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新冷戰加速 習近平如何終結二元對立世界

撰文:泉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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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1月4日,北京任命現任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駱惠寧接任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卸任,這樣的「換帥」舉動一方面因應於香港變局本身,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北京對於香港的長遠佈局。
在「換帥」之外,隨着中美新冷戰加速,香港也自然而然成了最為激烈的前沿陣地。圍繞此話題,香港01新聞記者日前專訪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田飛龍。本次訪談共分為三個部分,此為第二部分。

香港01:其實關於「香港特色資本主義」的提法,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們是否需要將香港過於特殊化,就像很多人對於「中國特色」的爭議一樣。對此你怎麼理解?

田飛龍:我覺得可能特殊化還談不上,因為香港的資本主義就是殖民地留下來那種初始版本的資本主義制度,因為這個平台各方好用,也是中國與西方戰略性妥協的結果,所以得到了全球化秩序下的共同保障。既然各方在香港都獲得了自己的利益,所以香港既有的制度維持不變,50年不變是符合各方利益的。所以香港的資本主義就是一個平台資本主義,而不是一個常規意義上的實體資本主義。所以你講香港特色資本主義,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是全球化的共享平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田飛龍。

香港01:在中美「新冷戰」和香港自身的變局中,這樣的「共享平台」角色的最大變數會是什麼?很多人會因為反修例運動得出悲觀結論,比如一種普遍的說法是「一國兩制」已經失敗了,推行不下去了。

田飛龍:最大的變數是兩個方面,一個是香港人自己不幹了,一個是美國人提前動手了。如果香港出現了不可逆轉的「港獨」運動且破壞性超出自治能力控制範圍,「一國兩制」就會面臨根本性挑戰,但中央有憲法和基本法上的相關權限及程序加以處理。如果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激化,導致美國宣布取消香港單獨關税區地位,這是最壞的結果。只有這兩種可能性對「一國兩制」造成嚴重破壞,而中央是不會主動改變「一國兩制」的,中央始終是這一框架的立法者和最終責任人。

但既然是全球化平台,既然授予了香港高度自治權,僅僅依靠中央的兜底保障也是很難維繫香港平台不變的。香港人必須明白,平台維持需要香港與國家凝聚「一國兩制」基礎性共識,共同應對新冷戰危機,共同反對香港本土主義異化而成的政治分離力。

香港01:十九屆四中全會已經說的很明確了,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

田飛龍:但是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不是北京一方說了算的,雖然中央堅持「一國兩制」不變,但美國在新冷戰的背景下走向極端化的情況也不能排除。要知道,美國的鷹派並不追求用香港牌敲詐貿易利益,追求的是通過打擊香港平台來延緩中國發展,遏制中國崛起。在這個過程中,香港本身扶不起來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香港儼然成了一面鏡子,映照出原教旨資本主義的諸多弊端和隱藏的風險。(AP)

香港01:現在中美已經基本上進入新冷戰狀態了,雖然第一階段協議達成了。按照你剛剛所講的「兩個可能性」,那是不是意味着「一國兩制」其實已經推行不下去了?

田飛龍:中美確實已經掉進修昔底德陷阱了,而「一國兩制」如果說失敗了,那主要責任方是美國,因為「一國兩制」出現平台危機不是中國發生了什麼,而是美國出現了逆全球化。「一國兩制」雖然是在中國主權秩序下的表達,但實際上也是在美國的全球治理體系當中,是美國全球化戰略的一部分。中國對香港享有完全的主權與治權,並授予香港高度自治權,但美國實際擁有的全球治理權,儘管不具有合法性基礎,卻有着長臂管轄的事實性影響力和支配力。美國用「一國兩制」幹什麼?就是既讓美國企業通過香港這個平台很方便地進入內地投資,又把它作為情報中心,更關鍵的是作為一個推進顛覆中國政權長期隱秘的冷戰基地,美國是有多重利益在香港的。只不過中美在「蜜月期」的時候這些問題都相對擱置起來了,不怎麼彰顯,浮出來的是經濟合作的面向,現在就都擺在枱面上了。

