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問責湖北官場　中央為何沒有第一時間「陣前斬將」？

「一問三不唐志紅，準備不足邱麗新，人不傳人是高福，物資充足王曉東；等待授權周先旺，深感內疚馬國強，可防可控王廣發，答非所問蔣超良。」這是流傳在中國網絡中一則取名《湖北八駿圖》的，短短56字寫盡輿論對湖北官場的嘲諷。而實際上，湖北官場面臨的不僅是滔滔民意，等待他們的恐怕還有難逃罪罰的政治問責。

繼武漢被中國解放軍部分功能軍管之後，2月3日親自披掛「上陣」指揮疫情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政治局常委會上放話「對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不力的，對不服從統一指揮和調度、本位主義嚴重的，對不敢擔當、作風漂浮、推諉扯皮的，除追究直接責任人的責任外，情節嚴重的還要對黨政主要領導進行問責。」

外界認為中共或有陣前斬將的架勢，以平民憤。這恐怕不是武漢市長革職以謝天下能夠平息的了。但是新型冠狀病毒發展到如今這個階段，問責了湖北官場又怎樣呢？

當然，無論是從當前的社會輿情角度考慮還是回看整個疫情中暴露出的種種問題，湖北官場固然應該整頓。從中國全國31省區確診數據來看，武漢以及湖北的確診人數、死亡病例遠超中國其餘30省區人數總和，這其中還有死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而未列入官方統計數據的案例，這樣慘重的傷亡事件，武漢以及湖北黨政應負起主要責任。除此之外，封城之後，湖北出現物資供需不平衡，調度混亂，收治病例無序，當地紅十字會背後的利益交易，甚至在中共高層發出指令後地方主官還一度遲於行動，這樣的地方官場儼然成為外界看中國的笑柄。更何況如今輿論耿耿於懷的武漢以及湖北官員在疫情初期信息瞞報、緩報的質疑仍然沒有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

但是如果僅僅盲從整個社會氛圍對湖北喊打喊殺恐怕又並不是一個理性的做法。換句話說，即使讓整個湖北官場殺頭謝罪又能怎樣呢？

首先，從客觀條件來說，湖北官場這次成為輿論的靶子，固然有他們的主體屬地責任失職，能力不足等原因，另一方面也確實是形勢嚴峻。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已經發展為全球都極為警惕的公共衛生危機，連世界衛生組織的預判都幾經更迭，更何況是一個地方官場。

這些政治官僚既有醫藥衛生等專業領域的知識壁壘限制又有匯報請示法規等的權力體制限制。正如武漢市長在接受採訪時「無意」透露的中央與地方的之間的齟齬一樣。

即使說武漢市能突破各種限制，就如2003年非典期間王岐山救火北京一樣，展現出非一般的決斷力與掌控力，恐怕也很難保證疫情不會更嚴重。更何況，中共政壇又有幾個王岐山呢？因此，武漢以及湖北官員在疫情中的一些飽受詬病之處並非是不可原諒，應是在情理之中。

此外，從綜合實力來說，湖北在中國全國31個省區，GDP長期穩居前十；從醫療衛生情況對比，雖然與北京、上海仍有差距，但是中國全國僅有的一個P4實驗室（目前是人類所擁有生物安全等級最高的實驗室，被稱為病毒研究領域的「航空母艦」）正坐落在湖北武漢。而主政武漢的「一把手」馬國強是中共十九屆中候補，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曾經的金融行長，掌管湖北已經4年時間，在中國防控金融風險中，以蔣超良坐鎮的湖北省還曾被輿論特別提及。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湖北在這次疫情「大考」中仍被評「不及格」，可想而知，如果疫情發生在其他省區又將如何？

因此，問責湖北或許可以回應輿論關切，但絕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鑰匙」。正如上文所稱，形式主義，官員對突發事件的應對能力，湖北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可以視為中國政治體制中存在的普遍典型性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恐怕就要回歸到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上研究的中國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上。

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議題早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就有提出，在去年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上正式作出決議，但是幾年下來，包括中國的官僚階層對這一議題的認知要麼停留在概念性的認知上，要麼僅是韓寒政治口號。

但是在這次疫情的考驗之下，通過湖北官場，想必中國的整個社會都會這一議題有了更為深刻的認知，切身體會到中國當前距離「第五個現代化」的距離。這包括中國的官員在突發重大事件上展現出的領導力與整個體制機制的高效快速運轉的支持，包括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彈性問題，包括中間階層普遍存在的能力不足，官僚習氣十足問題。或許今天中共已經有了這樣的切身體會，但痛心的是，認識總是從教訓中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