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封閉造成的安全感崩潰 「生存問題」衝擊思考
著名左翼學者齊澤克（Slavoj Žižek）3月中旬發表在《Philosophical Salon》的文章指出：「不要握手、注意隔離」是今天語境下的團結與支持。但一個不容忽視的悖論是，能主動隔離、透過與人保持社會距離防範病毒，本身就是一種特權。Twitter上有位印度醫生直言：能洗手是特權，說明你有自來水；有乾洗手液是特權，說明你有錢購買它；禁足不出門更是特權，說明你有能力不出門工作。他認為，「防止新冠病毒傳播的大部份方法都適合富裕人群。有能力保持社會距離、禁足不出門的人都應理解自己所擁有的特權，因為很多印度人並沒有這權利。」
撰文︰賈選凝
承接上文：【新冠肺炎】滯留京城期間的體察 如何調節「後滯留」情緒？
就像內地疫情最愁雲慘霧時，外賣小哥一樣沒有停工的權利。中國的外賣騎手高治曉後來登上了美國3月19日發行那期《時代》封面，全網媒體盛讚由人力與大數據共同構成的智能配送網絡已經和水電等傳統基礎設施一樣，成為中國城市應急的重要組成部份。但多數媒體高光不會去照亮的，是不少騎手之所以選擇不顧風險去送外賣，源於他們原本從事的行業受到疫情隔離影響而無法復工。
美團點評電商網站的數據顯示，從今年1月20日到2月23日—也就是疫情最嚴重的那個月，7.5萬名勞動力加盟平台成為新騎手。對於理髮師、按摩技師、洗車場工人等不少體力勞動者來說，手停口停，房租水電家計樣樣要用錢，他們很難在家隔離整個月而不出門開工，當多數行業因為疫情停擺時，只有外送仍是人們的剛需。
3月底，湖北除武漢市以外地區已解除離鄂通道管控，上海市疫情防控一級響應也已調整為二級，內地許多省份的正常生活看似回歸了大半。不過，北京至今仍處於防疫一級響應，從外地返京還是要隔離14天。我有個朋友就因頻繁離京回京，前後加起來一共隔離了42天，他形容一次次居家隔離的感覺就像《百年孤獨》裏「馬孔多鎮又下起了四年的雨」，人生在一個個14天的循環裏也多出了幾份魔幻。
身邊熟悉的朋友，大都從事教職、培訓、自媒體寫作或電影相關，對於他們來說，工作與生活遠未真正恢復正常。北上廣等地從高校到中小學，短期內並看不到復學迹象；一些疫情低風險地區的影院，在3月下旬短暫復工一周後，又接獲了國家電影局「暫不復業」的通知，行業再度回冷；無法轉型線上的實體培訓只能盡數倒閉，而能在家工作的自由職業者一樣面對壓力，他們自嘲是「網絡時代搬磚工」，因為能接的活變少了—各種線下銷售的推廣需求斷崖下跌，純粹線上就能實現盈利的，只剩電商帶貨直播。所以，餐飲零售、房產移民等行業在疫情中所受的衝擊，也因蝴蝶效應而牽動了許多看似無關的人。
隔離與封閉所帶來的更深刻影響則是安全感與確定感的全面潰敗，這種潰敗也指向許多關乎生存之本的問題：面對失業危機或工資掉到了基本線，自己能撐多久？最靠得住的人際支持網絡是親戚、同事，還是社區大媽？自己擁有哪些生存知識與技能？宅在家裏如果電器壞了或是老人病了，能進行基本應對嗎？一旦遭遇劇變，如何讓情緒不至於全盤崩潰？
我和身邊一些朋友的基本共識是，這次疫情波及面之廣與持續時間之長都可能遠遠超出人們想像，不但當下難以預估最終結局，甚至都很難去定義什麼才算是「結局」—無症狀感染者的悄然累積和疫苗研發的漫長等待，都讓人看不到明確的盡頭。從境外回到境內的人，發現滯留變成了生活；而境內的很多中產則陡然醒悟過往生活模式之脆弱，安逸穩定的表象隨時崩塌，儲蓄、現金與保險的後盾意義則被大大低估。
