦跟着「去工業化」走向下坡路，這最先反映在科技行業的人力資源上。
「九十年代，我四十多歲，公司開七位數字人工挖我。」劉振韜自豪地說，這是「一分錢一分貨」，人工高皆因他能夠將營收從6,000萬美元做到3.9億美元。彼時，行業內技術剛從模擬轉數碼，劉振韜在港大電子系選讀數碼方向，他從集成電路的基礎知識開始學起，經驗扎實。「你現在要考我邏輯門的三十幾個部件編號，我都可以答你！」劉振韜舉例，自己入行後解決了一個摩托羅拉美國總部用兩年都無法解決的問題，「你想像一下，以前香港有一班好似我這種級數的人！」
記者隨即問：那這班人是否還在香港？劉振韜答道：「好像我那麼『憨居』做工程的人『冇』啦！」他說，在摩托羅拉離開香港之後，這些工程師轉行做管理、從商、從政，像他一樣願意留在香港電子工程行業而「還沒餓死」的人，已屈指可數。
劉振韜又提到，新加坡於八十年代開始推動晶片業發展，來香港「撬」工程師。「我同事一過去，（住）2,100呎（的房屋）啊！」劉振韜回憶，其所入職的Chartered Semiconductor，後被世界第三大晶片製造商Global Foundries收購。他感嘆，明明當年新加坡的薪酬水平低香港兩倍有餘，如今時勢卻逆轉。
更令人唏噓的是，香港失去的遠不止富有經驗的工程師，連願意入行的年輕人亦愈來愈少，理工科課程難度較大，就業前景卻遠不及金融、醫科、教師等專業人士。培育科技行業和培養科技人才之間已然陷入「雞先還是蛋先」的「惡性循環」，雖然政府高喊推動創科發展的口號，亦難以改變現狀。
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教授鄧希煒在《香港極需第三次經濟轉型》一文中指出，本地大學生為求穩定高薪選擇修讀醫科、教育或工商管理，而非有助驅動經濟增長的科學或工程學，「一個重要原因是勞動市場並無給科學、工程學畢業生提供學以致用的機會。」
何謂沒有「學以致用的機會」？不妨看一組就業情況數據。現時，公立院校依然保留了大量工程學系，所以畢業生並不少。在2018/19年，工程及科技科的畢業人數佔比超過兩成（見表六），但畢業後從事工程師的人數僅佔7.3%（見表七）。
反觀工商科、醫科、教育科的畢業生分別佔20.8％、8.9％、2.9％，相關就業人數佔比卻位居前三位，分別為19.3%、8.9%和8.31%。簡單而言，商科畢業生能找到對口專業工作的成功率高達九成，但工程科只有三成左右。
再從薪酬來看，熱門行業依然遙遙領先。據求職網站JobsDB發布的《2020年大專生就業狀況調查報告》，起薪點最高的行業中，工程和資訊科技分列第六及第九位，但與醫科、地產金融等行業仍然有較大差距（見表八）。報告亦指出，政府及公營機構連續兩年成為整體受訪同學的就職首選，佔14%，其次為銀行業，佔8%。
恆光公司技術總裁李展陞是與劉振韜一起出身自『Mo記』的工程師。歷經科技發展黃金時代的他，如今已為人父母。李展陞對電子業的看法亦隨着香港「去科技化」的進程而「由明轉暗」，「我現在見到小孩數理『叻少少』，我都有些擔心。」他無奈地說，政府近年來大力推動STEM教育，例如砌Lego和機械人，「你叫這班真的喜歡STEM的人遲些可以投身什麼事業？我做父母的，見到小孩拿起螺絲批，都拿間尺打他手板啦！打到他『驚』為止，打到他『唔敢拿起』為止。」
再思「再工業化」 應推動再科技化
工業和高科技企業是唇齒相依，失去工業等於失去了發展創科的產業環境、企業及人才。2016年，特區政府首次將「再工業化」納入《施政報告》之中，但五年過去了，據政府統計處2019年的數據，製造業GDP佔比僅為1.1%。香港的工業發展依然不成氣候，遑論為創科環境帶來變化。關鍵痛點在於，香港只是為了響應「再工業化」的世界潮流而搖旗吶喊「再工業化」，但實際上既沒重新檢視香港的工業土壤，又不明白「工業」與「科技」之間唇齒相依的關係，結果做來做去也不過是把低端製造業升級，而非「再科技化」的「再工業化」。
「再工業化」一詞在2016年的《施政報告》中首次被提起：一方面是傳統工業的轉型升級，用智能生產、數碼化等方式提高傳統行業的生產效率；另一方面則圍繞科研優勢、高增值產品所打造的先進製造業，例如香港具備優勢的醫療科技、先進材料、精密儀器等。
雖然兩者都被納入「再工業化」，但目標完全不同。前者的重點在於提高生產力，後者的重點則是創造新產業，對接上游的科研優勢，難度亦較前者為高。話雖如此，發展先進製造業的重要性、長遠效益都較傳統工業升級更高，亦更切合香港打造「國際創科中心」的目標，皆因其不止能承載高級研究人才、工程師，還能聚集企業力量共同攻關尖端科研。
只是，五年過去了，香港目前的「再工業化」項目大多集聚在傳統工業升級，而在推動先進製造業方面，資源投放不夠全面，基礎設施建設緩慢，所以很多從大學實驗室走出來的創業團隊都選擇了北上，「科技」依然難以作為產業為香港GDP作出貢獻。