目前來看,還不能講「一國兩制」失敗了,只能說「一國兩制」正在經受全球化變革帶來的嚴峻考驗,折射出中美合作以及全球化秩序出現了結構性危機。危機就意味着有危也有機,這個平台能否繼續維持,「一國兩制」能否繼續下去,還要看另外的指標,就是中國合縱連橫的外交成果與國際政治再平衡的具體成效。要看中國能不能說服歐盟、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維護好香港的平台,確保美國在採取冷戰極端措施的時候,比如取消單獨關税區地位,這些國家不跟從,這樣美國自身把自己邊緣化,而香港國際地位依舊。必須加大美國採取極端冷戰措施的政治與經濟成本,才能有效遏阻美國的極端行為及其破壞性。

早前,位於港島皇后大道東的新華社香港分社,遭示威者縱火及破壞,大門玻璃粉碎,出現多個大洞。(資料圖片)

香港01:現在這個可能性並不高,中美之外的國家也都在觀望,而且總有一天會面臨選邊站的情況。中國雖然一再承諾不稱霸,不挑戰美國老大的地位,也一再提人類命運共同體,但卻很難被接受,被信任。因為社會主義曾經被當做洪水猛獸,現在還帶着沉重的包袱,香港本身就是很好的例子,具體實踐着資本主義,卻強烈地抗拒社會主義。

田飛龍:鄧小平當年對「一國兩制」做了一個創造性的闡釋和發揮,「一國兩制」其實有四個功能,最低功能也就是第一層是國家統一,第二層是經濟現代化,第三層是制度現代化,第四層是終結冷戰。具體來說,就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一個主權秩序架構之下,以非冷戰的方式和平相處,共同發展,由原來相對分割變成融合發展。如果這一試驗成功了就證明,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對立是虛假的,是人為的,是可以破解的。

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深深根植於中國文明文化對天下主義世界的和平想象與建構之中,深度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得中國文化能夠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結構性的修正、補充和昇華,用這樣一種方案反過來去改造歐美的世界,併為廣大第三世界帶來新的願景和方向。

而習近平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其實是試圖用一種超越姓資姓社的中國文明方案,來終結由西方自身分裂所造成的二元對立世界。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深深根植於中國文明文化對天下主義世界的和平想象與建構之中,深度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得中國文化能夠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結構性的修正、補充和昇華,用這樣一種方案反過來去改造歐美的世界,併為廣大第三世界帶來新的願景和方向。

去年10月中,有香港民眾集會要求美國盡快通過香港人權法案(Getty Images)

香港01:這裏面就有一個問題,您提到人類命運共同體試圖用一種超越姓資姓社的方案來結束二元對立,但香港恰恰是一個最為講究姓資姓社的地方,這次反修例也充分暴露出它的二元對立。將香港作為一個載體,去實踐這一理念,豈不是註定會失敗?

田飛龍:很多時候是沒有辦法選擇,香港有着結構性的困境,而且此前中央也低估了對香港進行文化與政治改造的重要性,以及將其放在更長的時間周期裏面互動融合的難度。

1月5日,上水發生遊行,有遊行人士舉起「五大訴求」手勢。(李澤彤攝)

香港01:所以雖然北京現在意欲將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跳板,但香港作為其中很重要的一級,如果問題得不到紓解,這一方案恐怕也很難推動下去。

田飛龍:你會發現很多路都走不通,想走路忽然一條腿又跛了。現在香港只能休養生息,香港承受不起民族復興那麼沉重的價值重負,因為它精神上沒做好準備,能力上也沒準備好,再逼急了,就崩潰了。現在國家復興的列車快速向前開動,能上車的先上車,澳門就趕上去了。但香港也不是完全沒有調整再出發的機會和希望。

香港01:如果香港趕不上會直接被拋在車外麼?

田飛龍:習近平講過了,蘇州過後無艇搭,香港回歸20周年的時候講的很清楚。現在回味一下,語重心長,甚至隱含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