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隔兩地的兄弟 電影如何聯繫加沙和西岸？
雙胞胎若分開太久，興趣和性格難免會愈走愈遠，西岸和加沙就是這樣的一對兄弟：長期隔着一大片以色列領土，發展出各自文化和身份認同，加上分頭管治，兩者隔閡日深。
有評論認為，故事、詩歌、音樂和電影不但可以保存巴人的歷史和集體記憶，亦提醒巴人：無論身處西岸還是加沙，他們都帶着共同的民族創傷，而這創傷令散落兩地的巴勒斯坦人再次凝聚起來。
「我們沒有很深的民族情感和團結意識，小時候我甚至以為加沙是埃及的一部分。」Mohammed al Hajran生於約旦河西岸耶利哥城（Jericho），長大後娶了來自加沙的妻子Kawkab，並定居當地。可是，加沙面對長年封鎖，經濟前景黯淡，al Hajran為了養妻活兒，不得不隻身回到西岸打工。
儘管西岸和加沙都是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但由一方到達彼方，難度好比飛往別的國家。al Hajran說：「由於我持有西岸身份證，以色列人不准許我回到加沙。最終我要先出境，再經約旦和埃及回家，這是個多麼的侮辱！」
由加沙前往西岸的車程只需三小時，但al Hajran卻花了整整三天橫跨兩個國家，才能回到妻兒身邊。al Hajran必須留在西岸工作，唯有將家人的戶籍遷到西岸，才能一家團聚。多年爭取後，以色列當局終於批准Kawkab的遷戶籍申請，但先決條件是她必須親自前往位於西岸的以色列民政局辦理手續。問題出現了：以色列國家安全局拒絕向Kawkab發出簽證，令她無法前往西岸轉戶籍。「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完全沒有公義可言。這個情況要持續多久？」al Hajran既憤怒又無奈。
加沙陷電力危機 阿巴斯是黑手
分隔西岸和加沙的還有文化、身份認同和政治傾向。正如巴勒斯坦時事評論員Nashat al-Aqtash所言：「 以色列的政策從來不是為了聯繫加沙和西岸，而是刻意塑造出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環境和文化。」除了通過限制巴勒斯坦人的行動自由，以隔絕兩地的聯繫外，以色列在加沙保留了埃及的醫療和教育制度，西岸則跟隨約旦那一套。「久而久之，加沙跟埃及同化了，西岸的人則比較像約旦人，他們各自發展出一套身份認同。」巴勒斯坦納賈赫國立大學政治科學教授Abdul Sattar Kassem說。
撇除以色列從中作梗，巴勒斯坦的政治鬥爭同樣加深兩地裂痕。掌控西岸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法塔赫，與控制加沙的哈馬斯長期鬥過你死我活。為了迫使哈馬斯交出加沙控制權，法塔赫今年3月向加沙的公務員減薪及停止發放花紅；以色列傳媒4月時更披露，法塔赫要求以方對加沙截電，以懲戒哈馬斯。加沙人因此上街，抗議巴勒斯坦政府。每天只有三、四小時有電力供應的加沙，陷入史上最嚴竣的電力及燃料危機，樂施會形容，加沙現況比2014年與以色列開戰時更壞，食水及衛生設施尤其短缺。
法塔赫的鐵腕政策，加上哈馬斯「金主」卡塔爾在斷交風波後遭遇困境，哈馬斯最終屈服，表示願意將加沙管治權交給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要求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終止對加沙人民的懲罰措施。阿巴斯9月20日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表示樂見加沙與西岸合二為一。不過法塔赫和哈馬斯之間的歧見能否一筆勾銷，尚有待觀察，畢竟雙方過去十年曾舉行多次和談，卻仍無功而還。
