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慰安婦站起來　阿嬤：不管過去與日本人有什麼牽連，我原諒你

台灣首間以女性及人權為焦點的「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於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開幕。
10月22日，《私密的傷痕》藝術展在台北中正紀念堂免費展出，63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以創作來探討戰爭和種族滅絕性強姦的作品。
當晚，記者出席了《蘆葦之歌》在台北的戶外放映會，那是一部記錄台灣「慰安婦」在走過了苦痛、沉默與抗爭之後，如何在晚年好好面對內在傷口，與自己生命和好的故事。
撰文：鄧婉晴

影片接近尾聲時，今年92歲的蓮花阿嬤現身放映會場。她在台灣婦女援助會（婦援會）執行長的陪伴下，徐徐走上台，黑色的長裙套裝在燈照下微微發亮。她笑着用台語說自己已經老了，又寄語年輕人要樂觀。台灣目前只剩下最後3位公開身分的「慰安婦」，她的微笑，感染全場。

蓮花在19歲時被騙去菲律賓當「慰安婦」，日本戰敗後隨軍逃亡，途中一名同樣來自台灣的女孩遇難，她依其意願將她裝在鐵盒的頭髮和指甲帶回台灣，記錄「慰安婦」故事的《鐵盒裡的青春：台籍慰安婦的故事》一書便是因此命名。蓮花一開始總不願以真名示人也不願露面，但如今她知道只有站出來，才能讓議題持續曝光。

打破半個世紀沉默的阿嬤

在台灣，他們喚「慰安婦」做「阿嬤」，阿嬤也是「老奶奶」的意思。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因日軍對性的需求強烈，接連發生姦污事件，日方為了維持軍紀和防止性病蔓延，因此想出將「乾淨」的女孩集中在一起，專門隨時供日軍發洩性慾。除了剛開始從日本徵召的一些女性原本就從事性行業以外，絕大多數人都是被拐騙到他方做看護或煮飯能賺多點錢，而坐上賊船。住在部落的原住民，更是被迫白天勞動，晚上「慰安」。她們最小的僅14歲，青春還未開始，就被奪走。

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從1932-1945年被送到慰安所「慰勞」日軍的少女，介於20-40萬，從中港台韓到東南亞，遍布日軍佔領的土地。男人在戰場上爭奪國家，女人則總是毫無選擇地犧牲陪葬。戰爭結束後，又因為社會對「性」與貞潔的保守污名，令她們被迫沉默。等到1990年代國際「慰安婦」運動開始，勇敢公開身分的她們，早已是銀髮斑白，年屆古稀的巍巍老人。

1980年代，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尹貞玉教授在日本展開「慰安婦」實地查訪，發現二戰期間被徵召的韓籍「慰安婦」至少10萬。1990年代，南韓37個非政府組織率先組成「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簡稱「挺身隊」，Korean Council），敦促政府施壓，要求日本政府承認皇軍的戰爭罪責，向受害者公開道歉並提供賠償。1991年，金學順（Kim Hak-Sun）成為全球第一位公開身分的前「慰安婦」，並於同年12月連同另2位倖存者，正式對日本政府提出控告。

受傷的靈魂需要的是道歉

韓國「慰安婦」的勇敢現身，對其他隱身在世界各地長達半世紀的倖存者來說，是極大的震撼。台灣的劉黃阿桃（大桃）正是從電視上看到控訴轉播，才警覺世上還有人與她受過一樣的苦。「我以為全世界只剩下我一個」，是沉默的「慰安婦」在未看見其他同伴前的共同感受。

當時台灣正設立專線尋找「慰安婦」，鼓勵當事人或知情者匿名通報。大桃最終鼓足勇氣才撥電到婦援會專線，成為台灣第一位公開身分的「慰安婦」，要為自己討回公道。回想過去的一切，她說如果不是性子比較剛烈，「換着是別人早就死了」。

在韓國「慰安婦」控告日本後，菲律賓（1992）、荷蘭（1994）和中國（1995）的前「慰安婦」也紛紛舉控。日本政府在1995年成立「亞洲婦女基金」，承諾發給申請者每人300萬日圓（現約21萬港元）；但這基金會卻是來自民眾和私人企業而非官方。大多倖存者都拒絕接受，因為該負戰爭罪責的不是日本人民而是政府。

1992年，台灣「慰安婦」第一次公開演說時，是坐在一塊黑幕後，只露出三雙穿着鞋子的腳。因為無力的羞恥感，讓大桃在首次到日本發表證詞時，還是把臉遮起來，不敢以真名示人。當天活動結束後，韓國「慰安婦」生氣地對她說：「這樣很丟臉！錯的又不是我們，錯的是日本人！」她震驚了一晚，第二天開始，決定從此不再遮掩自己。

超越自己 為了讓世人看見

她們就是這樣一步步超越自己，讓世人看見；但即便再怎麼努力堅強，內心長期深埋的自我唾棄、孤苦和傷痛，卻非短期可平復。正是看見這樣的失落，台灣婦援會從1996年開始，為這一群勇敢的「慰安婦」阿嬤舉辦「身心照顧工作坊」，透過戲劇、畫畫、歌舞、瑜伽等方式，幫助她們重新面對傷痛，脫離受害者角色，在晚年綻放精彩和美麗。作為亞洲首例，台灣這項工作的初衷是「盡可能讓她們開心、放下」。

