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大V兔主席：人們轉向平常心看待　不再簡單訴諸抱怨

編者按：武漢肺炎疫情持續，但似乎開始逐步受控，湖北以外多個省份已下調疫情應急響應等級。內地大V任意以網名「兔主席」，在修例風波期間點評香港局勢爆紅，他昨天（23日）發表題為《疫情常態化之下的和解》的文章，分析決策者面臨的兩難、中國內地公眾情緒的幾個觀察及判斷等。
文章認為，當抗疫「常態化」，越來越多的人們看到，這是一個面對強大敵人的複雜持久戰，需要大家一起齊心協力應對的，假以時日，人們的心態就自然會改變，不再會簡單訴諸情緒化的抱怨，譬如埋怨政府，埋怨某些人。這是一個中國社會乃至人類社會共同的挑戰。
文章還強調，疫情持續的時間越長，發展越是全球化，反而越能夠平常心的看待這個公共安全事件，並且能夠加深人們對公共衛生的認識。

以下為文章全文，香港01已獲公眾號「兔主席」授權轉載：

最近幾天更新的較少，主要原因是目前公眾主要關注點還是疫情，對其他內容關注有限。

而關於本次疫情，筆者的觀點在一個月之前就已成型，並且到目前為止沒有大的改變。筆者因此沒有頻繁的更新。以下報告一些觀察。

一、2020年疫情及抗疫展開的歷史背景

這個觀點就是從稍微抽離一點的角度，對本次疫情發展框架的一個理解。這個框架就是：

2020年的新冠肺炎（COVID-19）在這樣一個歷史場景展開：

1、 十七年前，這個國家經歷過一次烈性呼吸道傳染病（SARS）；迄今，中國由上到下，從政府到社會，都對SARS的應對記憶猶新。對SARS的應對不足極大影響了今天人們的行為。但對不同社會部門的影響又有所不同，具體體現在：

1） 政府希望避免重蹈SARS的覆轍，「改寫」中國應對嚴重呼吸道傳染病的歷史。筆者也寫到，這個想法使得政府更有可能重手出擊，過度應對；

2） 媒體（含自媒體）希望在這一次事件裡能夠充分發揮報導、披露、監督作用，認為報導越自由，對控制疫情就越有幫助。但這一假設忽略了媒體渲染（再加上移動互聯網/社交媒體及自媒體的作用）可能帶來的加大恐慌負面作用；

3） 很多民眾仍然是通過SARS來理解COVID-19應對的：政府存在系統性的、有意識的失職，且這種失職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待到已經難以挽回時，再重手出擊抑制疫情。

2、 民眾對呼吸道傳染病的認知非常有限，處在普通感冒和SARS的兩級，只有通過切換到SARS模式才能重視，並改變自己的防控行為。

3、 民眾對政府有極高的期望，認為政府應當解決一切問題。疫病防控是非常複雜的，要在信息不確定、不完整時做出重大決策。決策或早，或晚、或太溫和，或太激進，其中必有得有失，事後都是可以批評的。施政肯定是困難的。但民眾並不打算「理解」政府決策中面臨的不確定性與復雜性，並不打算包容不理想的結果，而只是對政府提出要求，只是要求政府承擔責任。如果結果不滿意，就會憤怒，就會要求相關人員付出代價。這是「大政府」下的子民，是有數千年歷史中國體制的結果（即便在香港這樣由西方殖民一個半世紀的華人社會，市民的想法也沒有任何差別）。

但即便如此，絕大部分人能夠分辨：

1） 政治／體制與具體公共政策的區別；

2）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區別。

所以，承載批評的主要是地方政府或者更廣義的地方層級的公共部門（public sector）或一切享有公權力或義務的泛政府背景機構。

在這個環境下，我們展開了2020年的防疫抗疫。

筆者的敘事一直是：

從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一直在許多的不確定性中進行重要的決策。所謂的不確定性，就是對COVID-19的流行病學基礎（包括傳染性、嚴重性等最重要的信息）尚不了解的情況下進行決策。

決策者面臨的兩難是：

- 如果認定疫病非常嚴重，就要強力防控，並承擔巨大的經濟代價。而如果事後發現疫病本身並不那麼嚴重，就有過度反應、「矯枉過正」之嫌；

- 如果認為疫病並不嚴重，則只需要適度防控，這樣經濟代價會小，風險就是最後發現疫病非常嚴重，造成巨大的社會、公共衛生乃至經濟代價。且這種估計立即會被認為是瞞報、草菅人命，負面影響巨大。

顯而易見，經歷過2003年SARS，又處在新時代，政府不能承擔錯誤低估疫病嚴重性所帶來的風險，只能按照最壞的情景（即疫病與SARS一般嚴重）進行超常規應對，希望在短時間內消滅疫病。而在中國體制下，這種防控就需要全面啟動、打開覆蓋到中華大地每一個毛細血管的官僚體系。

在描述當代中國政府面對的經濟及社會管制悖論時有個說法——「一管就死，一放就亂」。這就是2020年中國防疫時遇到的挑戰。

強力出擊防疫，及可能「管死」，使得社會被凍結、停滯，經濟社會秩序受到嚴重影響；

一旦放鬆防疫，立即就會「亂」掉：正常開工，經濟社會秩序恢復正常，但防疫就跟不上了。

筆者以前在英國生活的時候，在一些酒店或公寓用洗手台的水龍頭。一邊紅色標記是熱水，一邊藍色標記是冷水。然後，紅色水龍頭的熱水巨燙無比。然後藍色標記水龍頭就是刻骨冰水。早上洗臉時打開無論哪一邊都很崩潰，需要來回用手在熱水與冰水水流的冰與火事件切換。這就是中國目前遇到的困境。

