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新聞》社論：中國離現代化社會還有多遠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中國防疫重點也轉移到防止外來輸入型病例上，而近期廣東發現多起非洲人士感染案例，使得長期存在的廣州的非洲人爭議浮出水面，有聲音指廣州非洲人眾多，造成各類社會問題，亦有聲音指出，此類討論有種族歧視之嫌。
《多維新聞》就此發表社論，指中國要實現「第五個現代化」，不僅需要政府層面動作，也需要人民的現代化，來解決歧視、民粹、狹隘民族主義、戾氣、缺乏公民素養等問題。
以下為社論全文。

長久以來，中國人都有追求善治良政的願望，渴望國家治理方方面面變得更加公平、正義、文明和現代。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隨着中共決策層將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設定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的現代化」，即「第五個現代化」，治理現代化更是成為一個頻繁出現的熱詞，承載了人們對於國家治理的美好想象。在去年10月底召開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中共再度聚焦於「第五個現代化」。

在中國大陸已經被控制住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就是對「第五個現代化」的一次大考，檢驗着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成效。在這場肆虐全球200多個國家或地區、給人類社會帶來深重災害的疫情面前，中國憑藉強大的國家動員能力和民眾自我犧牲精神，率先走出疫情危機，並與國際社會分享抗疫經驗、捐贈防疫物資和派遣醫護人員，力所能及地支援世界各地抗疫，給人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和歐美社會在疫情面前的糟糕表現形成鮮明對比。但與此同時，疫情也如同一面照妖鏡，照出了中國社會內在的各種問題，折射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仍有許多亟待補齊的短板，空前凸顯了實現「第五個現代化」的緊迫性和關鍵意義。

然而「第五個現代化」從來不只是代表體制的中國政府或者說執政黨中共要面臨的問題，它還是一個中國社會必須坦誠面對的問題。衡量一個社會治理現代化與否，不光要看政府的治理能力高低，還要看民眾能不能展現出與之匹配的現代素質。最近，中國社會發生的三件與疫情相關的事情，就說明若想早日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不能光靠政府或中共，還得有社會土壤的現代化。

▼圖輯｜早前報道，網傳3名在廣州的尼日利亞人被防疫部門從酒店公寓強行帶走隔離、收繳護照，尼國總領事到場交涉，雙方一度爭持

第一件事是廣州非洲籍人員遭歧視。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非洲籍人員開始在廣州聚集，起初多是經商，後來開始工作、生活、留學。按照廣州市長日前最新說法，目前廣州在住非洲籍人員4553人。而根據不少研究機構的數據，廣州非洲籍人員有數萬人到20萬人不等。因為他們人數眾多，管理難度高，不時釀成治安問題，再加上文化、習慣差異，時常與人發生紛爭，非洲籍人員經常被中國輿論貼上負面標籤。

最近因為疫情襲擾，非洲籍人員出現感染，上百人新冠病毒核酸檢測呈陽性，導致一些人被強制檢疫，甚至被業主或店主趕出住所或旅館，不得不流落街頭。此事引發了輿論的關注，多個非洲國家向中國提出外交照會。一些西方媒體和美國官員借題發揮，渲染炒作中國人「看不起」非洲人，甚至聲稱此事顯示中國與非洲的合作伙伴關係非常「淺薄空洞」。現在儘管隨着中國政府公開回應，廣州「結合非方意見，進一步完善對外國人健康管理措施」，事情得到妥善處置，逐漸告一段落，但由此暴露出廣州非洲籍人遭歧視問題不容忽視。

當然，歧視問題乃至背後的民粹民族主義並非中國獨有，像今次渲染中國歧視非洲籍人員的西方媒體和美國官員，其國內的種族歧視問題甚至遠比中國更加嚴重。美國的種族歧視問題就尤為突出，在建國相當長的時間內，非裔被迫淪為奴工，毫無人權和尊嚴，後來縱使隨着民權運動興起，情況有所好轉，但各種或明或暗的歧視依舊存在。時至今日，本質上是種族歧視的白人至上主義，在美國、歐洲仍然陰魂不散。最近因為疫情肆虐，歐美對於華人的歧視更是有增無減，非裔等弱勢人群更是不成比例的死亡，這對於常年標榜人權、自由、平等的歐美國家來說，簡直是莫大反諷。

