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11個省宣布進入經濟緊急狀態:無法支付員工薪金

阿根廷11個省宣布進入經濟緊急狀態:無法支付員工薪金
撰文:歐敬洛
出版:更新:

阿根廷經濟部長卡普托(Luis Caputo)12月12日公布一系列經濟措施,啟動「休克療法」。阿根廷11個省在16日宣布,因應中央政府大幅削減開支,宣布進入經濟緊急狀態。

聖地亞哥德爾埃斯特羅省、聖路易斯省等11個省宣布進入經濟緊急狀態。聖路易斯省政府表示,他們嚴重缺乏資金運作,甚至無法支付員工12月薪金。更有省政府表示,不會跟隨中央政府採取緊縮措施。

阿根廷新政府12日宣布啟動「休克療法」,試圖解決經濟危機,包括將貨幣披索貶值54%,並大幅削減政府開支。包括將政府部門由18個減少至9個、降低政府對能源和交通的補貼、停止新建公共工程招標等。

政府表示經濟改革可帶領國家擺脱經濟危機,但同時阿根廷人將不得不忍受數月的陣痛,未來數個月物價預計將上漲20%至40%。

阿根廷經濟部長卡普托15日表示,總統米萊(Javier Milei)在競選期間承諾的美元化計劃目標保持不變,強調即使未來經歷陣痛,這個想法仍然有效。

紫荊黨|財政緊縮政策:來自西方的經驗總結

撰文:01論壇
出版:更新:

來稿作者:石磊博士

本黨早在2022年就開始呼籲審視特區政府的財政問題。在2022年12月的一篇題為「做好持續入不敷出的準備」文章中,作者周小稞就警告過,2022/23財年的特區政府赤字已經會達到2,000億港幣的規模,而且「考慮到未來很長一段時間政府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財政資源改善深層次民生問題與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但財政收入增長前景卻乏善可陳,政府勢將面臨持續的、入不敷出的財政壓力」,因此,除非深入改變「目前大手大腳的花錢習慣,不壓縮不必要或不合理的財政開支」,否則財政儲備危矣。經過經年的呼籲,目前政府連續數年千億港幣級別財政赤字問題終於引起了全社會的重視,各種緊縮政策意見和建議不絕於耳。

緊縮政策指通過削減政府支出或增加稅收(或兩者結合)來大幅減少政府赤字並穩定公共債務的政策。雖然香港是最近才興起有關的討論,但緊縮政策早在2007-08年金融海嘯之後便在西方世界成為顯學,包括英國、歐盟在內,這些政策行為體已有持續長達十多年將其列為財政政策的中心目標之一,有時甚至沒有之一,如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歐洲央行和歐盟委員會「三駕馬車」對希臘、葡萄牙、冰島、西班牙等「歐豬國家」進行的緊縮政策,以及英國保守黨政府的「緊縮的十年」(Decade of Austerity)。

歐債危機至今已經十多年,衡量財政緊縮政策在這些地區的實踐過程和效果(包括對各級政府財政以及居民家庭帳目的影響)的著作也汗牛充棟。對這個話題筆者並非專家,在這裡,筆者選擇了一本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於2019年出版,由Alberto Alesina、Carlo Favero和Francesco Giavazzi撰寫的書——《Austerity》(緊縮政策),將其大意進行凝練,並同時結合香港的情況進行一些探討。

雖然財政緊縮政策的不同配方及其效果評估已經汗牛充棟,在Web of Science資料庫搜索「fiscal austerity」可以得到超過1400篇學術成果,其中該書出版年2019年以前的有805篇。三位作者並未「拾人牙慧」,而是對16個OECD國家(如美國、英國、義大利、德國、日本等)從1970年代末到2014年的各國的預算報告、財政調整計劃、OECD經濟調查報告、IMF報告、歐洲委員會的穩定與增長計劃等原始資料進行了(再)分析。

數據集包含超過3,500種具體的緊縮財政政策措施。作者將財政措施細分為27個類別(如直接稅、間接稅、轉移支付、政府消費、政府投資等),並進一步聚合為15個更高層次的類別。特別區分了基於削減支出(Expenditure-Based, EB)和增加稅收(Tax-Based, TB)的緊縮計劃,從而能夠分析兩種策略的不同經濟後果。得益于作者相對靠後的研究年份(大部分經合組織國家的財政緊縮政策已經推行了較長時間,能夠分析從國家到居民的相對長期的影響),三位作者特別將研究重點瞄向財政政策多年以後的累積效應,以及重視稅收和支出兩個大類的財政政策的交叉效應。至於量化經濟學中的老生常談,如控制變數、解決內生性問題等,相信三位作者的水平也不會犯低級錯誤。

作者認為,緊縮政策之所以出現,主要有兩個原因:

1、政府未能遵循良好的財政政策:現實中,許多國家即使在經濟增長時期也會累積赤字,導致債務總量在「正常時期」就過高。例如,義大利、比利時和愛爾蘭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經濟增長強勁時就累積了巨額債務。

2、突發性巨額支出:例如戰爭或重大災難會導致政府支出異常高,債務超出經濟增長所能緩解的範圍。

筆者評:相比之下,香港特區政府相對而言,目前的財政問題更多是由於第二個原因。香港特區政府在「豐年」的財政紀律是相當強的。筆者至今記得,從簽訂CEPA之後到2019年前的十幾年,香港經濟雖然高速增長,但政府預算盈餘往往達到千億級別(當時經常笑談是財爺「計錯數」,所以有那麼多盈餘)。

可以說,如果沒有當時的審慎財政決策累積下來的財政儲備,香港面對黑暴和新冠疫情,更加嚴酷的財政政策難題只會更早到來。

書中的核心結論是:

