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專訪】親睹滿目瘡痍 外國記者:嘗試改寫歷史令人質疑意圖

撰文:陳奕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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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回憶,未敢忘記。不只是香港人,當年身在天安門廣場的外國記者同樣如是。二十七周年之際,《香港01》尋找他們,嘗試以另一個角度再看六四。
見證歷史真相,有何意義?當自己親身所目擊的,與政權後來的述說大相逕庭,美聯社記者鍾斯認為,令人不禁懷疑這個國家的意圖。

1989年6月5日,鍾斯見證軍方坦克朝向王維林,民眾反方向逃跑。(美聯社)
記者: 1989年你在天安門之時,最難忘的片段是甚麼?
鍾斯:

太多了,難言哪一刻最難忘。例如:
5月20日左右的「百萬人大遊行」(編按: 5月21日在香港發起);
5月29日左右的民主女神像抵達廣場;
即興音樂會的氣氛;
6月2日晚數以百計年青士兵進佔廣場,遇上民眾進逼而退卻;
6月3日和4日晚本身。
但我仍記得的是,我與一名教師談得激動。他年約四、五十歲,向我哭訴他人工少得可憐,花光金錢來買鉛筆、擦膠送給學生。他覺得很不公義,所以參加示威。他讓我明白這場示威,原本由學生發起,要求政府更透明開放,要更大新聞自由,還有特別的是,要中國領導人披露個人財產。後來民眾也加入,認為沒法選擇工作及生活、人工微薄、活得不好、沒權抗爭,全都出了問題。他們希望成為現代世界的一部分,買得起居所,孩子能接受教育。

記者: 多年來當你重返天安門廣場,有何感受?
鍾斯:

我多次重返天安門廣場,包括2008年北京奧運、2011至2013年的六月四日,2010至2013年我住在北京之時都有。不難去那裡,但當然廣場受到嚴密監視。大量鏡頭,廣場外有圍欄高了,難以逾越。晚上的廣場附近,通常有最少十多輛警車,亮著燈。
但天安門廣場通常只得滿面笑容的人,主要是遊客,全然不知道廣場曾發生的暴行,或者是無視之。或許你也知,中國各省的人到訪北京,通常都會去天安門廣場,在城門前拍下遊客照片。叫我驚訝的是升旗禮大受歡迎,他們願意等超過一小時,看軍隊由紫禁城走過大街。雖然我不認為示威者遇害的位置是天安門廣場本身,但我經常會環視四周,再次想像撐滿帳篷,示威者的領袖留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現在已禁止上去),小販在廣場周邊排開,我就感受到五、六月那些日子,充滿了能量、動力和希望。

一夜過後,鍾斯在六月四日拍攝遭坦克或裝甲車輾過的單車。(Terril Jones)
記者: 對六四的紀念與批評,你認為已日漸褪色嗎?
鍾斯: 我現在教國際新聞,學生──特別是中國的──都關注這件事,對我的第一身身分享都感興趣,我覺得很鼓舞。美國的大學生、中學生有時會電郵問我,還有外國老一輩的人也會想知。學生都是在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後,1990年代中期或之後才出生。歐美老一輩的人仍然記得,當年緊盯著電視直播。雖然美國不是很多人紀念,但記憶仍深。那些在1989後出生(或當年出生)的人對這歷史感興趣,都使我鼓舞。
記者: 對於香港人,特別是今年六四晚將會點起燭火的人,你有何寄語?
鍾斯: 我不是任何活動的搞手,所以沒有甚麼打氣的話。但我認為香港和各地,多年不絕的悼念晚會,說明了人即使若無其事,也不能抹去歷史。人仍然關心,沒有忘記,或會令到有一天,天安門這件事會弄得更清楚明白。
記者: 作為外國人,你認為天安門事件對非中國人有何意思?
鍾斯: 1989年的事件,對外國人來說很重要,因為中國在世界正在崛起。任何國家,特別是世界大國,嘗試改寫自己歷史,與全球數以百萬計人所見證的相違背,就會令人問,這個國家是否善意。在現今世界,讀懂中國的意圖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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