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滯留京城期間的體察 如何調節「後滯留」情緒？
編者按：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改變了社會秩序，也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尤其是打亂了不少留學生的學業計劃；由於各地政府實施隔離政策，乃至封城措施，他們有的被迫留在已停課停學的異鄉，有的則在回家探親後返校無期……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賈選凝就是其中的後者。她在農曆新年期間返京探親，本來計劃一周後回校繼續學業，卻被迫留京至今。她在滯留的兩個多月中，以另一個身份體察這個似曾相識的社會乃至世界，並分享她的發現……
當滯留已成為新的日常，我才發現，從心理上接受它遠比預想中容易，但在現實世界裏結束它卻比預想中艱難許多。因為疫情，在北京轉眼已滯留兩個多月，北方迎來春暖花開，疫情防控漸趨明朗，反而佔據我過往生活中最重要場景的香港與台灣兩地，時有飆高的新增確診數字，讓人揪心。
撰文：賈選凝
所有因疫情而衍生的滯留，都必定牽涉身份議題。原本我計劃返京一周，回台灣的機票定在大年初三，所以沒帶什麼行李就回了自小成長的京城。大年初二中午，台灣全面禁止陸生（內地生）入境，日程被驟然打斷，當下自然覺得沮喪—入台證上的一個身份標籤就足以概括你整個人的全部，個體的所有歷史被一筆勾銷，既沒有辯解餘地，也不存在可被申訴的空間。作為來自「疫區」的潛在病毒攜帶者，「陸人」一概面目危險。事實上，這種「身份區隔」的不公邏輯，在大陸本土疫情最嚴峻的那一個多月裏，同樣令許多湖北人萬分痛苦。
如果說當時境外看中國境內猶如洪水猛獸，湖北以外看湖北也同樣心驚膽顫。「（省）內防擴散，（省）外防輸出」—春節長假雖然結束，多數人卻無法恢復正常生活，身處武漢乃至湖北則更像孤島隔絕，且其中不乏是去探親或旅行的外地人。像60後作家韓東陪太太回湖北過年，卻被困在湖北某座小城的酒店裏兩個月，每天測兩次體溫，三餐送進房間，沒帶電腦無法工作，如此日復一日，能保持身心健康已屬不易。他接受《北青藝評》訪問時說：「這次疫情全中國的人多多少少都被封閉了、被隔離了……」被封閉的具體方式與情形各不相同，但「每個人都突然停止在自己的動作上，就像龐貝古城的居民被封存了一樣」。
無可抵擋的疫情是外力，把眾人拋離日常軌迹，而人們大多毫無準備。豆瓣網站上有篇被廣傳的日記《我不在武漢，我很好，但我不快樂》，是34歲電視劇編劇黃青蕉記錄她滯留老家長沙的生活，其中第一句話就擊中了我：「回長沙的時候我只帶了一條牛仔褲，最多兩個禮拜，我想。結果我住了超過一個月。」
—這和我從台灣回北京時的心境如出一轍，我和她一樣，身帶旅行裝護膚品很快用完，自暴自棄沖速溶咖啡喝。台北不是我的家，卻有我過去四年多所習慣的一應日常用品。而我和她的區別則是隨着中國本土疫情獲得控制，省際流動已全面恢復；但境內與境外卻日益變成疫情此消彼長下的兩重世界，尤其兩岸大面積斷航後，歸期對我來說遙遙無期。
在臉書（Facebook）上讀到一位同樣有港台兩地生活經驗的內地赴台博士生帖文，她將滯留老家的日子看成「一種漫長的例外狀態」，不願承認「它屬於原本的生命和時間」，形容自己是「被生生地拔起，丟到一個躲避了十年的地方和家庭」，然後原地受困。大概因為我年長她幾歲，情緒也就平和些，雖然滯留意味着博士論文進度受阻，但對我來說，「受困」的感覺沒那麼強烈。過去十年，我都沒在北京連續住過這麼久，所以覺得這種命數安排更像離家多年後一次補齊過去的親情欠缺，和母親多了許多時間相處，也會圍繞媒體的疫情報道展開爭論，我們無法彼此說服，但至少可以彼此分享。
隔離政策下的地域歧視
