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航機師罷工】桃園機場:中午前起飛航班不受影響

【華航機師罷工】桃園機場:中午前起飛航班不受影響
撰文:吳嘉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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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桃園市機師職業工會華航分會周五(8日)凌晨宣佈,同日上午6時啟動罷工,預計至少700名機師會參與,工會表示「沒預設罷工截止期限」。

根據中華航空提供的資料,台北桃園機場周五有13航班被取消,1783名旅客受影響。

桃園機場表示,中午12時前在桃園出發的華航航班暫不受影響;而台北另一個機場松山機場的官方網站則顯示,在松山起飛的航班暫時全日正常;高雄往返馬尼拉的 CI-711/712 航班,以及高雄往返香港的CI-933/934航班被取消。

桃園機場已於周四(7日)晚上8時19分成立緊急應變中心,與航空公司及其他政府部門協調,並表示會盡力妥善安排停機位、旅客服務,以及維持機場秩序,將罷工事件的影響降至最低。

(綜合報道)

從儒家到全球南方・二︱石之瑜:革命何時會來?沒人知道!

撰文:劉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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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5日至3月30日,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辜振甫先生紀念圖書館、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合作舉辦「筆耕不輟、俠骨仁心:石之瑜教授著作展」。石之瑜教授為台灣教育部終身講座教授、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從1990年至2024年共計出版114本專書,其中獨著之學術專書中文31本、英文19本;主編之學術專書英日語等外文17本、中文14本,另有中文之時政評論文集獨著14本、合著4本;以及中文詩集3本,涵蓋議題包括外交政策、政治心理、兩岸關係、少數民族、知識社群、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核心關懷一以貫之:解構與再建構變動世界中的中國。

2025年2月19日,石之瑜教授前來特展發表演講,講題「唯女子與小人難養:儒術、人民集體性、全球南方」,許多兩岸學人學子到場參與,演講內容由孔子對女子小人的微言大義出發,擴及自由主義社會與儒家社會的集體性落差,再到對於全球南方的全新定義:「不可預測的集體」。圍繞演講內容,《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三篇,本篇為第二篇,聚焦儒家社會與自由主義社會的不同集體性。

小人就是天命

石之瑜指出,孔子所說「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其實意思就是:君子不用學習耕作,而是應該安安靜靜坐著,給天下一種安定的力量,這是做君子的責任,其他就不用做了。石之瑜補充,這就與春秋戰國時的農家不同,農家主張諸侯自己下田耕作,其實也是一種聰明主張,因為如果諸侯一起下田耕作,將來老百姓餓死了,也不會輕易革諸侯的命,畢竟諸侯跟他們一樣耕種,百姓餓了也跟著餓,雖然實際上諸侯並不會挨餓。

石之瑜接著指出,但孔子認為君子耕種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君子的責任就是安定天下,給天下一種秩序,所以「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背後意思就是指這些事情不是君子該做的。老百姓如果能吃飽,諸侯又怎麼會吃不飽?而如果老百姓吃不飽,能繳上來的糧食就少,諸侯也可能吃不飽,於是強迫老百姓上繳更多,結果可能就是百姓不只吃不飽,還跑到山林裡躲起來,這樣諸侯能獲取的糧食就更少了,甚至可能連軍隊都沒有了。所以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而要足食,君子就要奉勸諸侯,不要搶老百姓的食物,這樣百姓就不會因苛政而逃跑,國家也就有了兵源。

石之瑜接著分析,孔子也講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意思是小人不會怕天命。為什麼?因為小人在意的是自己能否吃飽,「但你如果讓他吃飽了,他就願意為你,因為你給我一種安定的感覺、維持了秩序。」所以對聖人與小人而言,小人不懂天命,也不用懂天命,因為小人加在一起就是天命,君子與諸侯就必須懂這個道理,要知道把所有小人加在一起就是天聽,就是天視。

石之瑜指出,所以天命對諸侯的評價,其實就來自老百姓、農民一點一滴的反彈,當不同地方的人都對君王有反彈,即便這些人可能互不認識,久而久之這些不滿還是會漸漸集結,但集結到什麼程度會爆發,君子不知道、諸侯不知道,小人自己也不知道。