1、緊縮政策不可避免時,應優先選擇基於削減支出的方式(Expenditure-Based, EB),而非主要依賴增加稅收的方式(Tax-Based, TB):

基於削減支出(EB)的緊縮政策對經濟的衝擊較小,平均來說對GDP的負面影響不超過0.5%,且影響通常在兩年內消退;

削減支出,尤其是限制自動增長的福利項目(如養老金),對減少赤字的長期效果更為持久;

基於增加稅收(TB)的緊縮政策則會導致更嚴重且持久的經濟衰退,GDP可能下降2%至3%,且回復速度緩慢。

2、信心與預期的作用:

削減支出能讓市場和投資者對政府的財政可持續性更有信心,從而促進私人投資;

增加稅收則可能削弱企業和消費者的信心,抑制投資和消費。

3、減轉移支付(Transfers)與削減公共消費(Public Consumption)的效果不同:

削減轉移支付,如社會福利,對經濟的負面影響通常也較低,因其可減少未來稅負的增長壓力;

削減直接的公共投資需謹慎,因公共基礎設施削減可能損害經濟長期增長。

作者分析了多個具體國家的緊縮政策案例(如愛爾蘭、英國、西班牙、希臘等),驗證了支出型緊縮的低成本優勢和稅收型緊縮的高成本風險。篇幅所限,我們列舉其中兩個案例。

案例一:1990年代的加拿大

加拿大1990年代初債務佔GDP超過80%,赤字佔GDP超過8%。

措施包括

(1)支出削減:多項緊縮措施覆蓋1993-1997年,包括削減商業補貼(60%)、減少公共部門雇員(15%)以及減少對省級政府的轉移支付;及

(2)結構性改革:同時推行市場化改革,包括放鬆管制、私有化以及促進研發和小企業發展的政策。

結果:GDP人均增長率在緊縮期間保持正增長,從1993年的1.5%上升到1997年的3.2%;債務佔GDP比例在1996年達到峰值100%後迅速下降。

與香港相似的是,加拿大開支削減政策的重點在於提高公共部門效率和市場競爭力,這與香港對「小政府」模式的追求一致;不同的是,加拿大採用了靈活的貨幣政策(貨幣貶值和降息)來支持緊縮,而香港無法通過類似的貨幣政策緩衝緊縮影響。

借鑒意義:香港可以借鑒加拿大通過結構性改革(如提升市場效率)和削減補貼的方式,避免直接削減對經濟增長有利的開支。

案例二:英國(2010-2014):支出型緊縮

英國在金融危機後實施了以削減支出為主的緊縮計劃(支出削減占調整規模的2/3,稅收增加佔1/3)。

政策包括

(1)削減公共消費、公共投資和福利轉移支付

(2)提高增值稅(VAT)至20%

(3)配套結構性改革,包括提高退休年齡。

結果:經濟在2010年後逐步恢復,2013年GDP年增長率達3.4%;英鎊的貶值(約20%)促進了出口,對經濟恢復有所幫助。

但是也值得指出,英國的脫歐對該國的貿易和財政支出帶來了巨大不確定性。伴隨脫歐和特朗普第一任期而來的,是英國保守黨急劇右轉,從而不必要地大幅惡化了和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貿易鏈接,這些都導致英國的經濟增長隨後陷於停頓。在2022年俄烏衝突開啟後,能源必須依賴進口的英國雪上加霜。可見,雖然得益于主動開啟緊縮和一個複雜的,以財政支出減少為主的財政緊縮政策包,英國較早地從公營部門債務危機中走出,但隨之而來的民族主義、脫歐運動和後續的外交政策卻導致英國重新陷入能源成本構成的新泥潭。接任英國首相不久的英國工党領袖斯塔莫就對媒體公開表示,英國財政已經 Broke and Broken,且工黨政府的第一份財政預算案,逆轉了削減支出為主,增加稅收為輔的財政緊縮設計,也引發了社會廣泛討論。

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工黨政府轉向以增稅為主、減支為輔的財政緊縮設計,正好與保守黨政府執行10餘年的增稅為輔、減支為主的政策設計形成自然實驗。如果經過一段時間以後的研究結論仍然能支持作者的觀點,那麼將大大增強作者們的理論可信度。

綜上所述,Alesina、Favero和Giavazzi在《緊縮政策》一書中,通過對經合組織國家長達數十年的財政數據和政策實踐的深入分析,明確指出不同類型的緊縮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他們的研究表明,基於削減支出的緊縮政策在經濟成本上遠低於基於增加稅收的緊縮政策,並且更有利於提振市場信心和促進經濟復蘇。這一結論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也為制定財政政策提供了具有操作性的實踐指導。

從香港的角度來看,這些研究成果同樣具有借鑒意義。儘管香港的財政狀況和政策環境與西方國家存在顯著差異,但本書對緊縮政策如何設計以最大程度降低經濟成本的分析,依然為香港在面對未來潛在的財政挑戰時提供了重要參考。尤其是支出型緊縮政策對經濟增長的相對溫和影響,以及通過結構性改革提升公共部門效率的成功案例,可以為香港提供方向。

面對「共度時艱」的財政緊縮,香港政府要拿出「捨我其誰」的勇氣,先行先試,敢為垂範。參考英國保守黨政府時期的緊縮政策就是自上而下(雖然重回盈餘的目標因英國公投脫歐和新冠疫情,保守黨政府的下臺再次提高了英國財政政策的不確定性)。如果香港砍遍開支,唯特區政府公務員和社福機構巋然不動,僅是「凍薪」、「暫停招聘」等方式試圖讓全社會「給我上」,那麼這一輪緊縮政策就未必能達致預期。

作者石磊博士是紫荊黨政策研究院研究員。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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