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看水資源】共用一條河 繁榮還是動盪 關鍵在於「水外交」
競爭對手的英文rival,源自拉丁文rivalis,意思是「共用一條河流」,可見,自古以來水資源都是人類搶奪的目標。隨着全球人口急遽膨脹,伴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人類對水的需求與日俱增,食水慢慢變成「下一代石油」,更有藍金之稱。水資源使用者之間的競爭加劇,在跨界水域(transboundary waters)尤其激烈。水,關乎人類生存和國家發展,爭議上升至地緣政治、外交和軍事層面,究竟「水戰爭」是否無可避免?
所謂跨界河流,顧名思義是指跨越國家疆界的河流,它可分為界河(contiguous river)和上下游(successive river)。前者是兩個國家之間的領土分界線,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獨享河流。中國和朝鮮之間的鴨綠江,以及中國和俄羅斯之間的烏蘇里江就是這樣的例子。後者流經多於一個國家,由於各國享用水源有先後次序之分,令情況較為複雜。若上游國家用水過量或興建水壩,會影響下游國家的可用水量;若上游國家未能有效管控水污染,下游國家也會身受其害。上游國家固然佔盡地理優勢,但若下游國家強大,往往能透過談判等方法要求上游國家保證有充足的水留給自己。相反,若下游國家勢弱,缺乏談判籌碼,便較難爭取有利條件。尼羅河的水權之爭就是這樣形成的。
「水外交」化解尼羅河紛爭
尼羅河是世界上最長的河流,有6,853公里,流經11個非洲國家。一談及尼羅河,大家總是首先聯想到埃及,但事實上尼羅河並非起源於埃及。尼羅河其中一條主要支流白尼羅河,源於烏干達、肯尼亞和坦桑尼亞之間的維多利亞湖;另一條支流青尼羅河則發源於埃塞俄比亞高原上的塔納湖。埃塞俄比亞雨季雨水充沛,為青尼羅河注入大量水源。青尼羅河水流湍急,水勢和水量遠勝白尼羅河,滋養着非洲逾四億人。但諷刺的是,真正掌控尼羅河水資源的並非埃塞俄比亞,亦不是各國之間平均分配,而是由位於下游的埃及話事。
這要追溯上世紀英國殖民非洲的時期。1929年,尼羅河流域在英國的促成下簽署第一份水資源分配協議,賦予埃及優先享用尼羅河水源的權利,同時擁有禁止上游國家興建水壩的否決權。不過作為青尼羅河發源地的埃塞俄比亞卻被排除在外,這樣不公的條約為日後的水權之爭埋下伏筆。
有別於尼羅河上游國家,埃及境內並無其他水源,要完全仰賴尼羅河生存,因此「埃及是尼羅河的饋贈」這句話說得一點都沒錯,一旦離開了尼羅河兩岸,埃及就只剩下一片荒漠。對埃及人來說,尼羅河可謂他們的血脈,因此埃及在水權問題上寸步不讓,過去曾多次阻撓其他尼羅河流域國家建設水利工程,更表明會不惜武力捍衛水資源。
埃及的上游是蘇丹,兩國的關係直接影響有多少河水從蘇丹手中流往埃及。於是埃及在1959年與蘇丹簽定尼羅河水協議,埃及獲得66%尼羅河水權,蘇丹擁有22%水權,而這次協議再次沒有埃塞俄比亞及其他尼羅河流域國家的份兒,也沒有顧及這些國家的權益。2010年,埃塞俄比亞、烏干達、肯尼亞、盧旺達和坦桑尼亞聯手反抗,就重新分配尼羅河水源簽訂了《尼羅河合作框架協議》,規定五國有權分享水源,而且可在不事先通知埃及和蘇丹的情況下興建水利工程。埃及對此極力反對,但埃塞俄比亞不顧一切建造「復興大壩」 (Grand Ethiopian Renaissance Dam),截取青尼羅河的水量來發電,以滿足國內65%的用電需求,還打算將部分電力賣給蘇丹。埃塞俄比亞此舉令區內的紛爭一觸即發。
經過多年爭議後,尼羅河流域國家最終在2015年達成共識。在蘇丹的斡旋下,埃塞俄比亞、埃及和蘇丹三方簽署協議,同意在不損害別國利益的大前提下,放行復興大壩建造計劃,並成立專家小組,密切監察大壩對其他國家造成的影響,為各國之間公平分配水權邁出重要一步。
中印巴的水資源爭端
目前全球總共有263個跨界湖泊或河流,佔全球陸地面積近一半,而中國境內就有18條跨界河流,其中14條發源於中國。近年,中國加強在跨界河流建設水利,引起鄰國的不滿和疑慮。例如於2010年時,中國在瀾滄江(即湄公河上游)修築大壩和水電站,湄公河中、下游國家如緬甸、老撾、泰國等紛紛抱怨河水水位下降、漁獲減少、河流生態系統受破壞等。去年3月,亞洲中南半島多國遭遇嚴重旱災,中國原本否認旱災與瀾滄江修建水壩和發展水電有關,但最後還是應越南要求,打開瀾滄江水閘放水,以紓解泰國、越南等國家的旱情。
另一邊廂,中國在西藏境內的雅魯藏布江一條支流進行截流,準備建築大壩,引起雅魯藏布江下游的印度強烈不滿,印度媒體更反應激烈,稱「中國再次戲弄印度」。適逢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喀什米爾地區衝突升級,印度曾揚言考慮通過控制印度河上游水量,報復巴基斯坦。印度政府還暫停了持續幾十年的、由印巴雙方共同召開的印度河水資源管委會年會,並威脅要重新審議、甚至廢除《印度河用水條約》。不久之後,中國宣布在西藏境內雅魯藏布江上游的夏布曲支流進行斷流,有印度輿論質疑中國此舉是要為盟友巴基斯坦出頭。