石之瑜分析,所以君子粉飾太平也是沒有用的。《論語》中有這麼一句話,「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也就是在上位者一旦治理失敗,上天就不會再給你統治的天命。「很多人當然覺得這種說法可笑、不可相信,但其實這句話對儒家而言特別重要,因為這句話表明了,儒家認為一個社會要得到治理,靠的不是教養老百姓,而是教養君子。」

石之瑜總結,儒家所要說服的對象,其實是統治階層,而不是老百姓,因為要負責任的就是統治階層,不是農民也不是女子,農民與女子只是負責供養統治階層,這個社會好與不好,最後的責任是在統治階層。如果統治階層不了解這一點,整個國家就無法維繫。當統治者了解這個道理後,老百姓就會成為很好的供養者,反之亦然。所以從這點可以看出來,儒家的思想、政治倫理的培養,強調的就是統治階層,而不是一般老百姓。

2025年2月19日,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名譽教授石之瑜在「筆耕不輟、俠骨仁心:石之瑜教授著作展」發表演講,講題「唯女子與小人難養:儒術、人民集體性、全球南方」,內容由孔子對女子小人的微言大義出發,擴及自由主義社會與儒家社會的集體性落差,再到對於全球南方的全新定義:「不可預測的集體」。(劉燕婷攝)

自由主義的邏輯

石之瑜表示,但自由主義、資本主義正好相反,他們假設了,任何人只要握有權力,必然濫權為惡,因為這是人類無法改變的天性。而這顯然是來自基督教的「原罪」概念,所以在這套思想體系下,就衍生出了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等政治概念,要教導老百姓有意識地去抵抗濫權,「所有人要統治你都要經過你的同意」。

石之瑜補充,當然在以前的西方政治環境,統治根本不需要老百姓同意,所以這其實是一個迷思。而迷思就是讓老百姓在碰到暴君時出來抵抗,但其實最後結果也跟儒家社會沒有很大差距:多數老百姓是不會輕易起來抵抗的,所以暴君實際上還是繼續存在。

石之瑜指出,因此也有人討論一個問題:提出社會契約論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究竟是自由主義者還是專權主義者?這其實講不清楚,因為霍布斯主張統治必須經過老百姓同意,可是現實運作的結果似乎更像:霍布斯的學說其實是在告訴老百姓,你已經同意被統治了,因為你不同意就活不下去了,所以你一定會同意,也就是同意接受統治者的專權。

石之瑜分析,這就會牽引出一個問題,你到底是要把社會治理的責任,放在老百姓身上,還是把社會治理的責任,放在統治者身上?這是儒家跟自由主義之間很大的差別,也是彼此無法相互理解的關鍵。

霍布斯《利維坦》(Leviathan),卷首插畫極具震撼力。(資料圖片)

農村基層政治實踐

石之瑜接著舉例,《論語》中有一句話,「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這其實也就是在說,君子如果能夠不與世爭,公平的排難解紛,農民就可以安定下來。如果去大陸農村做調查,就會發現一個普遍的責任,幾十年來沒有改變:村支部書記必須做社會調解,調解村子裡各種各樣的紛爭,例如某家的牛踩到別家的草,兩家吵起來,書記就必須調停。而調停可以說是很重要的KPI,這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石之瑜表示,老百姓不知道為何書記要每天翻山越嶺,只為調解兩家牛的問題;老百姓也不知道,為何學校老師要翻過好幾座山,到不同人家裡勸小孩上學?為什麼收一個學生這麼重要?為什麼會有《一個都不能少》這部電影?講來講去,如果把君子想像成今天的黨幹部,那麼儒家對君子的要求,就像要為黨幹部培養責任感,將來如果社會出了問題,責任就是黨幹部沒做好。

石之瑜再舉例,早年研究村民自治選舉很有意思,有93萬個村要選村長,但差不多有1%的村子選出來的不是中共原本規劃的。如果出現這個現象,被問責的就不是被選出來的人,而是支部書記會被指責工作沒做好。

