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李文亮之死：輿論收緊及媒體監督缺乏的犧牲品

李文亮沒有熬過2月7日的漫漫長夜，在經過幾個小時的「痛苦」掙扎後，依然撒手人寰，丟下父母和懷孕待產二胎的妻子……李文亮正是最早「散佈」武漢肺炎疫情顯現並蔓延的8名「造謠者」之一，當時的他在兩名武漢警察的訓誡下被迫簽下以後「閉嘴」的承諾書。至今，包括央視在內，各大官方新聞媒體有關 「武漢八謠」被處理的報道依然到處可見，像是一種諷刺。

李文亮是武漢肺炎感染者中的600多名死者之一。這一冰冷數字背後的故事已經足夠瘮人，更何況身為「吹哨人」的他，其死亡更具有象徵意義。有人說，這個國家欠他一個道歉，可他一直說真相比道歉更重要；有人說，他以一死「控訴」朝堂上的尸位素餐者，以及那些被矇在鼓裏的冷漠的旁觀者，可他也有父母妻小，誰願意做這樣的「交換」？

事實上，李文亮本不必死的，人們越是如此設想越是難以克制自己的憤怒。

一個多月前，新加坡政治學者鄭永年在《疫情面前的反思：何時能見到一個科學生活的中國？》一文中發問，中國的問題出在哪裏？簡單地說，政治啟蒙過度，科學啟蒙缺失。「人們相信政治的能力，相信權力的力量，相信什麼問題都可以用政治方法解決，可以用權力解決。但政治方法的劣勢也是明顯的，即強化了中國傳統上根深蒂固的『順民』意識，人們更加地服從政治，服從權力，服從到了極致，以至於人們不再相信其他，包括科學。」

儘管鄭永年的說法充滿着悖論，但是他卻道出了另一個實情，即在現代中國存在着一個威權主義的魔咒，而人們還是太輕信了——因為的確除了相信政府他們還能相信誰呢？正如香港０１此前在《【武漢肺炎】從一次「人災」解讀中國威權政治的兩面性》所揭示，它的強大動員力能力無人可及，能夠迅速整合所有力量應對任何挑戰；但是其負面價值同樣不容小覷。在這一體制之下，整個國家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只存在官與民的治與被治理的對立關係，其中的彈性空間是不存在的，甚至連「社會」的存在都是存疑的。

這一基本的邏輯保證了中共的國家機器能夠瞬間將自己的意志傳遞到每個人，以實現其社會動員目的。這在本次中共最高層直接領導和部署應對武漢疫情後即可以看出來，從果斷「封城」，到新建火神山醫院等，皆是如此。

但是，威權主義的運作也因為只有小範圍人負責，一旦危機觸發層層官僚機器傾向於拒絕承擔風險和責任，所以逐層請示回報而被損失慘重。其造成的結果是整個政治體制的官僚化和政治僵化。通常情況下，對他們來說，以政治口號掛帥比應對危機是更輕鬆攫取利益的方式。

在高度政治化的國家體制下，原本充當國家機器與民眾之間橋樑和潤滑劑的媒體和非政府社會組織生存的彈性難以保證，在「政治掛帥、維穩第一」的政治正確要求下被迫逐漸放棄其獨立地位，甚至淪為政治的附庸和點綴。

我們注意到，近年，中共不斷地在強化其在宣傳和意識形態領域中的直接介入，尤其是在新興互聯網空間中，從十八大期間的習近平「8·19」講話，到持續多年的打擊網絡大V淨網行動；從憲政大討論、反擊普世價值宣傳戰，到整肅商業網站新聞評論業務，逐步實現了對網絡空間無所不在的滲透。誠然，在當下的互聯網時代，絕對自由的言論空間的確有其負面價值，欺詐、惡意侵犯隱私、網絡語言暴力等等的確需要納入一定的規則。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對言論自由和「恐慌」製造者的矯枉過正。

包括李文亮在內的8名醫生在私人社交媒體最早向家人和同學發出了預警，但是在官方眼中，他是破壞穩定的謠言和社會恐慌製造者。從2019年12月30日到他去世前，武漢疫情從萌芽到被揭露，再到現在蔓延成一場劫難不斷髮酵，輿論和媒體的缺位顯得令人惋惜。

媒體和輿論都普遍噤若寒蟬，失去了揭露和批判功能，更沒有發揮應有的社會預警功能，本身即是這種言論收緊和媒體管控勢能下的必然反應。在武漢疫情蔓延的一個多月時間裏，網絡禁言、談話訓誡威脅甚至面對面的指示知情醫護人員「閉嘴」，更多人想到的是在一個強大壓力下如何被迫選擇自我保護——緘默。

1月25日，《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也不得不承認「新聞媒體的監督功能這幾年被各級和各地方一些與宣傳無關但很強勢的職能部門削弱了，武漢市有那麼多媒體人，但他們沒有在衛生系統之外發出自己的警告。當地官方對互聯網上多樣聲音的容忍度也較低，武漢市8名在網上發出警告的人當時被公安約談，壓制了整個輿論力量就新型病毒風險做進一步探討、持續發出警告的聲音。」

從這一點看，李文亮之死，實在死於扼殺一切社會監督活力的體制之手！

李文亮之死，死得冤枉，死得不值！

事實上，更可怕的是政治力量的強勢介入已經侵入個人言論自由的疆域，與普通公民和媒體監督的對抗張力越來越大。而一旦這種僵化局面形成，中共也就失去了與社會空間進行良性互動甚至自我糾錯的能力。這很容易在某一誘因的刺激下爆發失控。

報紙上乾淨了社會就髒了，如果任由劣幣驅逐良幣，相信武漢肺炎疫情的悲劇不會是最後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