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安迪華荷說起 當代藝術在革命前伊朗盛極一時
「德黑蘭北部讓我聯想到比華利山，家家戶戶都擁有泳池，不同的是池畔鋪了波斯地氈與帳幕。他們吃的魚子醬，比大使館裏還要多。」傳記作家Bob Colacello在伊斯蘭革命前的1976年，隨普普藝術大師安迪華荷（Andy Warhol）拜訪伊朗，並寫下所見所聞。
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爆發以前，末代國王禮薩．巴列維（Reza Pahlavi）走親西方路線，大力推動世俗化，人們崇尚享樂主義。大街上，穿兩件頭泳衣的女士躺在車頭蓋上曬太陽，男士則穿上貼身褲，架起墨鏡跳舞。雞尾酒、迷你裙與跑車以外，德黑蘭市擁有林林總總的博物館、藝術館、演唱會及展覽。藝術於那個年代百花齊放，其中一位主要推手是法拉赫王后。
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觸發石油危機，令全球藝術品貶值，伊朗卻憑藉石油出口獲得巨大財富，法拉赫王后便利用這筆收入，搜羅了大批19至20世紀全球頂尖的西方當代藝術品：高更、畢加索、莫內和雷諾瓦，還有包括抽象表現主義的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和馬克．羅斯科（Mark Rothko）在內的戰後美國藝術家，以及安迪華荷等人的作品。1977年象徵了伊朗當代藝術最光輝的時刻，由法拉赫王后促成興建的德黑蘭當代藝術博物館（Tehran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TMoCA）落成開幕，並邀得基辛格與尼爾遜．洛克菲勒兩位美國時任高官出席。
說起安迪華荷，他在1976年到訪伊朗專程為法拉赫王后作畫。年輕的法拉赫一副波斯美人胚子，魅力不遜於荷里活六七十年代的大美人。巴列維王朝未倒台前，西方媒體常稱呼她「中東版積琪蓮」（前美國總統甘迺迪夫人），鍾愛畫名人、美女的安迪華荷怎能不傾心？
在巴列維「白色革命」旗幟下，婦女享有選舉權，又提倡婦女除下頭巾面紗，雜誌封面都是袒胸露臂的女郎。當年與安迪華荷同行的Bob Colacello，對伊朗的摩登程度大感驚訝，曾寫道：「那年夏季我們所看到的德黑蘭，是一個正在發展、繁華、現代化的城市。」在較富裕的德黑蘭北部社區，女士白天穿着比堅尼，晚上便換上一身華衣，招搖過市。招待安迪華荷的私人晚餐派對一個接一個，安迪華荷更愛上那裏廉宜的魚子醬。Colacello說：「除了顯然不能在街頭公然批評國王外，伊朗尚算是一個自由社會。」
百億藝術珍品 關地窖內數十年
誰知浮華光景一瞬即逝，在TMoCA開幕僅兩年後，巴列維的獨裁統治及其進取的世俗化改革引起社會反彈，宗教保守派對他強烈不滿。以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為首的革命派掀起了一場轟動全球的伊斯蘭革命，巴列維與家人流亡海外，促成現今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蘭共和國。1979年7月起，女性重新戴起頭巾，到泳池游泳也得穿衣，連流行音樂也被禁止。TMoCA內所有西方藝術品連同伊朗人對當代藝術的熱情，亦一併掃進博物館不見天日的地窖裏，安迪華荷為法拉赫王后繪畫的肖像更在伊斯蘭革命期間被人用刀摧毁。法拉赫也是在流亡後看紀錄片才得知它的下場，猶幸的是，其他珍藏大多保存下來。
轉眼已近40載，79歲的法拉赫王后至今仍未有機會回國。她說當年採購該批作品只花費了約1億美元，現時地窖裏的館藏估值高達50億美元（約390億港元），其珍貴程度獲藝術界公認，而當中價值最高的一幅要數波洛克的《Mural on Indian Red Ground》（下圖左），館方估值達4億美元（逾31億港元）。由於西方當代藝術普遍所表達的思想跟伊斯蘭傳統價值互相違背，在霍梅尼政權之下，該批館藏彷彿成了違禁品，直至他逝世十年後（即1999年），館方才首次舉行西方藝術展覽。過去十幾年，館方只是偶爾展出一部分畫作，作品必須經政府審查篩選，只有零星的大師級作品才獲「放行」給其他國家外借。安迪華荷一系列的毛澤東畫作，以及夢露和米積加的肖像要到2012年才首次重現德黑蘭大眾眼前。
TMoCA目前唯一常設的西方藝術展品，是豎立在博物館外的數件雕塑，而地窖裏的館藏只容許個別人士如嘉賓、外交人員及記者等入內觀看。像雷諾瓦的《Gabrielle With Open Blouse》這類裸體畫，或者涉及同性戀題材的作品，在現今伊朗的政權之下可謂展出無望。但有趣的是，伊朗政府相當清楚它們都是一流的藝術品，故一直不願意放售，外借亦見小心翼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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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啟蒙 代代尋根
隨着溫和派魯哈尼於2013年出任伊朗總統，伊朗與西方關係出現變化，為這批珍品「重光」帶來一絲希望。美國奧巴馬政府就在2015年帶領聯合國安理會「五常加一」與伊朗達成核協議，為伊朗核問題帶來重大突破，這在文化界也掀起漣漪。伊朗政府與德國及意大利政府本來達成協議，由TMoCA借出60件展品，原定去年底於柏林及羅馬公開展出，但最終因伊朗拒絕簽約無疾而終。要欣賞作品，目前還只能到德黑蘭走一趟，而且要夠幸運才能碰上不定期舉辦的展覽。
法拉赫本以為有機會在柏林跟她的「寶貝」重逢，可惜好夢成空。流亡初期，法拉赫經歷喪夫之痛，其後獲美國列根總統庇護到當地定居，她其中一子一女近年先後輕生。雖然如此，法拉赫至今仍相當活躍，遊走於華盛頓與巴黎跟兒孫共敘，還醉心宣揚藝術及伊朗文化，並支持各地的年輕伊朗藝術家，包括出席他們的展覽、讚揚他們的作品，藉此讓民族重新連繫起來。無可否認，TMoCA等媒介在1970年代掀起的藝術狂熱，對很多伊朗藝術家來說是一場啟蒙。無論在國外還是國內，現在還有不少伊朗年輕人樂於投身藝術行業，包括一些生於後革命時代的，當中有80、90後從未踏足伊朗，而藝術卻幫助他們與民族及文化根源重新接軌。他們都渴望，西方社會他朝會全面撤銷對伊朗的制裁，為藝術界帶來更好的發展。
去年10月，魯哈尼撤換改革派的文化部長詹納提（Ali Jannati），教不少藝術家失望。詹納提在任時文化藝術開放，國內舉辦的音樂會更見多元化，戲院及劇場的質素提升，新畫廊相繼冒起，政府也減少對書本審查。然而這一切惹來保守派及宗教領袖不滿，詹納提在壓力下被迫辭職。有分析估計，魯哈尼必須在某些範疇讓步，才可以換取與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談判的空間。雖然撤換文化部長之舉或使魯哈尼得失一班來自中產階層的支持者，但若能在政治及經濟層面打開改革機會，穩住大局尋求連任，壯士斷臂也是值得。魯哈尼在今年3月大選順利連任，至於文化政策會否重拾藝術開放路線，也是一眾伊朗藝術家有所期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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