石之瑜提到,在過去受文革影響較大的村子,村內往往有很多派系,選舉時村支部書記就很難做,因為選舉時往往就是各派僵持不下,但偏偏上面又有一個規定:村長當選人得票率必須超過50%,而各派僵持就可能導致最後沒有任何人得票超過50%,所以往往就會發展成一個結果:上面沒收選舉,派人來代理村長三個月,然後逼各派這段時間內自己搞定。這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現代實踐,老百姓怎麼會知道黨為何要這樣,但黨心裡也清楚,如果不幫老百姓解決問題,黨自己最後也會沒飯吃。

《一個都不能少》中飾演代課老師的魏敏芝。(劇照)

民心無法掌握

石之瑜指出,春秋戰國時,儒者們販賣儒術,讓君王可以成功統治自己的王國,並用良好的治理讓更多百姓移居到自己治理的國家,這樣就能得到更多兵源、糧食生產力,最後天下定於「一」。這個「一」是什麼?其實就是孟子說的「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也就是不嗜殺的國君能統一天下,當然也不是說誰都不能殺,例如「獨夫」(暴虐無道的君王)就可以殺,所以孟子也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當然這也是儒家在後世運作時產生的困擾,到底誰是「獨夫」?其實都是結果決定論。

但儒術的道理還是一樣的,即使是結果決定論,即使上台的人是透過暗殺、鬥爭等不正當的手段,上台後還是要對老百姓好,否則政權就會垮台。「至於現實是不是真的這樣?我們從歷史來看未必如此,但這就是儒家的『治理術』,所謂『治理術』就是要讓君王跟統治者都相信,必須掌握民心,才能把王國統治下去,不然就會面臨威脅。」

石之瑜反問,至於確切威脅是什麼?什麼時候會導致政權垮台?這就是儒家所要警告君王的:這兩個問題的答案你不知我不知,不知老百姓何時會起來反抗,所以必須問「天」,「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才知道,而「天」就是老百姓加在一起。但老百姓什麼時候會加在一起?「其實老百姓自己也不知道,因為百姓自己不會有革命思想,往往是吃不飽了就會有人逃,接著就是集體拒絕繳稅,一氣之下又把收稅的官員殺了,走到這步沒辦法了只好起來革命。」

結果一部分人先革命後,就會吸引其他吃不飽的人加入一起革命,於是就如野火一般,先是打倒腐敗官員,再來拿下縣城,最後發展成一股勢力。而朝廷的大臣、君王身邊的人,他們不知道朝廷的腐化嗎?當然很清楚,研究賽局理論(Game Theory)的就知道,這個時候他們就必須要做選擇,如果站在君王這邊,會是什麼結果?弒君又會是什麼結果?自立為王又會是什麼結果?如果朝中大臣都在考慮不幫助君王的選項,朝廷很快就會從內部崩解。

石之瑜指出,農民什麼時候會起義,其實農民自己不知道,就像荀子說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老百姓就是水,沒有水,君王就無法生存,這也是孔子說的「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人民有一種沒辦法控制、也沒辦法預期的集體性,前一天、甚至前一分鐘,看起來還是非常好治理、非常容易壓制分化,就像一盤散沙,卻可能某天一把火燃起來了,農民就成為不可抗拒的集體,成為一股洪流,等政權垮台又消失。而下一個上台的君王就必須思考、自我警惕,究竟是要爭取民心,還是眼看洪流消失又繼續剝削?「多數君王剛上台時,都是趁民心而上,所以執政之初都會重視民心,但最後還能不能重視民心,他自己也不知道。」

石之瑜分析,現在的假訊息議題就是很好的案例。假訊息本身,就是凝聚民心的工具,如果去看假訊息的內容,就會發現內容千篇一律,都是關於統治階層的道德敗壞,為的就是摧毀統治階層的正當性、讓百姓離心離德。如果政府及時穩住老百姓,就是中興;如果做不到,還把老百姓殺掉了,就是歷史學家說的成王敗寇,「把壞事寫成革命的人幹的,但其實革命的人要反對的正是這些事,歷史就是不公平。」而不論歷史如何不公平,重複的還是同一個概念:統治者必須要掌握民心,才能生存。

