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專訪】「坦克人」攝影師：相片令後世都問發生何事
不想回憶，未敢忘記。不只是香港人，當年身在天安門廣場的外國記者同樣如是。二十七周年之際，《香港01》尋找他們，嘗試以另一個角度再看六四。
一幅照片為歷史留紀錄，攝影師韋德納相信，世世代代，以後的人都會問「發生了什麼事」。他認為以後的六月四日永遠都應該燃起蠟燭，寄望終有一天燭光會令當權者明辨是非。
記者：1989年你在天安門之時，最難忘的片段是什麼？
韋德納：最難忘的片段是6月3日深夜，我接近天安門廣場，遭示威者投擲的石頭誤中。我那鈦金屬的Nikon相機擋一擋，救了我一命。已經起火的軍方裝甲車隨即打開後門，一名士兵舉起雙手，走出來投降。人群一湧而上，手持鋼管、石頭，還有隨手拈來的武器。那年青的士兵恐惶悚懼，我至今未忘。
軍隊鎮壓天安門，至愛遇難，不少中國母親哀痛，其實也有士兵的母親悲傷。嚇怕了的士兵只服從上級指示，不論那有多錯誤。殺人就是不正當。如果我們站後一步，縱觀全局，可見中國政府與示威學生犯大錯。6月4日晚上我見證了悲劇，人命傷亡。但現在重要的是，政府與人民能在一起，寬恕與復和。唯有這樣做，中國才能和平，為歷史上的黑暗一頁劃上句號。
記者：多年來當你重返天安門廣場，有何感受？
韋德納：天安門起義（Tiananmen uprising）二十周年之時，BBC秘密拍攝紀錄片，帶我回到北京報道我的故事。那次感覺很奇特。中國經濟增長迅速，與大部分亞洲國家一樣平常，但當我重返天安門廣場，就是另一番景象。排了長長的人龍，要經過安檢的金屬探測器。我突然感受到一堵牆，一堵懷疑、緊張和監視之牆。毫無懸念，政府在掌權。
記者：作為外國人，你認為天安門事件對非中國人有何意思？
韋德納：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了，這事關乎歷史紀錄，永遠也會有人尋究與談論。人一看「坦克人」的照片，永遠都會問「發生了什麼事」。所以我相信「坦克人」會令1989年6月4日永遠不會被遺忘，這了不起的作品很有歷史意義。
記者：你或你的朋友同儕還有關注六四後續（如死難者的家屬）嗎？
韋德納：大部分有識之士都關心天安門事件。我仍會鼓起勇氣，回想當年示威學生在危難中的臉孔。憶起報道六四之時，自己有多膽戰心驚。所以我仍然很重視。歷史──而不是審查──會是最終審判。
記者：對六四的紀念與批評，你認為已日漸褪色嗎？
韋德納：或許在中國，天安門一事有一定程度褪色。當然，如果中國有民主改革，情況可能不同。但坦白說，自從我27年前報道天安門事件後，我在中國大陸以外看到的是多了人關注。
記者：照片會說話，正如你的「坦克人」照片震撼了世界。當你看到香港六四晚會的燭光之海，你認為它有何意義？
韋德納：25周年之時，我在香港參加了燭光晚會。地鐵人頭湧湧，我難以前往。集會頗觸動我心，令我想起當年軍隊鎮壓之時，我見證了學生有多勇敢，也使我更覺幸運，能存活下來。當時我有三次幾乎喪命。
一名年青女生在地鐵認出了我，說「我認識你，你是我的英雄」。她竟知道我，令我很驚訝。但真正的英雄，是我看見那走在長安街的男子，手拿着袋，站在一隊坦克之前。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那一刻的震撼。那幀照片深深影響我一生。
燭光晚會也讓我喚起，運送傷者的小販有多勇敢，他們在路上經過軍人。
我衷心認為，以後的6月4日都應該燃起燭光。
記者：對於香港人，特別是今年六四晚將會點起燭火的人，你有何寄語？
韋德納：在缺憾的世界，香港人對民主有種厚厚的熱忱。我們做的所有事都是一種自我尊重，堅持原則與信念，不論事情有多艱巨。希望有一日，燭光會令當權者明辨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