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間裏的大象 港人精神健康趨劣化
精神健康問題不僅直接左右個體的身心，影響親友生活，更會窒礙社會發展。香港中文大學最新一項調查發現，反修例風波持續下，僅12.6%受訪者能評為精神健康良好，逾半人更屬不合格。其實，在香港未爆發此場空場社會大撕裂之前，社會已有強烈聲音呼籲港府正視港人的精神健康問題，如今，市民普遍也因反修例爭議受到不同程度的情緒困擾下，上周發表的《施政報告》卻仍一字未提如何改善、紓緩或防止精神問題，令人質疑港府仍在裝睡。
香港的精神健康指數不斷惡化。根據《2018全港精神健康指數調查》顯示，香港市民精神健康平均分為50.20分，遠低於2017年的59.75分，也未達到52分的及格線。受訪者精神健康指數不合格的比例也由2017年的26.5%飆升至47.9%。
而中大受本月舉辦的「2019精神健康月」籌委會研究工作小組委託的一項調查，於6月21日至7月4日電話訪問1,009名15歲或以上的市民，調查將身心健康指標訂為0分至100分，發現近半受訪者因近月的社會爭議而情緒受困，過半受訪者得分低於52分，被評為不合格。僅有12.6%受訪者精神健康能夠被評為良好，進一步為港人精神健康敲響警號。
不可忽視的是精神健康問題關乎個體與社會的發展。於個體而言，世界衞生組織（世衞）指出，精神不健康引起的心理疾病，是引發生理疾病和早逝的主要原因。於社會而言，經濟學人智庫（EIU）公布的「亞太精神健康融入指數」報告亦指出，精神病對澳洲和新西蘭造成的經濟損失分別相當於2016年國內生產總值的3.5%和5%。
然而，這項關乎個人健康與社會發展的重要議題，卻沒有得到政府正視。從2012到2017年，透過醫管局接受精神健康治療和支援的人士增加了21%，高達24萬名，政府在這五年間卻只增加了356名醫生，杯水車薪。2017年，社會千呼萬喚下，政府終於發表了《精神健康檢討報告》，然而該報告並未有就長遠精神病人數目以及醫護人手需求作出具體估算，對於長遠精神健康政策規劃和藍圖亦着墨不多。林鄭班子在過去兩年的《施政報告》中對該問題的處理粗疏，不僅涉及的問題少，更沒有具體規劃，也缺乏方向，更談不上有清晰的目標，對症下藥。（表一）
政府必須認真考慮清楚目前精神科診療存在的確切問題，採取相應的措施，才能有望改善市民的情緒健康。
公立醫療系統提供的精神科診療服務資源嚴重不足是不爭的事實。香港每2.5萬至3萬人才有一名精神科專科醫生，遠低於世衞每一萬人應有一名精神科專科醫生的建議。
目前公立醫院精神科門診穩定新症輪候時間最長的為新界東醫院，需要輪候134周，即近三年時間。最短的為港島東醫院，也需輪候44周，即近一年。精神科疾病愈早發現愈好治療，這麼長的輪候時間無疑將整個社會的精神健康狀況推入惡性循環，積壓個案愈多，每個個案病情也愈嚴重。對此，政府除了增加專業人士的培訓和引進，投放更多資源，也需要考慮如何將公立醫療系統中過大的精神科負荷分流出去。這包括：
政府需推動精神科疾病的醫療保障措施。精神科疾病的治療周期漫長，私營服務更是昂貴，每次治療需1,000元至10,000元不等，使得不少患者只能苦候僧多粥少的公立服務，錯過了最佳的治療時期。雪上加霜的是，現時很多保險在設定承保項目時，都將精神類疾病設為「不保項目」中，包括神經失調、因神經錯亂引致損傷、精神變態、神經官能症、厭食症、精神分裂、行為失常、老人癡呆症、帕金遜症等。另外，一些常見的、較輕微的情緒病，如神經衰弱、抑鬱失眠、焦慮，亦可能屬不受保的精神病。消委會報告曾指出，不少精神病患者個案常被保險公司拒絕承保，又或即便成功購得醫療保險，也有難以續保、保障額減半、保單條款較嚴苛、供款額亦往往會有附加保費高等問題。
醫療保險缺乏情緒保障
目前保險市場可涵蓋部份情緒病保障的保險少之又少，更不用提對精神科診療的全面保障。即便在今年4月1日推出的自願醫保計劃中，食物及衞生局訂立的最基本保單保障範圍中，必須包含的年度保障30,000元的「精神科治療」也只適用於精神科治療的住院開支，更廣泛的日診及心理輔導服務並不包括在內。保障不足，自然難以將需求者從公立醫療系統分流出去，造成壓力集中，絕不利於緩解社會中的精神健康問題。
