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榜】網民稱媲美《基度山恩仇記》　醬缸文化VS人性昇華　

大陸媒體以法國浪漫主義作家大仲馬（Alexandre Dumas 1802-1870）名著《基度山恩仇記》（Le Comte de Monte-Cristo）與《琅琊榜》相比。說實在，兩部小說由內容到議題都相距甚遠。前者是名副其實的復仇故事，但《琅琊榜》不是。《基度山恩仇記》的主角愛德蒙．丹蒂斯是19世紀初法國初生的共和政體下的一個小角色。他與未婚妻的婚宴是在妓院中舉辦的，出席者不外是水手、流氓和地保；可想而知，丹蒂斯生活在當時法國社會的底層。

丹蒂斯是個好人，只是毫無大志。他人生最大的理想莫過於迎娶自己心愛的女人，成家立室後由大副晉陞到船長。終其一生，丹蒂斯若能夠脫離嘍囉身分，躋身至小資產行列已於願足矣。相比下，林殊一出生就是皇孫貴胄，氣度不凡，胸懷大志，是光芒四射的少年英雄。比起《琅琊榜》的林殊，愛德蒙．丹蒂斯最初只不過是個無名小卒。

丹蒂斯因為遭人陷害，不但理想破滅、前途盡喪，還要與死囚同列，在獄中悲慘地度日十多年，要終其一生與愛人分隔，心有不甘。在他成功逃獄、僥倖地繼承一個龐大的寶藏後，才決定要報仇雪恨。19世紀初至中葉，法國大革命晚期帝制復辟與共和政體爭戰的大時代，政治意識形態更迭起伏，丹蒂斯蔑視那個沒有公義的社會制度，他要靠一己之力去說明人權之所在。他買下一個爵位，化名為基度山伯爵，再買下一兩個氣派的田產。丹蒂斯決心要用他的財富、計謀與意志去替天行道，復仇者要充當正義的債權人。

在現今各具特色的華人社會裏，又有多少個富起來的家庭沒有經歷過家族內訌、家人互相猜忌的情景呢？

諷刺的是，在復仇過程中，丹蒂斯看到，因他個人一己的詭詐和私慾，使無辜的年輕生命被捲入、沉淪，他思想變化了，他的覺悟在道德層次上極具價值，點明生命的意義和人性昇華的方向。但在今天以制度先行、尊崇物質的社會，丹蒂斯心靈的解放充其量只算是一人之修為吧！

《琅琊榜》的林殊一開始便從體制入手。他一直相信，自己、父親及7萬同胞的冤屈是梁國那十多年的腐敗朝政的序幕。要扭轉梁朝墮落的命運，就必須為自己的亡父及其麾下7萬英魂平反。他籌謀十年的「平反計劃」並非為伸張個人的正義、以暴易暴、滿足一己之私慾。林殊一直堅持為梁朝重建一個清明的政治及社會文化，他期望那曾經曇花一現的、明亮而廉潔的政治氣象能再次植根於梁國。

若真要找出《琅琊榜》與《基度山恩仇記》的一個共通處，那就是林殊和丹蒂斯在生命裏都經歷過慘痛而刻骨銘心的試煉。承接歐洲哲學傳統，《基度山恩仇記》以探討人性為小說的核心。為了報復的丹蒂斯設計引誘仇家的兒女走上歪路。後來他親眼目睹年輕一代無辜受累而懊悔不已。丹蒂斯發現他替天行道的代價就是去欺凌更多無辜者，他心靈受到譴責並開始覺悟。丹蒂斯的反省體現了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的一個論點：罔顧生命的尊嚴與他人的幸福，而只求達到目的，並不道德。

丹蒂斯的反省體現了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 的一個論點：罔顧生命的尊嚴與他人的幸福而只求達到目的並不道德。

盼望政治制度改革　人心最深處呼喚

從《琅琊榜》的故事設定來看，劇本的基調着眼於人在體制下不屈的堅持和風骨，蘊藏着對政治和制度改革深切的盼望。另一方面，說故事的人接受傳統中國政治制度和文化中權謀的普遍性，認為能人可以利用權謀去成就真相和理想。梅長蘇以埋藏在人心最深處的盼望去呼喚，叫他的支持者不要放棄對政治理想的純潔追求。可惜，權謀政治的現實是以手段先行。生命、親情雖然重要，但在權衡利益和後果的社會，人永遠只是達到目的工具而已。這是權術社會的哀歌，《琅琊榜》的編劇沒有迴避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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