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瞭望台】中印在商言商　誰說龍象不能共舞？

「印將：軍事重心應移至中印邊界」、「反制印度！官媒曝光巨型反導雷達」、「印軍狂砸千億武裝中印邊境」、「學者：中印對峙可能隨即再發生」……隨意在Google搜尋「中印」兩字，便會得出不少聳人聽聞的新聞標題。在去年邊境對峙中，中印雙方差點擦槍走火，人們難免對這兩個全球最大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心存憂慮──然而，這不是事實的全部。

今年1月中旬，由中國牽頭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迎來正式成立兩年的紀念日。盤點其過去兩年審批的24個基建項目中，五個在印度，位列第一，涉款高達10.74億美元，佔亞投行借款總額28%。印度目前還有五個總值11.9億美元的項目輪候審批，是亞投行84個成員國中，提出最多貸款申請的國家。

自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倡議成立亞投行、為亞洲國家提供興建基礎設施的資金後，多方質疑中國旨在與美國和日本分別牽頭的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打對台，從而增強中國的政治影響力。外界亦傾向相信，素來與中國不睦的印度肯定如坐針氈。然而，根據亞投行的數據，事實顯然沒有那麼片面。

依賴亞投行 印申請最多貸款

印度近年發展迅速，但交通基建仍然相對落後，有急起直追的必要。新德里向亞投行提出的貸款申請，恰好反映這個情況──印度獲批的最大宗貸款（3.35億美元）正是用作在南部城市班加羅爾興建地鐵。至於目前仍然輪候審批的孟買地鐵項目（5億美元），假如成事，將成為亞投行歷來批出的最大筆貸款。

亞投行眾多成員國中，印度是僅次於中國的第二大股東，有7.7%投票權，投票份額僅在中國之後（26%），較俄羅斯和德國還要高。印度積極參與亞投行，多少令人感到意外：這並不符合外界過往認定的「中印對峙」印象。

誠然，基於領土爭議、1960年代的戰爭、中國支持印度宿敵巴基斯坦等原因，印度政界普遍對中國觀感不佳，把對方視為一大威脅，即使經濟議題，也動輒以政治視角觀之。例如，在野國大黨主席甘地（Rahul Gandhi）去年年底在英國《金融時報》撰文，形容中國強大的製造業為印度帶來隱患，「中國對藍領工作的支配是對其他國家的根本性威脅」。

現任總理莫迪早前推行商品及服務銷售稅（GST），招致甘地黨友、前總理辛格（Manmohan Singh）批評，認為這會打擊印度小型企業，「（銷售稅實施後）我們的企業必須依賴中國進口貨物，犧牲本地工作職位。」當然，甘地和辛格未必反對加強經貿合作，他們的擔心與當年中國加入WTO前，很多中國人的擔心一樣，生怕本國企業的經濟競爭力比不上他國。

另一方面，莫迪政府對中國更是心存政治層面的憂慮。例如，對於「一帶一路」倡議，莫迪首要關注並非其龐大商機，而是擔心中國透過發展中巴經濟走廊、印度洋港口等項目，構築圍堵印度的包圍網。正是基於上述考慮，莫迪抵制去年5月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同樣是中國牽頭的大型倡議，為什麼印度追捧亞投行，卻對「一帶一路」無法釋懷？新加坡國立大學南亞研究所高級訪問學者帕里特（Amitendu Palit）接受《香港01》訪問時指出，亞投行採用多國參與、基於規則的運作模式，即使中印存在分歧，也不妨礙兩國透過這個平台合作。

帕里特續指，「一帶一路」倡議的融資模式模糊不清，參與國必須與中國磋商，從而獲取所需資金，「根本不是多方參與，給人一種中國是為了符合特定利益，才就某些項目（與特定國家）進行雙邊磋商的印象。」

政客對華心存疑慮

不難看出，只要被政治人物認定某些項目存在政治隱憂，合作價值便會大打折扣，這亦強化了外界對「中印對峙」的既有認知。然而，單從經貿層面而言，中印合作其實從未停止，這點可從雙邊貿易額持續增長可見。

這宗交易最終在去年10月神奇地達成，原因並非莫迪首肯，而是因為Gland創辦人PVN Raju同意減少出售股份，令股權轉讓額不超過政府訂下的74%門檻，復星因此在毋須新德里批准下，完成交易。

復星收購Gland一事為我們提供一個理解中印經貿關係的視角──印度企業和政府顯然以不同方式看中國。具體而言，印企需要中國資金，而類似例子可謂俯拾皆是，特別是在創新科技領域。

「我需要持續獲得資金……印度是一個開放的競技場，亞馬遜會來，Facebook會來，PayPal也會來……我們需要外部資金，我們需要中國資金，因為中國理解印度……對阿里巴巴來說，支票金額沒有上限。」印度流動支付公司Paytm創辦人夏爾馬（Vijay Shanker Sharma）在與阿里創辦人馬雲會晤後，接受了對方投資。

夏爾馬的話反映印度初創企業面臨的問題，包括難以在本國融資，而「支票金額沒有上限」的中國企業，恰好照顧印度企業的需要。事實上，在支援印度初創企業方面，中國確實十分進取。《華爾街日報》去年3月底引述香港AVCJ Research調查指，在2015年和2016年，中國科技公司對印度初創企業總投資高達32億美元，遠多於同期美國公司對印度初創公司14億美元的投資額。

除了中國資金，中國市場本身也吸引了印度企業，並為後者業務增長提供動力。例如，印度最大移動廣告公司InMobi去年4月宣布，受惠於中國業務急速增長，公司在2016年錄得800萬至1,000萬美元盈利。中國目前是InMobi第二大市場，僅次於美國。

中國所長　印度所需

不少人認為，中印同為發展中國家、人口大國，甚至有望在可見的未來，成為全球最大兩個經濟體，再加上歷史恩怨，因此存在較大競爭性。然而，單憑這種「傳統智慧」，實在難以解釋兩國何以會出現上文所講、經貿合作日趨緊密的情況。

說到底，中印兩國具有很強的互補關係──中國在製造業、硬件設施和資金方面有明顯優勢；印度基建設施落後，但在軟體和服務業方面較完善。

更何況，中國已進入工業化後期，正在爭取產業升級和結構轉型，加上多年韜光養晦所累積的資金，由過往吸引外資轉為大舉對外投資，正好對應莫迪上台後推動「印度製造」、大力吸引外資的政策。可以說，中國所長正是印度所需，兩國在經濟上有互相配合的空間。另一方面，兩國加強合作也有助改善貿易不均。在2016年，印度對華貿易逆差高達510億美元，要扭轉這個情況，可行之道是增加中國企業在印度投資。

帕里特則認為，中國除了市場龐大，還是全球其中一個投資來源國；印度則是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且擁有大量年輕人口，「兩國是領土廣袤的近鄰，無論經濟還是戰略層面，其中一國對另一國都十分重要。」印度曼尼帕爾大學地緣政治學系主任納拉派特（Madhav Das Nalapat）則更為樂觀，他說：「只要中印貿易額每年超過3,000億美元，兩國便會成為朋友，而這個數字相信有望在五年內達成。」

「印度和中國存在爭議，這在領土接壤的國家之間很常見，但商業就是商業。」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南亞中心主任趙干城談及兩國關係時，表明政治爭議和經濟合作是可以雙線進行的。的確，所謂「中印對峙」的印象其實只是存在於政治層面，印度對「一帶一路」倡議的顧慮、邊境爭議都是例子；然而在經貿層面，特別是在中印兩國經濟互補的情況下，深化合作仍是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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