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0周年】知識份子失主導地位（2）：體制收編、日漸反理性
「我們談『五四』在當下的意義、對香港的意義，往往是從『知識分子』的角度出發......只有知識分子才會去反思這個問題。」回首100年前由知識分子主導的五四運動，再看看如今只有知識分子仍念茲在茲的紀念活動，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鄭宗義不禁感嘆，「現在的知識分子沒有了光環，沒有了承擔，變成了如今最不可能繼承五四的地方！」然而，導致知識分子失落主導社會地位的，就僅僅是「士大夫」光環的消逝、以及「憂國憂民」承擔的瓦解嗎？《五四反思：知識份子為何失落社會地位》三之二
《【五四100周年】知識份子為何失落主導地位（1）：自撤文化中心》一文提及，五四精神之一，是知識份子的自覺承擔，但可惜的是，自五四之後，知識份子們要求中國傳統經典退出中國文化中心，由西方新觀念取而代之，這形成了「雙重的文化邊緣化」，即中國文化從中心退居邊緣，而知識份子也撤出中國文化的中心。
至於家國情懷，放到香港過去百年的語境來講，也歷經不同變化。鄭宗義概括，20世界的學生運動，並沒有拋離「中國」語境，均可看見五四的薪火相傳，例如1970年代的反殖反資，就是學生基於愛國而反對殖民地的行為，而1989年的六四民運，香港的支援活動仍然強調「中國文化」的重要性；然而，到了21世紀，「在過去十幾年，香港社會運動者自覺地將香港語境和中國大陸語境自動切割」，以尋求主體性，例如2012年反國教及2014年雨傘運動，「開始爭取自決、自己決定自己前途的權力。」不過，鄭宗義強調，香港人並沒有釐清「公民自決」和「民族自決」的分別，甚至為了「要和中國大陸切割，就將兩件事混合在一起」。
與此同時，已故知名學者薩伊德（Edward Said）所言的「體制的收編」，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知識份子的發聲。鄭宗義指出，「如今大學的體制，所有老師都疲於申請經費、發文晉升，家國情懷逐步被體制吞噬，很少大學教授寫文章針砭時弊了，要麼就是有政治目的。」
鄭宗義慨嘆，「你知道的『知識人』肯定不止那幾個，但報紙上來來去去就是那幾個。就好比，有這麼多研究歷史、傳統思想的人，但有幾個會在五四百年之際出來寫東西呢？」
當今知識份子 墮落至平庸地步？
鄭宗義近日在報刊撰文《知識份子遭收編，五四精神消磨》提到，除大學教授之外，當前的知識份子，還有由大學生畢業後晉身各個職業領域的專業人士。但是當大學生只忙於考試找出路，專業人士則忙於營生賺大錢，根本顧不上什麼抗議承擔，「這也是為何今天知識份子的稱謂已墮落到極為平庸的地步。」
再者，五四背後本應包含知識分子的理性精神，理性地評估傳統文化、理性地講求民主科學；然而，用鄭宗義的話來說，「香港實際上是越來越反理性的社會，反理性是指，很多人以立場先行，所有的『理性』都是為『立場』服務。香港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社會撕裂，包括一些有知識的人參與一些社會運動，和你立場相同的人做錯事，你看不到，和你立場不同的，你就批評。表面看著像講道理，實際上是不講道理的......這也是香港無法繼承五四精神的地方。」
然而，導致知識份子失落主導社會地位的，僅僅是「士大夫」光環的消逝、以及「憂國憂民」承擔的瓦解嗎？有論者提出，藏身在五四背後，還有一位關鍵的「先生」，長期被知識份子忽視。請繼續閱讀：【五四100周年】知識份子失主導地位（3）：忽視「馬先生」欠共鳴
上文節錄自第161期《香港01》周報（2019年5月6日）《知識份子為何失落主導地位》，相關文章包括：
【五四100周年】知識份子失主導地位（1）：自動撤離中國文化中心
【五四100周年】知識份子失主導地位（2）：體制收編、日漸反理性
【五四100周年】知識份子失主導地位（3）：忽視「馬先生」欠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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