水資源長久以來都是造成亞洲緊張局勢的根源之一。目前國際間只有一個水資源合作的全球性法律框架,就是1997年獲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國際水道非航行使用法公約》,惟影響力實在有限。其中一個原因是公約只對締約國有法律約束力,而迄今為止只有36個國家加入公約,包括德國、匈牙利、約旦、盧森堡、敘利亞等,亞洲只有越南加入了。有學者認為公約傾向維護下游國家的水開發利益,並約束上、中游國家使用水資源,因此位處跨界河流上、中游的國家自然沒意欲加入。
要解決水爭端,流域內國家必須達成共識,認同大家都是靠河而生,有義務保護河流。要是為了爭奪水資源而反目成仇,根本不能維護水資源的可持續發展。相反,求同存異才是解決水爭端的出路。沿河國家應將敵我關係扭轉成合作關係,使上、中、下游的水權分配更合理,再進一步到討論水資源保育,以彰顯永續共享的新思維。隨着全球人口膨脹,人類對水資源的爭奪將會愈來愈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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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珍貴 港人懂嗎?
風水說「聚水為財」,撇開星相命理不說,水確是一種財產,所以才說水資源。在香港,上世紀中葉以降的供水是中、英角力,及至現在仍未撇脫政治眼光看待水,忽略了經濟角度。
香港河流不多,湖泊更少,殖民地時期小水塘只得十來個,所以雨水來了又走,留也留不住。戰後嬰兒潮以來,香港食水問題愈來愈嚴峻,1959年大旱令港英政府要更依靠內地供水。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講師李家翹曾發表論文指,上世紀下半葉香港的供水問題成了中英一場政治角力。由於港英政府不想依賴中國,故1960年代開始先後興建船灣淡水湖和萬宜水庫,容量分別達2億3千萬及2億8千萬立方米。1972年更在屯門興建曾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樂安排海水化淡廠,李家翹形容那年代的水利工程是「世界級」,絕不為過。
可是海水淡化成本不菲,每年開支以億計,所以香港政府在1982年關閉了樂安排海水化淡廠。昔日的「世界級」在過去十多年已淪為跳蚤市場。李家翹的論文提及1980年代中英談判主權移交,在這歷史和政治背景下,英國放棄相對自主的供水系統,更加依賴便宜的東江水。1985年,東江水佔香港一半用量,比例隨後急速攀升。目前香港飲用水有七成多是東江水,但隨着近年中港矛盾加劇,愈來愈多人高呼要摒棄東江水,在供水方面自主起來。但供水的真正本質更加是一個經濟問題。
東江水曾是一個便宜之選,但時移世易,惠州、廣東、深圳等東江水沿線城市人口愈來愈多,工業急速發展,對供水需要有增無減,推算2030年會開始「爭水用」。東江水供不應求,價錢難免上升。過去十年,香港購入的東江水已由每立方米約3元升至5.5元,增幅超過八成。若再加上轉化成食水的成本,每立方米東江水達9.5元,與海水化淡成本相比只差2.5元。再過幾年,兩者此消彼長之下,香港人應如何「撲水」不言而喻。年月下來,香港的「世界級」早已有如「落後級」,不但40年未見有新水庫落成,近日香港大學科斯產權研究中心的報告建議填平部分船灣淡水湖來建樓,令人質疑香港人對水資源的價值意識薄弱。至於討論多時的海水化淡亦將會「復活」,將軍澳化淡廠有望在2020年落成,目標產量是本港所需食水的5%至10%。
東看台灣,北望神州,兩地都已經積極建設海綿城市,加強蓄水能力和水循環系統,善用雨水。南眺新加坡,1970年代開始研究新生水,至2003年設首間廠房,廢水也可化成高純度再造水。十多年下來,新生水已經佔去他們供水三成,長遠更加會提升至一半。不但如此,他們更會在2020年落成第五間化淡廠。
坦白而言,香港人扭開水龍頭就有水,仍未意識到食水如何珍貴。香港甚至有些屋邨和私人屋苑仍在用淡水廁,名副其實「倒錢落鹹水海」。但在新加坡、英國倫敦、丹麥哥本哈根等地方,他們的人均用水量都比我們少一截,相對懂得節約。不論政治關係怎樣,香港看在錢分上都應該減少依賴東江水,要做到這一步,首先就是要改變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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