對沒有國家的人來說，民族團結尤其重要，無奈巴勒斯坦成了一盤散沙。加沙和西岸之間要如何修補關係，實在令人頭痛，土地的分隔令這問題難上加難。敢於挑戰哈馬斯的加沙人權記者Asma al-Ghu認為，故事、詩歌、音樂和電影不但可以保存巴人的歷史和集體記憶，亦提醒巴人：無論身處西岸還是加沙，他們都帶着共同的民族創傷，而這創傷令散落兩地的巴勒斯坦人再次凝聚起來。
巴勒斯坦文化部亦有意藉着推廣藝術，捍衛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身份。文化部長Ihab Bseiso接受al-Ghu訪問時表示：「眾所周知，以色列的佔領政策就是要抹去巴勒斯坦人的文化身份、淡化歷史和文化意識。作為知識份子和文化機構，我們有責任抗衡，包括支持所有能夠反映巴勒斯坦文化、歷史和影響力的文化項目和藝術創作。」他又稱，巴勒斯坦的土地不幸遭受割裂，但當局仍會全力支持加沙發展文化藝術，因為沒了加沙，巴勒斯坦文化亦難以完整。
加沙給以色列和埃及封鎖十年，經濟委靡不振、基礎設施損毀嚴重、醫療服務欠奉、人民生活條件惡劣，偏偏還要搞藝術，談身份認同，似乎有點不切實際。不過，巴人的確懼怕被人遺忘。巴裔美籍編劇Najla Said的舞台劇《巴勒斯坦》有這一句獨白：「在那兩個小時內（與加沙居民共晉晚餐），我沒有聽到一句帶有希望的說話，只有憤怒。有句話他們不斷重複地說着：موت بطيء，即慢性死亡。他們說：『我們被遺忘了，請不要忘記我們。』」
Najla是後殖民理論始祖薩伊德（Edward Said）的女兒，她十多歲時第一次跟隨父母返回家鄉加沙，那裏的每一寸泥地、每一道隔離牆、每一張愁眉深鎖的臉孔都令她無比震撼，甚至為自己身處幸福的國度而感到內疚。Najla把感受寫成舞台劇，就是為了替這些沒有國家、同時在主流媒體上被消失、被噤聲的人，奪回一點話語權。
▼巴勒斯坦裔美籍編劇Najla Said演繹獨白劇《巴勒斯坦》，分享在故鄉加沙的所見所聞。
用電影重塑巴人身份
就像《十年》，不少巴勒斯坦電影人一直嘗試用光影承載巴勒斯坦的故事、記憶和身份，令這個地方和這裏的人不至給外界完全邊緣化和遺忘。當中不少電影題材都與以巴局勢有關，如Hany Abu-Assad的《命運在翻牆》（Omar），以小人物的悲劇折射以巴衝突的大背景。故事講述熱愛自由的西岸青年Omar，被一道道高聳的隔離牆，分隔開他和女友所屬的社區。Omar不肯向軍權低頭，每天攀過圍牆，避過擦身而過的子彈，走到圍牆的另一邊與女友見面。長年累月的壓迫終於令Omar怨氣爆發，他與兩名好友加入了反以軍地下組織，並策劃暗殺以色列軍人。《命》並非一套純粹反以色列的電影，而是希望扭轉外界「巴勒斯坦人即是恐怖份子」的偏見，讓觀眾從巴人的視角出發，代入他們的處境。該片更獲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成功藉着登上國際舞台，為巴勒斯坦掃除外界的偏見。
Abu-Assad另一套揚名國際的電影《立見天國》（Paradise Now）同樣圍繞着以巴衝突。該片講述兩名做人肉炸彈的年輕人，在人生最後48小時的心路歷程。電影深刻描繪巴人所受的各種壓迫，在迫於無奈下作「最後抗爭」。其中一人最後臨陣退縮，另一名主角因為父親曾經通敵，由小到大受盡歧視，最終軀使他在特拉維夫的巴士上引爆炸彈。該片迫使觀眾反思自殺式襲擊背後的故事，這些看來喪失理智的「恐怖份子」，其實也有感受，也有尊嚴，說到底也只是一個血肉之軀。
除了巴勒斯坦電影人一直頑強地向外界展示自己的存在，一些文化機構如A. M. Qattan基金會和薩伊德國立音樂學院致力舉辦藝術交流活動、音樂比賽等，期望拉近西岸和加沙之間的距離。雖然以軍依舊處處刁難，如阻止取得簽證的加沙學生前往西岸參加比賽，迫使學生以視像會議形式參賽，但他們至少能用「自己的方式」參與屬於巴人的文化活動，對長年缺乏交流的西岸和加沙人來說，意義非輕。
哈馬斯交還加沙的管治權，令兩地統治上歸於統一，加沙人的生活可望得到改善，但長遠來說，這是否等同兩地和解，還是仍舊分裂，且看法塔赫的領導，也看巴人是否願意為此團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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