石之瑜總結,所以統治階層必須不斷證明,自己擁有民心。向政敵證明自己擁有民心,政敵就不敢輕舉妄動;向百姓證明自己擁有民心,百姓就會認為自己所遇到的麻煩,其實是自己這一小群人的問題,不是普遍大眾的問題。而如何證明自己擁有民心,到今天為止,還是受儒家文化影響的政府、社會、政治系統主要的治理性核心。「但實際上,統治階層是不可能掌握民心的,因為老百姓何時冒出來,根本無法預測。」

圖為2024年12月23日,涉嫌槍殺美國聯合健康保險(United Healthcare)行政總裁湯普森(Brian Thompson)的疑犯Luigi Mangione,被紐約州最高法院提審。(Reuters)

自由主義與儒家的差異

石之瑜接著分析自由主義社會與儒家社會的差異,並以近來的美國醫保巨頭CEO湯普森(Brian Thompson)被槍殺為例,指出當然這是刑事犯罪,從法律的角度來講罪不可赦,不過云云大眾卻對兇手有很多感謝與讚美,認為這反映了大家無法負擔醫療保險費、無法就醫的痛苦,這種憤怒則被不合法的暗殺行動宣洩了。

石之瑜揭露,這種痛苦背後,其實反映了所要挑戰的一種心態:如果你有問題,那是你的問題、是你的責任,如果繳不起醫保,就要晚上兼差,設法讓自己繳得起醫保。但這種心態,就不是社會主義國家預設的,如果在社會主義國家,例如在上海大街上,有人突然倒下餓死了,政府的統治正當性就垮了,因為社會主義就是要保證每個人都吃飽,一個人餓死,所有人都知道責任在政府身上;但如果在紐約、洛杉磯、芝加哥街頭,有人餓死了,大家會認為這是這個人自己的責任,每個人都要對自己負責。

石之瑜指出,人有一種集體性,這種集體性是沒辦法掌握的,是因應社會上的財富分配、供養能力的分配、供養責任的分配而來的。受到供養的人如果知道自己的生存與供養者是一體的,就會對後者好;如果受供養的人覺得這是因為自己本領高、手段強、會玩股票遊戲、會搞AI技術,所以自己理所當然高高在上,就會認為在自己腳邊餓死的人,與自己無關。

但如果因為有人在自己腳邊餓死,而被觸發「原罪」的感覺,可能就會轉而建立一個「給錢的制度」,也就是慈善事業,或是現在部分大公司的會有的:回饋多少收益給社會。如此一來,整個社會的生養育關係就可以被維繫,例如有人餓倒在地上,可能就有人協助他前往收容院,讓他吃飽;而有的人不願意待在收容院,可能會趁機逃跑,被發現之後還是會被拖回去。不過也有人一直住在收容院,最後染上毒品,或是利用販毒賺很多錢。

石之瑜指出,其實從「湯普森被刺案」就可以看出,自由主義社會會產生與儒家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不同的問題。如果透過自由主義社會的角度來看儒家社會,或是相反,都會有落差。儒家社會覺得自由主義社會不負責任,後者則會覺得前者的政府過度介入,而且為了維護體系而採取高壓手段。於是彼此的相互不理解,逐漸走向了相互恐懼:儒家社會指責自由主義社會,怎麼能讓老百姓餓死;但自由主義社會也會指責儒家社會,為何一個社會可以接受政府對人民採取高壓手段?

石之瑜總結,其實兩種社會的人民都有一種集體性,因為人民都是供養者,而供養者要如何存在、與被自己供養的人存在什麼樣的共生關係,其實都是要靠長期的歷史文化養成,讓大家接受目前的方式,就像如何讓社會接受目前的供養責任分配,也是要靠教育,也就是不斷的教養。教養與供養的實踐相互強化、不斷來回,形成了目前的兩種理所當然,而人民的集體性就可以在這裡比較出來:一個是知道人民有集體性,但掌握不住,於是想盡各種辦法;一個是不認為人民有集體性,所以就任其死活,但實際上這背後還是有一種「任其死活」的思想與話語,來幫助這種政府維繫政權。這就是儒家與自由主義社會的兩種人民集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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