影響我們行為的就是兩大因素。

一是COVID-19的嚴重性。到底傷害性有多大。重症率、危重症率、致死率到底是多少？傳播性到底如何？如何將其與SARS及季節性流感或嚴重流感（例如H1N1）進行比較？認為COVID-19越嚴重，則防控舉措越嚴格，認為COVID-19越不嚴重，則防控舉措越鬆。

而由於我們的認知完全取決於對病例的分析，因此是逐步展開、動態進行的。

二是COVID的傳播性。具體而言就是一個地方有多少人確診，有沒有社區爆發。確診人數越多，防控舉措越嚴格，確診人數越少，防控舉措越松。

中華大地無數個城市與地方，都在伴隨我們對疫病了解的加深，在「冰」與「火」之間動態切換。

筆者以為，一線城市更有可能進行精細化管理，平衡好復工與防疫的關係。這與政府治理水平與市民知識水平是息息相關的。

而三四線城市往下及農村就不一樣了，一旦疫情趨緩，意識就更有可能鬆懈，生活馬上回復正常，然後暴露在疫病傳播的風險之下。

筆者比較關注疫病的複雜性、公共衛生及公共政策面臨的不確定性和難點，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筆者相信，2020年COVID-19的抗疫，不但會載入中國公共衛生的史冊，改變中國公共衛生的社會認知與製度，而且可能對全球公共衛生產生持久影響。

二、抗疫的「常態化」

通過朋友圈和微博觀察輿情就可以知道，儘管公眾的聚焦點仍在疫情，但最近幾日都沒有太多的集中關注熱點，更沒有特別火爆的公眾事件。目前主要的公眾關注點似乎是「外部化」例如停泊日本橫濱的鑽石公主號感染事件及日本的應對、韓國的疫情爆發等等，對國內抗疫當然也十分關注，只不過比較分散化。

筆者對中國內地公眾情緒的幾個觀察及判斷：

1、越能發現其他國家在防控上的不力、無助、困惑，越能幫助我們認識COVID-19的複雜及中國政府應對的不易（原來國外也束手無策）

2、 如果其他國家出現一定程度數量級的本地爆發，能夠增加我們對COVID-19嚴重性的認知（這個病確實厲害）以及對中國政府應對成果的認可（看來中國政府做得還行），這個心態不是幸災樂禍，而是一種與自己政府的「和解」

3、 越是通過各種新的醫學報導發現COVID-19的複雜性，越能理解政府應對的不易。（這兩天人們所關注的，治癒後患者仍可能帶毒且傳染他人並需要隔離就是這樣的例子）

4、 同時，越是看到疫病本身及防疫工作的複雜性，就容易相信：在12月份，也許並不存在一個可以根本扭轉這次疫情發展的時點或事件。事後的抱怨和批評和諸葛亮點評固然都可以進行，但也許並無建設性。

5、 越是發現COVID-19可能變成一個長期存在，在最嚴的防控下都不能在短期內被消滅或杜絕，就越有可能客觀的看待防疫，並將防疫看成是社會的事，自己的事，乃至人類的事，而不僅僅是中國政府的事。

6、 距離春節越遠，復工復學的訴求及壓力越大，越是影響自己的利益，越能將防疫看成自己的事，社會的事，而不僅僅是政府的事。這與春節時期一家人待在家裡抱怨政府的心態是不同的。

7、 越是親歷復工，越是體會到復工（生存、領工資）與防疫（保命、防止全家被隔離）這個冰與火兩重矛盾調和的不容易，就越能體會到防疫工作的複雜性，以及政府公共治理的不易。

8、 這次防疫過程中，抗疫不力的官員很多被撤換。考慮到疫病的複雜性，可以判斷，他們中間不是每一個人都要直接負責。但看來目前我們體制的精神是，只要出了問題，負責官員就要承擔責任，付出代價，而不問具體（「你有你的難處，但情況就是這麼情況，你得走人，解釋沒用」）。這個取態對疏導民間不滿情緒是有極大作用的。及時撤換官員看來是一個處理公共關係的良策，估計這種做法以後會更加常態。

簡單的說，當越來越多的人們看到，這是一個面對強大敵人的複雜持久戰，確實需要大家一起齊心協力應對的，那麼假以時日，人們的心態就自然會改變——不再會簡單訴諸情緒化的抱怨——譬如埋怨政府，埋怨某些人。這是一個中國社會乃至人類社會共同的挑戰。

因此，疫情持續的時間越長，發展越是全球化，反而越能夠平常心的看待這個公共安全事件，並且能夠加深我們對公共衛生的認識。

中國社會對COVID-19在經歷一個集體的心理歷程，從一開始的「拒絕」，到「懷疑」和「抑鬱」，到最後的「接受」。在互聯網時代，我們可能會以更快的速度集體進入「接受」狀態。這個接受，就是把COVID-19「常態化」：社會對它由最初的大恐慌，發展到認為它是一定程度可控的，再發展到承認必須與它進行某種程度的「共存」。

對抗COVID-19是一個非常罕見、「難得」的社會公共事件。筆者以為這次抗疫一定會帶來一些意想不到的「好處」，比如可能推動社會公共衛生意識的提高，推動公共衛生應對能力的提高，也可能推動整個中國公共治理能力的提高。

這就是壞事變成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