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攤經濟】輿論場：喉舌「混戰」 誰在代表中南海發聲？
「喉舌又掐起來了！」相較於「地攤經濟」本身，輿論對於中國不同官媒對地攤經濟的不同態度顯然更加感興趣，防火牆內外的兩個場域在這一點上出奇地一致。
「地攤經濟」近期成為中國的熱詞，源於國務院總理李克強6月2日視察山東時的表態：「地攤經濟、小店經濟是就業崗位的重要來源，是人間的煙火，和『高大上』一樣，是中國的生機。」隨後黑龍江、上海、成都、濟南、合肥等多地出台明確政策，對地攤經濟的發展持肯定態度。
內媒也第一時間對地攤經濟發起了鋪天蓋地的報道，從中也可以溯源中國政府對地攤經濟的準備工作：3月20日，中國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關於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強化穩就業舉措的實施意見》中，就已提及「合理設定無固定經營場所攤販管理模式，預留自由市場、攤點群等經營網點」；到了5月，中共中央文明辦下發通知，在2020年全國文明城市測評指標中，不將佔道經營、馬路市場、流動商販列為文明城市測評考核內容。
而在5月底中國「兩會」閉幕式後的總理記者會上，李克強關於「中國有6億人的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幣」的說法，亦成為「地攤經濟大討論」的重要背景。
連英國廣播公司（BBC）、德國之聲等西方媒體都在關注，「地攤經濟」能否成為深受新冠病毒困擾的中國經濟的救星？「全員擺攤」能否成解決中國後疫情時代的就業難題？
官媒新華社從6月4日開始刊載的「成都地攤經濟觀察系列」更加深了民眾「官方認證」的印象，一時間地攤經濟也成為大陸的自媒體寫手們炮製「10萬+」爆款文章的熱點選題。
生活常識吿訴人們，當一個人全身正處於熱氣騰騰的狀態，一盆涼水澆下來會有多麼「刺激」。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6月6日公開發表評論文章《地攤經濟不適合北京》，開啟了對地攤經濟的反對聲浪，《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等大陸官媒也紛紛加入「抵制地攤經濟」的戰團。
其中《人民日報》在6月6日刊載的「人民鋭評」中表示，地攤經濟「放開不是放手，也不是放鬆」，而是講究「有序」，「升温不能發燒」。央視6月7日發表《「地攤經濟」不能一哄而起》，稱「地攤經濟」固然有生存發展的價值，但並非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定位，也有不同的發展階段，一旦脱離實際，盲目跟風，就會適得其反。文章作者警吿，「地攤經濟」如果一哄而起，各個城市多年積累的精細化管理成效就會功虧一簣，最終「必然導致一鬨而散」。
央視財經6月8日的評論文章更是把「不適合地攤經濟」的範圍從北京擴展到了「一線城市」，思路與《北京日報》如出一轍：中國的一線城市，「都是全球意義上的特大型城市……是中國經濟對標全球發達經濟體、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目標的主要抓手」，所以，「簡單化一哄而起地讓『地攤經濟』在一線城市野蠻生長，看似能解一時之急，但如果此風猛吹，後患無窮」。
多間國家級官媒與新華社在地攤經濟問題上看似「針鋒相對」的表現，甚至讓一些西方媒體做出了針對「紅牆秘辛」的推測。
事實上，就像本文開頭所引述網友的「喉舌又掐起來了」，之所以說「又」，是因為類似的情形已經不止一次上演。2016年1月，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對快播科技有限公司及其CEO王欣等人涉嫌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一案的庭審進行了現場直播，這起案件本就受社會關注，庭審進程中「辯護人吊打公訴人」的現象更是引發了一場網絡狂歡。
對此，《人民日報》在庭審結束次日發表評論《快播的辯詞再精彩也不配贏得掌聲》，認為「不能因為辯論精彩就混淆了是非黑白，也不能因為轉發的人多就佔據某種『道義』高地」。新華社則在同一天晚些時候發表評論《無論快播是否有罪都要對「狡辯的權利」報以掌聲》，其中認為辯護人的精彩表現、庭審的直播都體現了法治的「重要氣質」，還直言「就算快播有罪，也不能剝奪他們為自己辯護的權利，就算你相信快播有罪，也要為這個團隊精彩的辯詞報以掌聲。」