內地各省市2月陸續復工後，人們「隔離」的場景從老家變為工作所在的城市，春運返程的人員需要居家隔離14天才能上班，因「身份區隔」而生的問題也不斷出現。尤其北京、上海作為常住外來人口佔比極重的超一線城市，為應對返京返滬潮的病毒傳播風險，基層管理不乏「一刀切」。很多北京社區是居委會通知房東，房東再向租客施壓，建議戶籍為湖北（但春節假期未必返回湖北）的租客暫時不要回京。個別位處北京郊區的社區，一度還將所有外地租客都拒之門外，讓他們自己找地方隔離，14天取得相關證明後再回社區。
2月下旬，有一篇網絡轉發量很高的文章，題為《你是武漢人，你髒》。一個從今年1月初就沒離開過上海的武漢籍女生寫下了她面對的尷尬狀況：居委會只能開「返滬隔離證明」，她春節期間沒離開過上海，所以不用隔離，但她公司所在大樓的保安卻一定要她有隔離證明，否則不能回公司上班，從物業經理乃至報警找來輔警，每個人看到她的武漢身份證都「嫌她髒」。疫情膠着期的肅殺氛圍裏，在以高素質國際化著稱的上海，生為武漢人所面對的地域歧視，和當時台灣對大陸人、乃至全球範圍針對華人和東亞面孔的防堵並無區別。
身份讓人百口莫辯，有過跨地域生活經驗的人對此感受尤甚。那段時間，讀到一位曾在兩岸三地居住的電影工作者寫民粹的高度相似—從「BBC台灣陸配新聞下面喧囂的仇中言論」到「港警參與飯局新冠中招後臉書上普天同慶的洗版」，「群體仇恨」的延燒背後有深層的制度原因，更包含人們用仇恨代替絕望的無能為力。疫情的巨大陰霾，讓被其籠罩的普通人只能用「我者」和「他者」之分野去確認自保：我不是武漢人，我沒有被病毒感染；我不是華人，我沒有被病毒感染。
但超級全球化的現實局面下，地域切割卻無法阻絕危機蔓延，全球疫情大爆發就是各個國家之間關係複雜而又相互依存狀態的最好展演。進入3月中旬後，中國本土疫情向好，多個省份的確診病例陸續清零，反而境外輸入病例激增，也成為全新威脅，內地的防控策略也調整為「（國）外防輸入，（國）內防反彈」。而「身份區隔」的邏輯也跟着疫情走勢發生逆轉—「最危險的人」從不到一個月之前的湖北人，變成了回國躲避疫情的留學生、海外華僑及此前赴境外探親旅遊的人。
網友用「家鄉建設你不在，萬里投毒你最快」表達對留學生歸國的排斥。個別留學生因為在隔離賓館期間，堅持要喝礦泉水、不能接受喝有雜質的熱開水而登上微博熱搜，帶動起一輪「留學生究竟該不該回國」的爭議。客觀而言，相比當初很多被迫滯留湖北的民眾，留學生的隔離條件整體已不差，他們面對的困境更多在於進退兩難：留在國外要承受疫情升級的風險，回國則要付出高昂成本，且在當地的房租學費仍要照繳。
騰訊新聞「谷雨工作室」的一篇報道用「倒着時差上課，帶着餘悸生活」形容留學生的14天隔離生活，他們中的多數還是希望「盡可能少地麻煩別人」。且「留學生」同樣並非一個可以一概而論的身份標籤，個案之間存在極大差異：有些是尚未成年的小留學生，有些則是工作多年後再選擇出國深造，唯一相同的是，他們都不知道全球疫情何時結束，衍生出的一系列問題包括學業怎樣繼續、簽證如何續簽，如果一年半載都回不去，是否該投簡歷找兼職……相比漫長而無法預測的未來，回國隔離14天只是一切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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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09期《香港01》周報（2020年04月14日）《滯留京城期間的體察 疫後重建日常成公共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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