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峯專訪2】政治凌駕一切 參與中港合拍片遇上空前的矛盾
星仔對我影響很大，他令我有了答案：如果是因為你我這導演才存在，那我存在有什麼價值？從那以後，我開始改變，不願意再走以前那條路。
不惑之年來臨前 周星馳令他「夢醒」
他是一個後知後覺的導演，一直在懵懂中摸索，快40歲還在考慮轉行：「1994年，我去做了一年唱片，那時電影業不景氣，而且我做得無癮，心想：39歲，還有時間轉行。」他們那一代導演，由電影工業入行，埋頭苦幹多年，才終於學到一點真本事，駕輕就熟的是商業電影的套路：計算、調度、橋段、合成、執行。但他天生是一個性情中人，自我在導演工作中逐漸成長起來，又有了審美的經驗，使他朦朧地感到不滿足。
正在這時，他遇到周星馳。彷彿一記響亮的耳光打在臉上，他驟然清醒，斷了對商業電影的依戀：「星仔對我影響很大，他令我有了答案：如果是因為你我這導演才存在，那我存在有什麼價值？從那以後，我開始改變，不願意再走以前那條路。」
後來的事情眾所周知，杜琪峯創辦了「銀河映像」，與韋家輝結盟，在理想的道路上一路狂飆，做成香港電影的金字招牌。他記得那時在邵氏，舒琪看完《無味神探》，看出他的戲路在變。舒琪對他說：「看一部戲，不是看它是否商業片，而是要關注導演和整一部戲的視角。」他聽了記在心裏，往後的作品愈來愈有自省意識。
我們這樣的人，不可以老了的時候變窮，因為你一窮就要求人，連生活都要求人我覺得好悲哀，我不想走所謂『藝術家最後那條路』。
結果，是創作的路愈走愈寬，公司的路卻愈走愈窄，沒過幾年，窮到連交租都困難。他怕窮。
他不是一個貪財的人，可是怕窮。正如他懷念胡金銓，最感慨的不是他的藝術，而是他的晚年。他惋惜當年無人介紹他和胡生認識，無法幫助胡生的困難。他曾經帶老年的張徹導演去邵氏，邵氏從此每月支薪給張徹，作為顧問費。
他說：「我看見這些那麼優秀的人晚景如此，我很警惕。我們這樣的人，不可以老了的時候變窮，因為你一窮就要求人，連生活都要求人我覺得好悲哀，我不想走所謂『藝術家最後那條路』，可能正因為此，使我沒有勇氣做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可是我不要求人，我要堅持我所做過的事，我不要到老來求你給我兩塊錢。」
開始說2億，最後花了10幾億——如果當時拿10億出來發展電影，隨便給人幾百萬拍戲，已經好得不得了......但我們覺得不是那個影城，是作品才最重要。
從此，他一直在創作和市場之間找平衡。熟悉他的電影的人，都看得出他用力在哪裏，有人總結：杜琪峯一年拍三部戲，一部對得起老闆，一部對得起觀眾，一部對得起自己。
經歷香港電影這20幾年的衰落，他對時代有了更敏感的觸覺。
20年來哪裏都沒去 守在銀河 努力拍戲
那些年，何冠昌邀請他去嘉禾，他沒有去。他說：「他們那班人想要做另一個邵氏，講得那麼偉大我都聽不懂。他們成天說，李小龍、許冠文都是他們創造出來。他們曾經確很注重培養新一代，可到了後來，你讓三毛（洪金寶）走，讓成龍走——喂，電影是夢來的呀！」
方逸華請他回邵氏影城，他也沒有去。他說：「阿姐想要做全亞洲最好的影城，錄音室、片場……什麼都要最好。開始說2億，最後花了10幾億——如果當時拿10億出來發展電影，隨便給人幾百萬拍戲，已經好得不得了。阿姐，你看不到時代呀，你心裏面有個夢那是阿Sir的夢，你希望阿Sir給你的東西留在邵氏影城，但我們覺得不是那個影城，是作品才最重要。」
杜琪峯哪裏都沒有去，帶着「銀河映像」的一班手足，守在香港拍戲。拍《文雀》的時候，天星碼頭要拆，他心痛得不行：「是不是非拆不可呢？」於是他在電影中臨時給任達華加了一場戲，用他自己的辦法表明心迹，向老香港示愛。
他去大學給電影系的學生演講，總是遇到學生問他怎樣入行。他是個直肚腸的人，口裏說「你自己想辦法」，心裏面其實十分過意不去，因為自己「搞唔到佢地入行」。
藝發局設計的那種制度，只想控制人，又要你這樣又要你那樣，只會埋沒那些不懂得搞政治的人——如果能控制的那就不是藝術了。
泡製鮮浪潮 批藝發局制度只想控制人
後面的事情眾人皆知，他索性一頭走進藝發局，搞起了「鮮浪潮」。他說：「我們那年代是工業給機會，現在工業沒有了，政府一早就應該扶助。藝術團體很難生存。藝發局設計的那種制度，只想控制人，又要你這樣又要你那樣，只會埋沒那些不懂得搞政治的人——如果能控制的那就不是藝術了。」
他搞「鮮浪潮」，對資助的項目只有一個要求，那就是努力。他要從作品中看見你拿了錢不是在混，所以設一個評獎。他說：「藝術家不是這樣培訓，可你總要給人一個機會。」他做了整整9年藝發局轄下電影及媒體藝術組主席。
「是什麼令你有信心與官方周旋？」
「因為我覺得不難。我在電影界不是欽點的，我是選民選出來的，真能代表電影界。」
我可以一直在香港拍戲，但是我要上去嘗試一下，我要證明我不是一個懦夫。
參與合拍片為證自己不是懦夫 卻從沒爽過