在「身心照顧工作坊」的課室，阿嬤在社工指引下把貼紙和布塊貼在跟自己一樣大的人板上，指出自己喜愛和不舒服的地方。身邊的輔導師對她說：「那你要多疼它，祝福它，讓它乖乖聽話。」阿嬤乖乖跟着照做了。大多數「慰安婦」都來自社會底層經濟弱勢，從小到大都在照顧人，使被暴力對待過的身體充滿病痛，更無法生育。

性創傷造成的是與身體的疏離、對周圍存在感與信任感低、經年累月的失眠、憂鬱與焦慮。積壓多年的情緒不易講述與釋放，面對不堪的回憶，阿嬤一開始都不欲多言：「有什麼好說的，都過去了。」「我不要說，一說我就會哭的。」她們只有在面對公眾控訴時，才讓人感覺憤怒。但在憤怒背後，其實是深深的失落與悲傷。

台灣目前只剩下最後3位公開身分的「慰安婦」，蓮花阿嬤的微笑，感染全場。

流着淚也要走出性創傷

長期參與「慰安婦」運動的日本支援組織成員柴洋子在《蘆葦之歌》的花絮篇中回憶說，陳桃一開始每次講自己的故事都會哭，哭到最後甚至無法言語。「但後來慢慢地，即使邊哭也能把事情說完，完整地表達想法：我不要錢，我要日本政府派人來我們面前道歉。」每一次的重述經歷，是自我充權，也可能帶來壓迫。面對各種質疑和否決，她們知道自己是歷史的唯一見證人，因此無論多傷痛，還是要說。在男人利用血光和槍彈來爭奪戰場的時候，女人的控訴總是閃着淚光，乍看一點也不陽剛，但卻是她們所有的勇氣與堅強。

1999年到2005年，台灣對日跨海訴訟經過三審敗訴，當年仍未逝世的小桃在最後一次的集會上堅定地說：「我就是證人，我就在這裏，一切還沒結束！」小桃原名陳桃，曾是全台灣最年邁的「慰安婦」——她在今年（2016）年初過世，享年94歲。

召喚美好記憶療傷

在一次主題為「最快樂的時候」的繪畫工作坊中，小桃畫了一個拿着書包的學生，說「我這輩子最快樂就是上學的時候，從那以後就沒有再快樂過」。她們在跟自己一樣高的人像板上畫畫，畫出來的樣子經常是未受害前的少女模樣。

但是即便日子再痛苦，還是有美好的點滴值得守望。在工作坊裏，「慰安婦」不斷被鼓勵回憶起過去美好的人和事。除了童年時期受到家人的寵愛與呵護，大部分人也憶起了曾經在慰安所遇過好的日軍。「他買我的牌子一整晚，卻只跟我聊天。」「他說要回來台灣娶我，雖然之後沒有兌現。」「他常送東西給我，買很貴的藥給我吃。」

雖然是恐怖的地獄，但還是有好壞日軍之分。透過召喚及重溫過去美好的經驗和記憶，阿嬤們重新感受自己曾經被愛與呵護的往事——哪怕這些片段是多麼稀少珍貴。除了重溫過去，她們也在婦援會的安排下結伴出遊，戶外攝影，穿畢業服拍畢業照，當一天的空姐和交通警察，甚至在母親節那天穿起婚紗當一次美麗的新娘。在生命的最後歷程中，這些正向的快樂與記憶能慢慢沖淡被悲傷與冤屈佔據整個生命的比例。圓夢與玩鬧的阿嬤笑起來的天空，特別美麗。

原諒你 才能原諒自己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1996年已將「慰安婦」制度定為戰爭罪行；2000年亞洲受害各國民間團體共同組成「女性國際戰爭法庭」，又名「東京大審判」，64位來自各國的倖存者到場作證。2001年12月，海牙國際法庭宣判已故日本天皇有罪、「慰安婦」制度牴觸了國際人權法，日方應道歉賠償，承諾不再重犯。可惜時至今天，遲來的正義依舊遙遙無期。

從遇害、沉默到等待，「慰安婦」快速凋零。從一開始寡言疏離，到歡樂悲傷同在一起，阿嬤之間因為有相同的經歷，而建立起真摯的姊妹情誼。她們參與彼此的生活，在各自重要的節日如受洗中相互祝賀，也在姊妹離世的追悼會上分享相處點滴，為彼此的悲苦命運感到不捨。阿嬤在情感上變得溫柔，因為情緒在多年的關懷和陪伴中得到撫平。身心照顧工作坊一直持續了16年，因多數阿嬤已經老得無法出席參與，才在2012年畫下句號。

在一次「包紮傷口」的活動中，工作坊的輔導師要阿嬤們想像日本人和年輕時的自己坐在面前，可以跟他們說什麼？今時已逝的小桃很平靜地跟想像中的日本人說：「不管過去我和你有什麼牽連，我原諒你。」接着轉過頭去跟年輕的自己說：「我也原諒你，我知道你很辛苦，年輕的你被騙了，你真的不是故意的。」

生命過去的缺陷也許無法回頭，但改變當下觀感和彌補遺憾，卻讓悲劇有了轉化的可能。即使日軍摧毀了她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後，小桃還是選擇原諒——原諒自己，也原諒對方。因為唯有堅持善良，才能讓內心自由。就像即便每次回憶都伴隨着傷口重新撕裂的痛，她們還是必須說，惟有如此，歷史才會被看見，被記住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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