增加人手、資源，完善醫療保障將需求分流部份去到私營系統，都旨在解決現時積壓的治療需求，解決當下和短期的困難。長遠來看，精神科也需要改變醫療模式，將重點放在預防和日後的療養，由以醫院為中心轉變為以社區、家庭為中心。（表二）目前，醫管局用於精神健康服務的資源，絕大部份用於治療（門診和住院），小部份用於病人康復（中途宿舍、庇護工場、職業訓練和長期療養院），只有極小部份用於預防和教育。
預防層面可將精神病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重症」，包括精神分裂症、老年痴呆症等，成因主要和遺傳基因有關，難以預防。但從數字上看，這類「重症」精神病的發生率，多年來其實並無明顯增加；個案的增長主要集中在「輕症」精神病，即抑鬱症、焦慮症、強迫症等，與個人後天生活的壓力息息相關，因此是可以預防的。當中、小學甚至大學課程中加入精神病的知識，培養對精神健康的基本了解，例如什麼樣的身體和情緒信號值得留意、尋求幫助的途徑，怎樣保持身心平衡等，此類知識掌握愈多愈能一定程度預防此類個案的增長。同時，政府也可通過調研鎖定「輕症」精神病的高發群體，提供針對性的預防服務。比如蒐集和分析壓力較大的職業群體或者面臨更多生活問題的社群等的資料，有效率地掌控「輕症」精神病高發群體的狀況。
精神科服務應轉社區為本
同時，由於精神類疾病需要長期地隨訪，以醫院為中心並不具效益，國際間的趨勢也是將着重點由醫院護理轉為社區及日間護理。實際上在2017、2018年的《施政報告》中，也可以看到政府似有這方面的改良意願，惟措施仍然單薄以至成效不彰。政府應更堅定地致力透過社區精神科服務、精神科社康護理服務及老人精神科服務等，發展更多元化的社區治療方案，逐步讓更多合適的精神科病人在社區接受治療。
另一個社會精神健康問題在於如何讓患者重回社會。實際上醫療的意義不僅是修復人的身體、情緒，更是如何讓人重新成為社會一分子，幫助他們回到正常的生活，找回自信。這不僅僅影響個體，更關係到社會的發展，應予以重視。2011至2016年，平機會收到的殘疾歧視投訴中，20%都是精神類疾病的個案。這些投訴當中，66%屬於僱傭範疇，當中牽涉不獲招聘、無理解僱和不公平待遇等，這不僅影響患者和康復人士的生活，也會影響社會的發展。因此，在教育和宣傳上消除歧視、設定更好的相關條例、為平機會充權以讓他們為該類人群發聲都是必要工作。
香港社會不斷惡化的精神健康問題儼然已是房間裏的大象，無法迴避。政府必須一改以往輕視粗疏的態度，正視問題。長遠地加強相關教育，改變護理模式，讓人們不會諱疾忌醫，也能夠使治療個案更有效果。在醫療保險上，積極推動完善對精神疾病的保障，堵塞漏洞，讓受情緒困擾的市民不會因囊中羞澀只能苦等公立醫院供不應求的名額。在後期重回社會過程中，在條例和平機會的充權上為康復者提供完善保護，既有益於個體也有益於社會。香港本就是壓力極高的社會，6月以來的風波更讓不少公眾面臨情緒困擾，林鄭班子若不及時意識到問題，堅定積極地解決問題，只會醞釀出下一個城市風波。這樣的後果，香港能承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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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刊登於第18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21日）《房間裏的大象 港人精神健康趨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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