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權司機】光影的力量　韓國「逆權」電影　守護公義的最後防線

韓國紀錄片《潛水鐘》開場，由導演之一安海龍向有份負責世越號沉沒事件的政府官員提問，其中包括時任法政部長、後來出任總理的黃教安。當時慘劇發生不久，安海龍提出船上是否有危險品、是否有爆炸等應該向公眾公開澄清的疑問時，黃教安微笑反問安海龍一句：「最近過得怎麼樣？」

在國家面對如此災難時，黃教安明顯當安海龍不是一回事的態度，甚至是帶點威脅意味的態度，是民眾在主流新聞媒體上看不到的一面。透過紀錄片和電影，韓國導演將社會民生、政治黑暗等狀況揭露，引起公眾的關注，然後一次又一次改寫法例、改變政制。

9月21日在香港上映的韓國電影《逆權司機》，講述37年前的光州民主化運動，8月初開畫截至昨日入場人次達1200萬，趁住這個熱潮，韓國政府成立調查小組徹查事件。電影的力量再一次得到見證。

1980年4月，韓國民眾因不滿全斗煥發動政變後，掌控韓國軍政大權，紛紛上街示威。全斗煥為穩住政權，5月發出全國戒嚴令，並拘捕反對派領袖金大中、金鐘泌等。

  光州事件消息封鎖　由德國記者影片揭露真相

行動激發民眾進一步抗爭，特別是在光州市的居民。於是在5月18日凌晨，全斗煥調遣數萬軍隊分六路包圍了光州市，光州學生和市民奮起抗爭，阻攔戒嚴軍隊進城；到21日戒嚴軍隊開槍射殺示威民眾，之後全斗煥政府更調兵前往光州鎮壓。27日凌晨再次軍隊進駐光州，鎮壓抗議民眾。

事後全斗煥繼續在全國鎮壓民主運動，但仍能在3個月後當選為總統，其中一個原因是當時光州屠城消息被封鎖。將在光州發生的事情公諸於世的，是2016年逝世的德國記者欣茨佩特（Jürgen Hinzpeter）。

當時欣茨佩特是德國廣播電台ARD常駐東京記者，他得知韓國發生動盪後，與錄音師一起飛到首爾，並由一位司機接載到光州。由於韓國新聞媒體被噤聲，只有少數外國記者能夠報道光州發生的事情，欣茨佩特拍攝的片段，是當時的政權屠城的重要證據，向世界展示全斗煥政府的暴行。

欣茨佩特其後將片段製作成紀錄片《在歧路前的韓國》。直至大約1985年，有關光州事件的書籍、照片和影象才開始在韓國國內流傳，《在歧路前的韓國》亦於當時，由留學德國的韓國牧師帶回韓國。5、6年後民眾終於知道當天在光州發生了什麼事；這部紀錄片間接促成了1987年的6月民主運動，終恢復民主選舉。

  《逆權司機》促成政府立案調查　37載謎團有望解開

在這部紀錄片面世後30多年，另一部真人真事改編電影《逆權司機》也上映。故事圍繞當年接載欣茨佩特的的士司機金士福，由小人物的角度去敍述光州事件。光州事件仍有很多未解的謎團，如當年軍隊有否以直升機向示威民眾射擊等，《逆權司機》引起廣泛觀眾再度關注光州事件，加上當年支持民運的文在寅現成為總統，政府已要求國防部設立特別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

  電影、紀錄片　跨時空為民平反

在韓國，像《逆權司機》這樣的電影或紀錄片不在少數。在現實中，事發時可能因為資訊交流或其他原因，未能即時引起關注，國會或政府未必立即有所改變；但透過大銀幕讓更多韓國民眾接觸及了解事件後，反而推動立法或平反事件。

當中最著名的當然要數同樣由《逆權司機》主角宋康昊出演的《殺人回憶》。電影改編自韓國經典懸案「華城連環殺人事件」，影片最尾講述飾演警察的宋康昊在案發多年後重新得到線索，卻因案件追溯期屆滿而未能把兇手繩之以法。

現實中電影在2003年上映時，案件追溯期亦快要屆滿，引起社會討論延長重大犯罪上訴時效，逼使國會提案修正《刑事訴訟法》。2007年殺人罪追溯期延長至25年，並規定2000年後的殺人案件均適用；2015年法案再修正，殺人犯罪公訴時效被廢除，即案件會被永久追訴到破案為止。

  「熔爐法」源自電影名稱

另外，同樣是宋康昊的電影，2013年上映的《逆權大狀》，是前總統盧武鉉在當上維權律師前的故事，觸及1981年釜林事件，當時全斗煥打壓異見份子以莫須有罪名拘捕大學生及社運人士，電影上映後受害人得到平反，改判無罪。

2011年電影《熔爐》（港譯：《無聲吶喊》），更是促成「熔爐法」的誕生。電影講述在光州一間聾啞學校中教職員對學生虐待及性侵的案件。現實中，教職員一方用公款賠償予家屬，並以沒有前科為由，獲判緩刑被釋放出獄，學校亦可繼續營運。不過《熔爐》上映後引發廣泛關注，國會提案修正性侵案法例，並以大比數通過「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又稱「熔爐法」，加重性侵身體殘障人士及13歲以下兒童的刑罪。2012年發生一宗女童遭性侵造成永久殘障的案件，被改編成電影《許願》後，亦促成政府加重對兒童性侵的刑期與刑罰。

  「電影的影響力就是動員民眾的關注」

現實中發生的慘劇雖令人遺憾，但透過電影受害者終可沉冤得雪。《香港01》訪問韓流專家、高麗大學教授吳寅圭，他表示，電影的影響力就是動員民眾的關注。以《熔爐》為例，觀眾最初可能並不清楚這些事件，但電影上映後，涉事的教職員遭懲罰，而且國會亦立法監管特殊學校，殘障的學生得到保障。

在政治事件上，吳教授認同，如《逆權司機》等講述光州民主運動的電影，在文在寅政府時期是比較獲政府支持。不過他強調，韓國自1987年「民主化宣言」後已事完全民主的社會，因此電影製作與政權無關。

吳教授說：「《逆權大狀》在前總統朴槿惠執政年代推出，在上映前我也曾被邀請就一個電影項目出任顧問，因為當時的政府對《逆權大狀》有顧慮，所以希望拍攝一部關於朴槿惠母親的新電影……但他們根本沒法阻止《逆權大狀》，因為韓國是一個民主國家。」

不過，電影始終只能在慘劇發生後引起民眾關注，過往的電影足夠讓韓國成為更好的國家，去阻止更多慘劇出現嗎？還是只有愈揭愈多社會上的黑暗一面？以文首提過的紀錄片《潛水鐘》為例，該片原訂在2014年釜山電影節上映，但因片中揭露政府貪腐，引來政府干預釜山電影節。像《潛水鐘》、《逆權司機》這樣的「逆權」電影，能繼續肩負彰顯公義的責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