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熱播背後：台灣頻發隨機殺人案引發的善惡思考

2012年「曾文欽男童割喉案」、2014年「捷運殺人案」、2015年「女童割喉案」、2016年的「小燈泡砍頭案」，近年一樁樁一件件發生在台灣的隨機殺人案，為這座島嶼蒙上了一層血色陰影。這背後是個人人性的喪失還是社會教育的缺席，成了每一個台灣人在深思的問題。
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在這樣的背景下推出，沉重的善惡思考突破了以往台劇小清新的窠臼，在兩岸網絡引起熱議···

《我們與惡的距離》沒有在內地正式上映，但已成為網絡爆紅的電視劇。在內地最大影視劇評分平台豆瓣上獲得近乎滿分9.4高分，被譽為今年華語電視劇最佳。透過這部劇，內地網友也了解到原來台灣不僅可以出產諸如《流星花園》一類的愛情劇，也有探討如此沉重的社會議題的作品。

兇犯在戲院裡隨意開槍射擊，造成9人死亡、21人受傷。兇犯的妹妹前途受波及，家庭破碎；一名男童的死亡，令其做媒體人的父母婚姻分崩離析；為兇犯辯護的律師執意找出社會的責任，為眾人不解且排斥，包括其有孕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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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司法在《我們與惡的距離》中紛紛埋位，多層次故事面和明快的節奏引人入勝。這部劇明顯聯繫起過往幾年台灣社會發生的多起隨機殺人事件。何謂隨機殺人案？殺人者不為財、不為仇，很大概率上有精神問題，他或她僅為情緒的宣洩，或激情犯罪或蓄謀已久，隨機殺害自己毫無關係的陌生人。有犯罪學研究將隨意殺人犯罪形容為「一種罕見而荒謬的暴力型態」···

一起隨機殺人事件出現，公眾或許認為是兇犯個人的精神心理問題，但當此類案件高頻率的出現在小小的台灣時，整個台灣都在思考是否教育系統出了問題？是否社會出了問題？以2014年捷運殺人案兇手鄭捷為例，他並無精神異常，也不是生活在社會邊緣之人，但他曾坦誠他從國小就想殺人，為什麼家庭、學校、親人、朋友、社會，沒能接住他？在他生命的過程中，到底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在《與惡的距離》中，人物形象方面有非常巧妙又有深意的設置：受害者家屬往往有暴躁、偏執等的性格缺陷，而施害者家屬卻是純良、淒慘的。兩者的命運又被戲劇性的安排在一起：施害者家屬與受害者家屬以同事之姿狹路相逢，相逢之後，受害者家屬該怎樣熬過喪親之痛？施害者家屬是否應受到道德和輿論上的「連坐」？雙方該如何面對對方？

受害者家屬中是擁有第四權的媒體人，媒體人對於所有社會議題的把控，影響著大眾的思考和情緒，大眾不自知的網絡暴力掩上了情緒障礙者求助的門，從而舉起屠刀向每一個與他的悲劇無關卻又有關的陌生人斬去——在這個悲劇中，受害者也無形中扮演著施加壓力的角色，施害者在某種維度上也是受害者。

如此一來，究竟惡是施害者造成的，還是受害者造成的？ 有台媒形容，《惡的距離》劇像是一把鋒鋭的手術刀，在正義的表面劃出一道道縫隙，讓每個人心中竄流不息的小奸小惡如膿血汩汩流出。

正如飾演律師的演員吳慷仁所言：「我們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壞人，只不過是做出抉擇的平凡人」。《惡的距離》的劇作者想要探討的種種疑問，匯總成一句話，就是這部劇的劇名——我們與惡的距離，究竟有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