在資源投放方面，創新科技局於2020年7月推出「再工業化資助計劃」，為香港企業提供三分之一（上限為1,500萬元）的智能生產線資助。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首席數碼總監黎少斌算了一筆數，若按滿額計算，計劃的20億元能夠資助約130間企業搭生產線，而按每條生產線為一億元產值來計，「香港製造業GDP能上升五成左右。」然而，尖端科技產品主要來自於高校、研究院內的研發專利。高校創業團隊資金向來短絀，如果希望將這些項目落地香港建立生產線，難以承擔那剩餘的三分之二建設費用。換言之，「資助計劃」惠澤的將是擁有良好資金流或一定財力的公司，忽略了擁有尖端科技卻財力短絀的初創企業。
例如，在上文中，陳清泉提及「傳感器」是一款在香港有條件建立生產線乃至產業的科技產品，皆因其產值高、佔地少。脫胎於香港中文大學實驗室、主打工業氣體傳感器的朗思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在科學園和深圳前海都有分設公司。公司CEO許可向記者介紹，在國家提出「碳中和」之後，內地石化、電力等重工業對氣體傳感器的需求大增，公司目前主打的這台多氣體同測傳感器成本在20萬元人民幣左右，售價約50萬元人民幣，對標的是Figaro、ABB、Areoqual等工業技術巨頭所提供的價格兩倍有餘的氣體監測方案。
朗思科技的傳感器可謂是兼具「尖端科技」和「高增值」的本土科技產品，但最終亦沒有選擇在香港落地生產。許可表示，當時要建生產線，首先考慮了香港，因為產品激光零部件須從國外採購，又適逢中美貿易戰，香港「相對比較安全」。公司落地之後，許可與生產力發展局、幾個本土朋友都探討了在港搭生產線的可能性，「結論是，我們這種產品不太容易在香港做封裝。」許可表示，貿易戰畢竟是短期影響，而產品的零件亦正謀求國產廠商替代供應，「那一陣子過去後，香港的優勢又不那麼明顯了。」
許可指出，主要限制是土地和產業環境問題。土地方面，若要獲得政府或科學園的場地資助，公司須達一定體量，「樓下做機械人的公司就可以在香港封裝，但對於我們這種擁有核心技術的創業新人，是不太現實的。」產業環境方面，許可解釋，創業公司須跟時間賽跑，更看重「當下資源」，自然傾向在具備成熟工業環境的深圳落地，「我們在內地可以找到很多共享生產線，不需自己從頭搭，直接改造就可以。」反觀香港，工業已被全面淘汰，不具備上述條件。
除此之外，還有「應用場景」的問題，皆因朗思的產品主要面向石化、電力等重型工業行業，但香港沒有此類工廠，朗思的產品測試主要在內地進行。「你在實驗室完成一台機器，可以做得非常好。但如果你把機器放在現場，要考慮工廠環境、工人使用機器習慣差異等。」許可強調，若要設計出「可量產的標準化產品」，必須去更多應用場景中「實地測試」和「收集信息」，以尋找共性、逐步優化，「這對我們是至關重要的。」
據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持續發展中心《香港再工業化需要更清晰定位》一文，「電氣、電子及光學製品」獲批的創新及科技基金金額最高，達37億元（佔比達31.6%），但其對製造業GDP貢獻僅為13億元，幾乎是貢獻最低的行業（見表九）。文章指出，「創新基金專注提升本港企業及科研機構的研發意欲及能力，而沒有同時提供足夠支援把研發成果轉化成為可以實際應用的產品」，這導致不少研發項目最終未能「工業化」，亦未能推動各製造業改善生產力。朗思科技的工業傳感器已是最好例證，這類從實驗室走出的尖端科技產品根本無法在本地「工業化」，「再工業化」中的科技業產能自然不斷流失，遠離「再科技化」的目標。
除了科技工業的產業配套缺失，「再科技化」的版圖中亦缺乏大中型科技龍頭企業。「我們怎麼融入大灣區的生態，香港佔哪一塊位置？」倪明選也疑惑：「香港學校多、基礎科研好，可是基礎科研是投入、給錢買設備、請人。到了產出的、賺錢的那一部份就跑到別的地方去了，我們是不是有點虧？」他希望香港為高科技公司提供優惠條件，吸引它們在香港設置總部。
陳清泉亦回憶，在新加坡調研科技時，發現當地不惜土地以吸引煉油龍頭企業來設廠。「官員跟企業說，你要地可以，但你要為新加坡培養人才。」陳清泉解釋，作為交換土地的條件，新加坡要求煉油公司在本地設立研究院，並派專家來培養當地青年，「五年後知識也更新了，公司還要派新的專家來。」
兩位學者的一番話，不約而同指出了科技龍頭企業對於香港發展創科的重要性。例如，過去有「Mo記」為香港培養人才、貢獻產值、促進科技和經濟發展。只是，如今的香港對科技公司態度難言積極。在2020年的《施政報告》中，特區政府為了強化金融中心功能，為金融公司提供了多項優惠政策，例如放寬房託基金的限制、為私募基金提供稅務寬免、又專設市場團隊宣傳來港設立家族辦公室等。但談及創科，卻只得「傑出創科學人計劃」和「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這兩個人才計劃，並沒提到任何面向科技公司招商引資。
上文節錄自第270期《香港01》周報（2021年6月21日）《「尖端科技」劃入國策 如何借勢打造世界新矽谷》。如欲閱讀全文請按此試閱周報電子刊，瀏覽更多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