這應該是兩大官媒距離今天最近的一次明面上交鋒。再往前推，2015年5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警惕金融業過度發展》，新華社同一天發文《適度調整讓市場走得更遠》；2014年9月16日，新華社發表社論，稱「期待降息是對改革的不信任」，一天後《人民日報》旗下「人民網」發表題為《降息不是改革的對立面》的財經評論，矛頭直指「降息與改革矛盾」的觀點；2010年廣州亞運會期間，新華社記者楊明發文《中國一家獨大是諷刺應該派業餘選手參賽》，人民日報則發文《舉國體制促體育大國楊明觀點危言聳聽》。
這還沒有算上其他大陸官媒之間的「交戰史」（比如《環球時報》與其他官媒打過的嘴仗要更多）。
此次《人民日報》、央視、《北京日報》等與新華社及多家市場化運營的內媒看上去形成「對壘」之勢，輿論中不乏看熱鬧的心態，同樣是因為刻板印象——在很多人心目中，中國官媒唯一的功能就是替官方發聲。
這種刻板印象的形成有着複雜而深刻的歷史原因，但只要對中國進行過持續且深入地觀察就不難發現，官媒並非簡單的「傳聲機器」，即便出於同樣的立場，也可能會有各自的思考與判斷，不然不會出現上述諸多意見相左的記錄——若全都是官方意志的傳達，哪裏來的爭議？《人民日報》等與新華社在「地攤經濟」上的不同反應，無非是關注的重點不同，正方看重「經濟活力」與「就業」，反方擔憂「城市治理」與「秩序」，相當於「同一個聲音的不同聲部」。
況且還有《中國青年報》提出別讓「某知名互聯網公司HR擺地攤招聘，美女街邊擺攤賣茅台，開着豪車上街賣奢侈品」帶偏了地攤經濟的節奏，關注點與正方雙方都有區別。
只不過，這次《人民日報》、央視等「聲部」，對於地攤經濟的「有條件抵制」引發了網絡輿論的一些反彈。央視財經在評論文章中將一線城市的地攤經濟復興看成是「一夜回到解放前」，「違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所起的基礎性作用，必然造成資源和要素配置效率低下、資源錯配，從而給宏觀經濟發出錯誤信號」。針對這種看上去「高大上」的批評，有觀察者指出，與「違背市場規律」恰恰相反，像所有市場經濟活動一樣，「地攤經濟」也有自己成本和營收核算，也有自己的服務人群及其消費習慣研究，這種「微創業」並不比其他任何經濟形式更缺乏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約束。一般意義上的城市是一個複合的、立體的「大市場」，必然包含着高中低端的分工，「地攤經濟」的存廢與城市管理公共服務成本、城市居民生活成本存在着更宏觀的市場經濟活動聯繫，只要A而不要B才是違背市場規律的。
當然，對地攤經濟可能引發衛生、交通、夜間噪音擾民等問題的擔憂也合情合理，對此內媒「財新網」6月8日發文稱，地攤經濟的發展不應該是無序的、自由放任的，應該堅持「民間紓困、促進就業、維護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為原則」，更重要的是，應該藉此機會「提高城市管理部門的管理水平和服務意識」，「地攤經濟不是城市的『毒瘤』而是有温度的『毛細血管』，不能用簡單粗暴的手段來解決城市管理中的問題」。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教授顧清揚此前在接受《多維新聞》採訪時曾表示，中國大陸地區的城市治理往往都是在「方便管理者」，而忘記了服務職責；城市管理者最需要提升「親近自然」與「親近民眾」的意識。
其實放眼全球，泰國清邁的周末集市，美國百老匯跳蚤市場，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的「大巴扎」，巴黎中央市場等都屬於「地攤經濟」，這些集市不僅長期存在下來，還成為讓世界各國人趨之若鶩的著名打卡「地標」。
這也是為什麼《中國新聞週刊》也於6月8日發文指出，寬容地攤經濟「不是權宜之計」，城市管理「只要一切為民所想，總是能想出辦法來的，既嚴格法規又人性化執法」，畢竟「放寬對無證無照的查處，普通民眾也是受益者」。文章同樣強調，「如何轉換城市的管理思路，從管理者變成服務者，是未來城市管理者的一大命題。」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就成都市目前針對地攤經濟實施的城管新規來看，當地民眾給出好評的比例佔絕大多數，人們一方面認可這種經營模式為消費者帶來了更平價和豐富的選擇，另一方面稱讚「柔性管理」為更多小販在疫情期間提供了生存空間，「讓大家能夠共渡難關。」
說到底，對於《人民日報》、央視等官媒對地攤經濟的質疑之聲，很多中國網友反感的地方在於，一是不希望自己生活的城市變成沒有温度的鋼筋水泥叢林，二是不希望執政者又一次拿「秩序」當作懶政的藉口，就像內媒《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近期發表的評論文章所說，「任何事情在中國都不能大撥轟、一刀切。」民眾對於現代化治理的期待，同一些執政者尚未升級的治理觀念與治理能力之間的矛盾，亦是中國當前主要矛盾中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