只是一碼歸一碼，歐美歧視問題更嚴重是歐美自身的問題，並不能遮蔽中國社會的民粹民族主義問題。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既然中國人不認可歐美國家的種族歧視問題，那就應該警惕重蹈人家後塵，學會不卑不亢，以平等包容的胸懷與非洲籍人員相處，在疫情面前展現出世界主義精神。

第二件事是與廣州非洲籍人員遭歧視有相似之處的湖北籍、武漢籍遭歧視問題。早在武漢封城、湖北封省的1月底，當時中國不少地方聞湖北尤其是武漢色變，簡單粗暴、一刀切地阻止湖北人、武漢人進入，給許多滯留在湖北以外的湖北籍居民造成極大不便，甚至有人無處安身，露宿在外，十分心酸。現在儘管包括武漢在內的湖北全省都已經解封，政府三番五次呼籲各地應該善待湖北人，保障湖北籍居民安全有序流動，但仍有不少人將湖北籍和「行走的病毒」劃上等號，抗拒接納湖北人，甚至江西省九江市與湖北省黃梅縣兩地警方還由於人員返工發生衝突。

第三件事是武漢作家方方由於計劃今年8月在美國、德國出版封城日記所遭遇的喊打喊殺。不可否認，在近年來西方社會對中國印象轉惡，中美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最近西方一些媒體和政客試圖將疫情責任甩鍋給中國，「中國責任論」、「中國賠償論」等論調喧囂一時的背景下，方方日記此時在美國、德國可能未必恰當，有可能被人利用或歪曲解讀。方方不久前採訪時談到自己的英文版封面被改動，就說明了這種風險。但縱使如此，文明的溝通方式是温和理性地表達不同看法，甚至可以規勸方方本人。但遺憾的是，過去一段時間，中國網絡上充斥太多匪夷所思的謾罵、人身攻擊，構陷方方是在「出賣國家利益」，是「民族罪人」、「漢奸」，甚至泄露方方的家庭住址，對她喊打喊殺，叫嚷着「組隊去武漢殺人」。如此充滿戾氣的民粹式辱罵攻擊，對於中國社會思潮的現代化發展百害而無一利。

類似上述三件事的案例，坦率說並不少見，幾乎每隔一段時間，就可能出現。這些案例共同指向了一個不容迴避的關鍵問題，即中國人的民情或者說公民素養尚有待提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土壤仍然十分貧瘠。誠然，幾千年以來，中國人都是一個崇尚德性、注重修身、温厚善良的民族，從來不乏現代作家魯迅所說的「埋頭苦幹的人，拼命硬幹的人，為民請命的人，捨身求法的人」。在今次肆虐全球的疫情面前，中國人更是展現了難能可貴的集體意識和自我犧牲精神，從而在相當程度上促成了中國控制疫情的成功。但人民並不總是對的，他們同樣有其自身問題，疫情期間發生的上述三件事就說明中國人當中所存在的歧視、民粹、狹隘民族主義、戾氣、缺乏公民素養等問題。近代以降，之所以有那麼多精英人物，如魯迅，致力於反思和改造國民性，歸根結底正是因為注意到中國人身上的問題，並矢志於讓整個民族變得盡善盡美。

有研究者說過，一個國家樣式的方方面面，都隱含在它的人民中間。對於「第五個現代化」來說，同樣如此。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需要社會土壤，其中最關鍵的是人民的現代化。國家治理從來不是空中樓閣，更不可能憑空而生，而是依託於社會土壤，建立在一個個具體的人之上。一個個具體的人，呈現何種程度的素養，必然會投射到整個國家身上。

一個個具體的人，與現代化的距離，從根本上決定着整個國家與現代化的距離。只有當中國人的民族性，在不斷地學習中變得更加成熟理性，更加包容自信，更加文明現代，社會土壤自然會更加現代化，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才能早日實現「第五個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