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誕辰150周年｜列寧從未忘記中國　中國也需要列寧主義這把刀

2020年4月22日乃列寧（Vladimir Ilyich Ulyanov，1870─1924年）誕辰150周年，中國列寧思想研究會、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為此聯合舉辦「開創新時代的源頭活水」暨紀念列寧誕辰學術研討會。會議上，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于鴻君和中國列寧思想研究會會長王東表示，列寧既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又於晚年探索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建設與國家治理，因此研究列寧主義有助於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與發展。

對中國這樣一個全球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言，列寧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俱是不能毀棄的政治根本。而在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與列寧形塑他們充滿個人灼見的思維歷程中，中國也扮演過頗有份量的啟發角色，比如馬克思提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對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痛斥、對太平天國的同情等。至於列寧對中國的關切自然就更深厚與頻繁，畢竟其後半生，恰好與中國自帝制走向共和的轉變重疊甚至相互影響。

早在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時，列寧就於《火星報》（Искра）創刊號上痛批「沙皇政府在中國的政策是一種犯罪的政策，它使人民更加貧困，使人民受到更深的毒害和更大的壓迫」，聲稱那只對一小撮資本家與官吏有利。接着當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列寧更是發表了不少相關文字，分析中國革命的性質與重要。

比方列寧於1912年11月發表《新生的中國》，既盛讚「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說已經從沉睡中醒來，走向光明，投身運動，奮起鬥爭了」，也指明由於中華民國的選舉制度與政黨屬性，「沒有得到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農民究竟能否堅持民主主義立場對付那些伺機向右轉的自由派——這在不久的將來便會見分曉」。這段話既預示了中國新生的共和制的潰敗，又表明農民問題乃中國革命的根本，而這恰好是國民黨最難以着力的部分。

這些洞見不但呈現列寧對於第三世界革命缺失的把握，也顯示其對中國命運的密切關注。且最早使用「半封建」與「半殖民地」來形容中國社會的人，也正好是列寧。而列寧之所以如此重視中國，主因有二：

一為中國乃全球農民最多、又遭列強侵逼最深的最古老國家，任何變化都會給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雙方帶來極大的衝擊，前者視之為最遼闊的原物料與消費市場，後者視之為最雄壯的反侵略助力。故列寧重視中國革命，實有扶助弱小民族、推進世界革命以達成共產主義天堂的理想。

二為爭取俄國本身革命的成功、與破除資本國家包圍的現實形勢考量。畢竟在1917年十月革命後，協約國入侵西伯利亞打算扼殺蘇維埃政權，在四面楚歌的險境下，列寧更要拉攏中國以緩解紅軍的壓力，故蘇俄先後發布兩次對華宣言爭取中國好感。1923年，列寧在《真理報》上呼籲「為阻止西歐反革命國家扼殺我們所應採取的策略」，不僅要聯合「革命的和民族主義的東方」，更要抓緊時機建設自身，「以發展我們的大機器工業，發展電氣化，發展泥炭水力開採業」，這才能保住蘇聯的存續。

儘管列寧終究沒法甩脱繼承自沙皇俄國的地緣利益，歸還掠奪自中國的土地與中東鐵路等特權，但列寧主義仍是中國建設進程裏不可或缺的部分。畢竟列寧是將馬克思主義轉化為實際鬥爭武器並建政成功的第一人，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諸多行動綱領與組織俱受其指導，中共的群眾路線更是沿襲自列寧的經驗，因此對中國、乃至整個世界歷史都有不可磨滅的影響。倘如馬克思提供世界廣袤的思想養料，那麼列寧毋寧是將之烹調成精致菜餚並營銷四方的成功經營者。

更何況列寧對帝國主義的闡述和抨擊，是中共與初期國民黨反帝反資本剝削的理論後盾，迄今仍不顯過時。譬如部分歐美國家或學者，有時會詆譭中國也是個「帝國主義國家」或「社會帝國主義」，但無論是依據列寧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或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2019年）的「世界體系」理論的定義，中國都未符合壟斷全世界生產與搶佔殖民地的標準，更未像歐美強權般對落後國家實行不平等的輸出，甚至還在諸多領域承受已發展國家的宰制──譬如《瓦森納協定》（Wassenaar Arrangement）的高科技輸出限制，故絕非帝國主義列車上的乘客。

澳洲學者山姆‧金（Sam King）於2014年便撰文分析稱，中國的對外投資仍比不上歐美，且未掌握許多產業的核心技術，故利潤率很薄弱，也導致中國工人受世界剝削，根本算不上帝國主義。中國國務院在2019年於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會議上的報告，也承認「參與國際規則制定能力有待提升」、「我國處於價值鏈中低端的狀況尚未根本改變，產業大而不強。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後」。根據統計，2019年中國GDP佔世界比重超過16％，對世界經濟貢獻率起碼有30％，但前三季的服務貿易逆差高達11811.1億元！雖然該逆差正在收窄，但仍顯露中國尚處於邊陲體系的較弱勢區位。

也因此，即使中國自改革開放以後引入西方資金與技術提振經濟，但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堅持，再結合中國文化裏追求「世界大同」的傳統，不但提點中共得時時關切農工階級福祉的執政初心，更彰顯對第三世界受壓迫族群和階級的普世關懷。況且毛澤東的「三個世界」理論亦有承繼自列寧主義的痕迹，迄今這仍是中國何以始終重視第三世界聲音的重要外交法則。

故擁抱列寧主義，對內既可防止過度右傾到靠攏資本家利益，以及提供「從嚴治黨」的參照；對外更能傳達鄧小平所宣示「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的意義，也防止自身在發達後淪為壓榨發展中地區的霸權，更能反擊部分西方國家的對華惡意攻訐。尤其值此全球多邊體系備受摧殘、歐美國家對華敵意更形膨脹的時刻，正急於發展的中國，更需要列寧主義做為思想武器，誠如毛澤東於1956年所形容的，這是把丟不得的「刀子」，決不是某些地區想急於清除的「共產主義幽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