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台吸毒男弒母卻無罪的社會難題

台灣北部桃園地區在2018年10月發生一宗駭人聽聞的弒母悲劇。一名有吸毒前科的梁男持刀追砍母親37刀，還將母親的頭顱剁下，自住處12樓拋下。台灣檢方依「殺害直系尊親屬罪」起訴梁男，請法官處以「最嚴厲之刑」（即死刑）。

此案經2019年9月一審法院考量梁男有精神障礙等因素，判處無期徒刑後，二審法院在本周四（20日）逆轉改判梁男無罪，理由是依據醫院的科學鑑定結果，梁男被認定因吸毒誘發急性精神病症，在犯案時喪失識別和行為能力。獲判無罪的梁男被二審法官「責付」地方衛生局，全案可再上訴。

如此違背倫常的弒母犯，不但沒有被處以極刑，最後還被改判無罪的司法判決，引發台灣社會輿論的強烈撻伐。長年對於司法體系不信任的民眾斥責二審法官為食古不化的「恐龍」，並質疑判決結果難道是在吿訴社會大眾：「殺人前吸毒就沒事」、「吸毒是免死護身符」等。日後將負責照料此弒母犯的桃園市長鄭文燦聽聞判決後也指出，兩次判決南轅北轍，改判無罪「不符合社會大眾認知」。

近年來，此類違背倫常，或因精神疾病而殺人的司法判決，只要殺人者未被判處極刑，類似「司法不公」、「恐龍法官」、「殺人無罪」、「精神病是免死金牌」等義憤話語就會傾巢而出。

例如2019年自述「中邪」而在火車上持刀刺死鐵路警察的李男，被一審法官以思覺失調為由，判處無罪，但需強制就醫五年；2018年一名長期失業在家的男子，不滿母親叨念而持鐵錘弒母，近日獲判無期徒刑定讞等判決，都引發社會譁然。

社會大眾對於司法判決的不滿與不解，無非反映出普羅大眾與司法的某種距離，以及社會各界對於「正義」想像的落差。

此外，人們對於極刑的渴求，也是由於目前台灣的監獄矯正及公共衛生體系，並無法讓人信賴，病態或失序者能借教化、治療等方法重獲新生、復歸社會。而當一個社會沒有條件打造某種「希望空間」，可幫助受害者和加害者涅槃重生時，那麼對於這些病態的、失序的殺人者處以極刑，自然只能是社會通念所認可的正義選擇。

面對此類嚴重失序殺人和弒親的社會問題，需要進一步被檢討及反思的是，為何政府部門在「社會安全網」的預防和修補，總是滯後於悲劇。不但無法借社會、經濟政策「超前部署」，避免失序者失足下墜，傷人害己外，就連亡羊補牢都「牛步化」。

例如針對免刑或刑後的精神病患，設置結合治療與教化的「司法精神病院」，雖然是被討論許久的改革方案，但在司法和衛生部門的互相推諉下被延宕多時，而一直處於只聞樓梯響階段。直到此次吸毒弒母無罪判決引發社會譁然後，台灣當局才又對外說明政策進度，表示「已有預定地點，很快就會啟動興建」。

如何審判、處置這些病態的、失序的殺人者，儘管在短時間內難有社會共識，但每一次的爭議，都再次說明這是個無法被輕易迴避，需靠集體的智慧、思辨，以及更完善的社會治理才可能被解答的難題。如同2019年在台灣熱播的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所欲引人思考的課題：「我們都是好人，不知道為什麼事情會變成這樣子，老天爺到底要我們學什麼？」

每一宗病態、失序的弒親殺人案，其實都是一面鏡子，映照出社會哪裏生病了、社會制度哪裏有破洞。因此，除了喟歎天地不仁，咒罵殺人犯冷血無情外，能否從每宗案件的特殊性及共通點，發現、修正既有司法制度及社會安全網的缺失，決定台灣社會能否改寫層出不窮的人倫、失序悲劇。

假如台灣政府不能具備這樣的「病識感」，借司法和社會政策的改革來解決問題，那麼人們恐怕只能眼睜睜看着飽受身心之苦的病患，或受挫無助的失序者在某次「一念無明」下，讓弒親、無差別的殺人悲劇一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