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台灣大選】經濟指標的迷霧
熱愛用數據闡明政績的馬英九，曾經被在野期間的蔡英文諷為「數字總統」，認為馬「只見數字，不見人民」，但蔡英文執政近四年，不但沒有如其選前主張的「點亮台灣」，帶領人民走出經濟民生困局，反而成了自己所厭惡的「數字總統」。
蔡英文過去在宣揚執政成績時，不時會用精選的數字、亮眼的口號和動人文案，說着「小英執政，三年有成」的故事。然而，被政治人物盲目迷信或用以自欺欺人的「失溫」數據，卻與台灣多數人的感受和真實生活處境有着巨大的鴻溝。假如執政者仍執迷於這些指標，深陷自我感覺良好的迷霧中，那台灣不可能會迎向公平正義。
香港01台灣大選專頁
蔡英文執政期間數度自信爆棚地利用「失業率創新低」大做文章，日前更高調指出：「我不說你不知道，這兩年的失業率，是十九年來的低點！」
穿越「失業率創新低」迷霧
當然，高失業率絕不是什麼好事情，因為它意味着人才的浪費，也帶給失業者金錢和精神上的痛苦。只不過，單憑「失業率下降」，是否就能說台灣經濟和就業環境好轉？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根據台灣主計總處2018年的失業率統計，台灣全年平均失業率雖然只有3.7％，但20至24歲的青年平均失業率卻高達12%，而這數據自2008年以來就一直居高不下。假如一個社會最富有生產力和創造力的青年群體，其失業率卻是平均失業率的三倍，且大學生居多，這樣的失業情景，難道還值得執政者高聲歡呼嗎？
長期關注青年就業問題的台灣中正大學社福系博士候選人劉侑學向《香港01》表示，「政府在看待失業率時，不能只是看見失業率下降就很開心。」如何解讀青年世代的高失業率？相較於將問題歸因於個人因素，說「年輕人抗壓力過低」、「就業意願不足」和「缺乏技能」等，劉侑學更關注就業環境，比方說，產業結構並未跟着高等教育的擴張轉型，勞動力市場的工資福利太低、缺乏前景。
對於大專以上青年失業率偏高的現象，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表示，雖然從教育程度來看，大專以上的失業率較高，但找不到好工作卻是當前青年世代共同面對的困境。儘管現在青年勞動力質素普遍提升，但他們的薪資水平和事業前景，不論藍領、白領都遠不及於其父母輩。
據台灣歷年來官方相關的調查，失業者有工作機會但沒去就業，主要原因是「待遇不符期望」。林柏儀認為，多數青年不是沒有就業意願或是眼高手低，而是當前就業市場難以滿足青年世代的就業期望。
沒好工跟沒工作一樣嚴重
誠如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ilitz）的提醒，低失業率看起來不錯，但部份原因是很多人放棄就業或勉強接受兼職工作，「有工作」可不等於有「好工作」。對此，只要看看台灣滿街拼命趕時間、搶訂單的美食平台外送員，以及充斥於政府部門內大量被當成「免洗筷（即用即棄筷子）」運用的外判勞工，就能了解到問題的嚴重性。
當就業市場充斥短期、不穩定的工作，揭示了「整體失業率下降」不能反映的真相：社會上有愈來愈多人在迫於經濟壓力、償付就學貸款等無奈現實下，沒有不工作的「本錢」，只能勉為其難地接受「非典型」工作，成為「不穩定的無產階級」。
據台灣官方統計，這類通常與「窮忙」、「無職涯前景」和「勞權弱勢」畫上等號的「非典型」就業隊伍，最近二十年來日益龐大，如今已增長至81.4萬人，近十年來，非典型工作者的平均年增長率，約為正職工作者的三倍左右。
海漂族「用腳投票」逃離低薪之島
台灣的就業環境好不好，也可以從能否留住人才窺知一二。據台灣官方估計，2018年台灣赴海外工作人數增加至73.7萬，續創「歷史新高」。「海漂族」以30至49歲大專以上的青壯年為主，又以赴陸港澳工作最多，達40.4萬人。
當有愈來愈多年輕人和專業人士為了自身的工作前途而飄向海外，就等於「用腳投票」，而這一票是對台灣就業環境與前景的「不信任」票。在全球化時代，人才流動本來就是尋常的事情，但假如人們「出逃」的原因，是因為台灣的低薪和找不到實現事業目標的舞台，這就是執政者應格外留意的警訊。