2010年，杜琪峯終於上大陸拍合拍片。這說法聽起來有點奇怪，坊間說他是「最後一個上大陸拍戲的香港導演」。他說：「我可以一直在香港拍戲，但是我要上去嘗試一下，我要證明我不是一個懦夫。」
他在大陸拍戲完全沒有爽過：「你出一萬個力不是在創作上，而是在別的事情上。」這令他很鬱悶，因為「如果不是你所追求的東西，一切都不是積極的。」
即使這樣，他仍然拍出了一部香港導演未曾做過，而大陸觀眾未曾見過的警匪片：《毒戰》。在那部戲中，警察為了破案不擇手段，而且最後都死了，論數量死得比壞人還多。這在半個多世紀的大陸警匪片中是無法想像的。
《毒戰》兩邊不是戲 栽進前所未有的矛盾
最可貴的是《毒戰》沒有合拍片常見的那股「怪」味。講廣東話的講廣東話，講普通話的講普通話，從語言到情節到社會背景，真正融合在一個故事裏，是什麼人就做什麼事。既符合人性，也符合社會背景設定。
「他們說，別這麼拍，不可能的，可是在我們的世界裏，怎會不可能呢？一個好警察也會犯罪，為什麼不可以這樣想？想出來的故事如果有什麼不同，這就是香港。」杜琪峯說。
但這一次講故事的成功似乎再也無法複製，打「擦邊球」要有天時地利人和，何況《毒戰》的票房也沒很好。香港人覺得是大陸片：故事發生在大陸，有那麼多大陸人出演，壞人居然全是香港人。大陸人不覺得是大陸片：好人怎麼可以全死光了呢？
杜琪峯遇到前所未有的矛盾。
「時代只容許你喜歡錢！」
他從前面對的矛盾，無非老闆、觀眾和自己。他拍商業電影出身，後來有了作者意識，在兼顧不了市場的時候，就「兩條腿走路」，自己勤快一點，一邊拍賺錢的電影，一邊拍賠錢貨。他不介意用不會演戲的演員，他總喜歡用會演戲的綠葉。他是一個知道自己要什麼的導演，而且人緣好，遇到困難總能想辦法克服。
可現在這個局面，一切都被政治立場凌駕——觀眾、老闆、工作人員，連電影能不能拍，都被政治操控，令他無所適從。
他在北京碰見王晶幾次，每次都鼓勵王晶：「阿晶，呢鋪你要『chur』，擸撚晒佢哋啲錢！」結果王晶又拍回向華勝年代的東西，但是果然翻身了。時代青睞喜歡錢的人，時代只容許你喜歡錢。
我輸在不熟悉大陸文化，可是我總覺得，那種不真誠，不是我對電影的追求。
《港囧》「打飛機」 老套廿年看不下去
杜琪峯說：「他那人是那樣嘛，原來他那辦法行得通。但你要我回80年代，我真不想，《港囧》那種『打飛機戲』，我都忘了20多年了，現在再也看不下去。那我們就靠邊站。靠邊站不要緊，我繼續想辦法。李安做得到，說明還是我自己不夠本事。我輸在不熟悉大陸文化，可是我總覺得，那種不真誠，不是我對電影的追求。」
他把「銀河映像」賣給劉燕銘，心裏明鏡似的：「劉生從沒有干涉我，只有幫我解決問題，你還要對人要求什麼呢？至於幾時煙花、幾時墳墓，到時再說吧。」
時代在變，不僅是政治，還有人的審美。他說：「我們以前的電影世界與生活有關，你要從生活中找內容講給他聽。現在吸引觀眾去戲院看的電影，像《葉問》、『八爪魚』（《美人魚》）那些，完全和生活無關。現在的小朋友對現實世界不感興趣。」
講真，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是時代告訴我，我是什麼。
有了孤獨感 讀哲學書去
從來不看書的杜琪峯，這幾年開始看書。他有了孤獨感，覺得自己講什麼都沒人聽懂，不如「看書增值一下自己」。他喜歡看政治、哲學、經濟類的書，對文學書不感興趣，看導演傳記時會想：「這書只講導演是怎樣成功的，但他的辦法我未必用得上。」
前兩年，他甚至打算停工兩年，去大學讀書。
「你想去唸什麼？」
「我想讀哲學。」
「別呀，好多人唸完哲學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我就是不知道自己想怎樣，才想去讀哲學。我想，我為什麼要被既定的文化綁住我呢？也許讀哲學能令我更加理解不同的文化。」
「那後來怎麼沒去？」
「個個都叫我別去讀書，又說我不在，『銀河映像』會撐不住。」
「是時代告訴我，我是什麼。」
可以想像他身邊的朋友們多麼愛惜他，又多麼自私地想要保住他們心中那個天真的、本土的杜琪峯。可是，我們為什麼非要杜琪峯來做香港電影的「孝子賢孫」呢？
我問：「你這輩子會不會感覺很不自由？」
他說：「不是自由不自由，而是我一路隨着時代去找自己，講真，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是時代告訴我，我是什麼。」
「那你現在知道自己是什麼了嗎？」
「還是不知道。」
他很確定的一件事，是自己還有熱情，還有話想說，還有一個自己最想拍的故事沒有拍，還沒有拍出一部自己最喜歡的戲。如今他很喜歡一個人走路，從西貢走到觀塘，從尖沙嘴走到旺角，從九龍城走到觀塘。只要時間許可，他就不搭車。一邊走，一邊想，無限地想。
他想明白了一點道理。他說：「做，做才是最重要。自古成功在嘗試。一個衝擊過來，就看你夠不夠硬淨。活在這時代，不甘心就不要扮甘心，每場仗都要輸得心甘命抵。我活着，因為我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