有了隔離的經驗，多數人開始放棄斷捨離和極簡，轉而囤積食物與日用品。人們用剛需消費取代奢侈品消費，用外帶取代堂食，減少群聚的自我主動隔離更成為後疫情時代的新常態。於是，微信朋友圈的整體廚藝水平肉眼可見地大幅提高，社交遊戲《動物森友會》則成為娛樂爆款—這款3月下旬在日本開售三天就賣出188萬套的NS遊戲，最近在內地同樣火到不可思議，有些人甚至每天玩八個小時以上。或許因為動物的森林裏沒有病毒危機、股市暴跌和失業風險，且能有效連結現實世界中形同孤島一樣的人際往來，很多原本不玩遊戲的人都將其視為他們疫情中的社交圈。
舒適平穩不再是理所當然
滯留與隔離，是日常生活秩序的被迫打斷。但這種打斷，也會讓人借助時間與空間的距離，看清更多真相。疫情作為外力，迫使人們突然停下，重新檢視自我與外部世界的關係，進而對身份問題、人際與生活需求、工作與理財狀態都會有與以往不同的認識。
用齊澤克的話說：「即使我們的生活回到了正常，也不會像病毒爆發前一樣正常了。」舊有的日常已經坍塌，且沒有什麼舒適平穩是理所當然。這對以往若干年裏習慣了經濟發展持續帶來紅利的很多中國人來說，都是重要一課。所以，我很喜歡黃青蕉說她在老家長沙的一個月封閉中學到了警惕與珍惜：「警惕把自己想像成時代巨輪，高高在上乘風波浪……而在持續不斷的平庸痛苦中，最微小的快樂都是值得珍惜的。」
因為博士論文處理身份議題，滯留在北京的兩個多月裏，我最留意的也是「身份區隔」在疫情中的變化。用學術的視野去嘗試解構它，更能摒除情緒化的理解，畢竟台灣對大陸人、內地各地對武漢人、境內民眾對歸國留學生的種種排斥都並非孤立存在，其背後是同一套為求自保而排他的自利考量。
然而，當疫情逐漸從中國本土的公共衞生危機演變為全球共同對抗的危機之後，一切涇渭分明的區隔邊界都已不再奏效。所以，齊澤克指出民族民粹主義目光短淺，他認為，「現在的危機清楚地揭示了，全球團結協作事關我們每一個人的利益，它是我們唯一理性的利己主義選擇。」這與台灣中研院院士朱雲漢的觀點不謀而合—儘管很多人認為疫病會促使世界進入「逆全球化」時代，但他卻敏銳指出，「全球化倒退」只是眾聲喧嘩的表面風浪，「全球化再融合的力量，仍然大於裂解的力道，只是以不同樣貌持續演進中。」
疫情早期，武漢被視為讓人談之色變的病毒源頭，籍貫武漢寸步難行。如今，武漢已於4月8日解封，反而是在武漢乃至中國以外的全球範圍，病毒仍在肆虐，疫情危機仍未解。或許有一天，當疫苗出現，整個世界能夠真正走出這場危機時，放下基於身份的彼此對立也會容易些。但更有可能的是，不斷變異的病毒如暗影一樣與我們長久共存。畢竟流行病的本質，終究是讓人更為懂得自身的渺小與自然界的博大。
台灣作家龍應台曾這樣形容在動盪中逃到香港的錢穆：「有一種人愈是在風雨如晦的時候，心靈愈是寧靜，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亂和顛倒，找到最核心的價值，然後就篤定的堅持。」這句話放到今天其實同樣適用，在混亂顛倒中重建日常，是每個或多或少因疫情而經受隔離與封閉的人的共同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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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0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04月14日）《滯留京城期間的體察 疫後重建日常成公共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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