如果台灣連自身培養出來的年輕博士生也只能當個領微薄時薪的「流浪教師」，無法根留台灣發揮教研專長，唯有赴大陸才有望找到看得到前景的教研機會，這相當程度反映出台灣就業環境的惡劣。
台灣勞工的鬱悶「薪情」
儘管蔡英文在展現其執政成績單時，相當得意地說「民主可以當飯吃」，但是，民眾口袋的工資仍然追不上十六年前的水平，既趕不上日常柴米油鹽等物價的攀升，也與GDP的增長脫鈎，個別家庭的中位數所得更是高攀不起已經飆漲至國際公認「極度無法負擔」的房價。
蔡英文政府議論勞工薪資時，最常說的是「基本薪資連年漲」和「平均薪資創新高」，但這兩項經濟表現，卻無法適切地反映多數勞工的鬱悶「薪情」。「基本薪資連年漲」固然是好事，但蔡英文沒說的是，台灣基本工資的調幅仍相當保守，經常被拙劣引用的「平均薪資創新高」更是讓民眾無感。
根據最新的薪資中位數資料，台灣有半數勞工平均月入不到4.1萬元新台幣（約1.05萬港元），近七成勞工的薪資並沒有達到政治人物所高調宣傳的「平均數」標準。無怪乎，美國經濟分析局前局長Steve Landefeld會說，「中位數的政治敏感性，其訴說的故事可能會讓一些政治人物不舒服。」
儘管台灣高工時低工資的「窮忙」難題未被有力改善，但蔡英文仍不斷主張台灣經濟正處於「過去二十年來最好的狀態」，其依據就是「GDP的成長表現」，好像GDP增長、企業獲利後就自動會發生滴漏效應，人們就能雨露均霑。
事實上，從GDP的流向來看，對大多數人而言，當前的台灣絕非處於二十年來經濟狀況最好的時候。這點既可從資本家和大股東所仰賴的「營業盈餘」佔GDP比重穩定上升，但「受僱人員報酬」佔GDP比重向下滑落可知，也可從人們實質薪資零成長見分曉。
台灣世新大學社會發展學系教授陳信行向《香港01》表示，1949至1980年代間，台灣的GDP增長跟人民福祉之所以表面上看似有關聯，是特定歷史時空背景下的巧合，當時社會雖然處於政治的高壓、戒嚴，但家庭收入基本上是平等的狀態，強化了「GDP與人民福祉有關」，以及「只要資本家賺錢，工人就會漲工資」的意識形態。這個歷史經驗曾經「正確」，但自八十年代起，隨着故事的發展而漸漸變得「不對」。
陳信行指出，台灣社會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愈來愈嚴重，GDP帳面的增長跟一般民眾收入和消費能力增長之間幾乎脫鈎。這樣的客觀事實更加顯示，GDP不能代表人民的福祉。
拼「有感」經濟 擘劃經濟民主願景
過去三年多來，蔡英文執政下的台灣真的是身處二十年來經濟最好的狀態嗎？想必只有高居經濟分配結構頂層的1%既得利益者會私自暗地裏點頭稱「是」，但其餘99％的普羅大眾不是「無感」，就是滿腹的「悲、恨、怨、幹」。
「民主」不是不能當飯吃，但這樣的民主壓根與「選舉式民主」和冷戰意識形態下的「自由民主」無關。假如台灣的經濟規則和分配結構仍是由資本霸權主導，經濟發展純粹是為盤踞利益結構頂層的政商集團所服務，那麼普羅大眾肯定要餓着肚子，看着頂層菁英大快朵頤。
台灣的「民主化」進程明白揭示，只有政治領域的民主，並不能讓社會多數成員同享社會所共創和積累的財富，只是讓「1％所有、1%所治、1％所享」。「對抗威權統治、爭取政治民主」曾經是凝聚台灣社會團結、引領社會進步的改革共識與願景，但在告別威權統治後，台灣民主政治的運作，不是淪為政黨角逐權力的惡鬥，就是執政者化身為資本利益的代言人。有多少人能意識到，「經濟不民主」是當前台灣社會最根本的危機？它既扼殺了經濟的活力與創新能力，也是民粹政治的溫床，各種社會亂象和動盪的元兇。
展望未來，台灣絕非只要四年投一票的民主權利，也不是一個「數字總統」，而是亟需能消弭「經濟成長，民眾卻無感」此一鴻溝的經濟民主願景及政治實踐。
上文刊登於第197期《香港01》周報（2020年1月13日）《經濟指標的迷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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