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窺探香港政治新生代的思想面貌──泛民篇
承接上文：
民主黨吳思諾 演繹花木蘭代父從軍
29歲的吳思諾是已故雙料議員吳明欽之女，去年初加入民主黨，有人形容她加入政黨參政，猶如花木蘭代父從軍。
吳明欽昔日曾在中學擔任老師春風化雨，年紀輕輕的吳思諾亦如父親一樣執起教鞭，在港大法律學院擔任兼職講師，傳業授道。加入民主黨之初，她接受訪問時說過，除了民主黨，還考慮過加入公民黨、工黨，甚至香港眾志。回顧在民主黨的一年光景，在太子投身地區工作已逾半年，吳思諾深感當初選擇民主黨的決定是正確的，「當時加入民主黨，是認為自己的理念較為溫和及重視地區工作，民主黨的確在『做區』上很用心，手段亦比較溫和，與我的想法較為貼近。」
01：近年中港矛盾愈演愈烈，你認為這矛盾的核心是什麼？
吳：中港矛盾是極深層次的矛盾，對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來說，最主要是制度和價值的不同，我們很重視和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例如言論自由、法治，這是最根本的問題。不是說香港人不愛中國，我們也希望中國和香港一同進步，變得更加開放，但當看着中國在民主自由上的表現沒有進步，反而一直後退、收緊，便更覺得香港的核心價值受到衝擊。
如何紓緩持續緊張的中港關係？這個問題是需要解決的。當初一國兩制的概念是假設內地經濟發展會追上香港，北京會繼續珍惜和守護香港的價值，逐步追上香港的步伐。問題在於一國兩制在落實中變了形，內地專制色彩愈來愈重。「你想要社會如何發展，除了經濟起飛外，是否要一同追求其他價值？」這是值得內地思考的問題。
01：香港的民主派應否把握與中央溝通的機會？還是與中聯辦等官方機構隔絕？
吳：《基本法》已列明中央官方機構不可以干預香港的事情，現在的問題是，背後有很多力量影響着香港政府施政，若大家（中央和香港）遵守當日承諾、互相尊重，還有溝通餘地，但現時兩者是不平等的，在這環境和關係之下很難溝通。過去數年，實在干預得太厲害，民主派不會相信，可在與中聯辦溝通的過程中爭取民主。
2010年政改，當年大家（民主派、市民）對普選有一個真切的期望，認為很快會落實，而當年中聯辦的角色只是橋樑，所以，當時與中央是有討論空間的。但從一國兩制白皮書到人大「831」決定，北京對香港政改「落閘」，以後倘不收回，相信很難有討論空間。
民協黃虹銘 「藍血人」走揼石仔路線
現為見習律師的黃虹銘，自感與民協理念相近，兩年前自薦幫馮檢基助選，就此擁有了「民協人」身份，現在還擔任被視為骨幹的秘書長。馮檢基在電視上說過的一句話，讓他記憶猶新，明白到即使他「什麼都不是，但仍有一對手、兩個拳頭嘗試在改變社區」。
談及與港府、中央的關係，黃虹銘希望中央會尊重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但坦言香港現在的「bargaining power」低，已錯過爭取雙普選的最合適時機。
01：律師一直被視為帶點「藍血」，而民協卻是走基層路線，你為何不投身公民黨或民主黨，反而選擇加入民協？
黃：我在石硤尾長大，感受到民協「揼石仔」的方式，每一票都有血有汗。提起民協，大家都會想起馮檢基，有人笑他不肯退下，有人批評他不合時宜，但不可忽略的是，在改變香港政治生態領域上，其中一頁就是馮檢基。
有一次，我與馮檢基在台灣坐同一架電單車，他在車上告訴我「獅子搏兔」的故事，鼓勵我努力「做區」。又有一次，我在電視聽過馮檢基說一句話，至今記憶猶新。他說，做立法會議員有個大錐子幫市民爭權益，當他不再是立法會議員，他還是一個區議員，可以用細錐幫市民爭權益，而當他兩樣都不再是的時候，他還有一對手、兩個拳頭爭取權益。現在我什麼都不是，但仍有一對手、兩個拳頭嘗試在改變社區。
近期從媒體看到林鄭會與泛民大黨有接觸，民協是「Small Potato」（小人物），林鄭暫未有接觸我們。但會否接觸我們不重要，若林鄭願意關注民協一直倡議的政策，如全民退保、房屋、劏房政策等，那樣就好。
民協不是走自決、港獨路線。我明白現在多了年輕人可能會認為香港要自決或港獨，但我仍相信會有年輕人堅持落實一國兩制。以往泛民在遊行時會唱歌，被批評沒有作用，但不代表當中的理念錯誤。我承認香港現在的bargaining power低，已錯過爭取雙普選的最合適時機，但希望中央仍會尊重香港，毋忘一國兩制初衷，如果今日所實施的與昔日商定的不同，香港人只會對中央失望。
公民黨鄭文杰 相信買包米都是政治
2014年的佔領運動，是不少人的政治啟蒙，有人選擇加入建制，有人選擇成為民主派一員，他們大多由區議會起步，欲走進社區，為民發聲。前立法會議員姚松炎空降到九龍西參加補選失利，為民主派在未來的選戰敲起了警鐘，除了11月的另一場立法會補選，2019年區議會是另一個更大的戰場，各大政黨正在密鑼緊鼓部署選舉工程。公民黨的其中一位新人，是九龍東支部副主席鄭文杰。現年27歲的鄭文杰在大學實習時加入公民黨，畢業後一直在黨內擔任社區發展主任，代表作是協助黃大仙天馬苑居民對抗領展霸權，參與「救救天馬苑」集會，靜坐抗議。
01：為什麼加入公民黨？
鄭：我在2013年大學實習時期加入公民黨，當時沒打算從政，但後來開始接觸街坊，處理不同求助個案，發現不少家庭面對的苦況，是很難簡單地透過政府部門求助，即使有社福機構想幫忙，但資源有限或架構上不容許，而我們也許出一封信或打個電話就可幫上忙，這樣的工作令我覺得很有滿足感。
作為一個讀政治出身的人，我受到讀過的一句孫中山說話影響。他說，所有事情都與政治有關。不論是民生、商業，即使買一包米或鹽，都涉及政治。換言之，不論我從事什麼工作，或多或少都碰到政治，從那時起，我便萌生留在這個界別的念頭，看看可為社會帶來什麼改變。
公民黨作為一個政黨，有其路線和定位，但作為一個後生仔，是否一定同意黨內每一個決定呢？我可以好肯定地說：一定不是。舉個例子，當激進民主派或本土派在爭取民主時出現了違法或過於暴力的行為，傳統民主派往往會發聲明，強調不接受暴力行為。但我認為，雖然政黨有責任闡述立場，但毋須在短時間內回應，這會給予外界割席的觀感。不過，作為黨員，我還是很理解黨內每一個決定。
01：你如何看待北京與香港的關係？
鄭：從政治層面上來看，北京與香港難以分割。為何公民黨會在一些議題，例如高鐵一地兩檢上那麼強硬呢？不是因為我們想對抗北京，而是有些香港的核心防線需要守護，按照《基本法》來行事。當北京對香港的打壓愈來愈嚴重時，我們的反抗就更大，長久下去只會成為惡性循環。個人來說，我不反對年輕人往內地尋找機會，但要有相當的風險管理，因為中國不少政策仍是以「人治」方式執行。
上文節錄自第120期《香港01》周報（2018年7月16日）《窺探香港政局未來脈搏 政治新生代的思想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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