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議會選舉】對話田飛龍：香港反對派贏了「民意」輸了「未來」

香港區議會選舉結果今天（25日）上午已全部出爐。在反修例風波持續發酵的背景下，此次區議會選舉的投票率創下71.2%的新高，最終泛民陣營壓倒性的獲得385個席位，建制派僅獲59席；在18個區的區議會中，泛民陣營在17個區獲得過半席位，建制派則有多位「明星」落選。泛民與建制派的力量對比與四年前相比發生了大逆轉。

針對香港區議會選舉的結果，《香港01》採訪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田飛龍。田飛龍表示，此次香港區議會選舉成功塑造了一種支持對抗、恐懼融入國家的「主流民意」，其結果對於後續一系列選舉乃至「一國兩制」的整體制度安全都會造成影響。

他認為，建制派失敗的背後是多數香港人「精神能力」的失敗，在中美關係出現變數、全球處於「大變局」的情況下難以自處，如果香港精英不能引導民眾實現公共理性，香港問題的危機難以化解。

01：在反修例風波仍在發酵、暴力示威仍未止息的背景下，香港18個區的區議會選舉，結果最終呈現出17:1的結果。你怎麼評價此次區議會選舉？這樣的結果，對香港以及北京意味着什麼？

田飛龍：本次區議會選舉是香港政治的重要轉折點，反對派取得了壓倒性的多數席位，成功塑造了一種支持暴力、支持對抗、恐懼融入國家的「主流民意」。這是一次暴力氛圍下的特殊時期的選舉，其結果受到一定的扭曲，但大體上可以作為測試香港所謂「主流民意」的民調依據，也是比任何其他形式民調更為準確和分布更為全面的港情調查。

這是香港民主的直接結果，也是香港理性精神進一步陷入迷惘的徵兆。

在這個民主價值「泛化」的時代，任何對民主有意義的討論或批評都會遭致不悦，對香港區選結果的分析同樣如此。我注意到已經有內地媒體委婉道出了對香港區選結果及其後續政治演化的憂慮，但也包含着某種既微弱又熱烈的期待。

但我的憂慮在於，這樣的「主流民意」與中央確定的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的理性管治方略相距甚遠，甚至是一種變相的「民意」示威。我相信多數香港人並不願意香港持續暴亂下去，但他們確實希望改革命運，可是又根本沒有能力和意願想好怎麼去改變。他們的憤怒與政治不審慎，很可能是導致香港進一步撕裂和沉淪的助力。

香港陷入此種精神迷茫周期過長，甚至可能以「民主」的方式自我封閉和邊緣化。

01：其實建制派對選情不利有心理準備，只是結果如此一邊倒還是多少有些意外。

田飛龍：選舉結果是幾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首先，回歸22年來，在香港自治的四根支柱「教育、司法、媒體、青年」層面，中央和建制派從未取得結構性優勢和突破，模糊拖延的綏靖策略一步步釀成今日結果。

其次，「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完整法理學與法律信仰未能在香港有效確立，香港在「普通法」下保持着完整的「殖民」制度建制以及與西方的一致性。

田飛龍：第三，從佔中運動開始的公民抗命到今年的反修例運動，違法達義已深入人心，青年本土派決定性崛起，香港政治版圖極化與激進化顯著發展，香港法治與政府管治未能有效應對。

第四，「兩制」意義焦點長期錯位及不對稱發展，國家期待的「法治發展」型路線最終難以有效說服香港人追隨，而本土派的「民主福利型」路線精準把脈了香港資本主義民主的內在節點與訴求。

第五，外國勢力對香港長期的「隱性殖民」與超限利用，製造了香港與「一國」對抗的政治幻象。

第六，反修例運動及蔓延性的社會暴力，對建制派與愛國基礎民眾造成嚴重威脅，導致極端主義的「選舉奪權」初嘗勝果，必然一發不可收拾。

01：這樣的選舉結果，對於明年的香港立法會選舉，乃至2021年的特首選舉，會有怎樣的影響？

田飛龍：應該說區選結果可能會波及香港「一國兩制」的整體制度安全。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和特首選舉委員會選舉，在區議會洗牌基礎上將對建制基本盤造成嚴重衝擊，香港政治版圖的「極端本土化」色彩將向管治權高端推移。這是其一。

其二，2021年的特首選舉，反對派將具備更強的直接或間接「造王」的政治能力，具備更強的與國家對抗的政治實力。

其三，在反修例與區選效應的共同作用下，特區政府剩餘任期的管治將更加困難，立法會亦難以通過任何有利於中央管治權制度化及兩制融合的立法或決議。

其四，極端本土派將以「勇武路線」持續威脅在港建制派、內地群體甚至中央駐港機構，以進一步的持續性暴力追求一種踐踏基本法秩序的「完全自治」或港獨。

其五，美國等西方國家將以區選結果為由進一步全面干預中國香港內部的人權與民主問題，更大限度利用「香港牌」遏制中國發展，損害中國主權與國家利益。

01：此次區議會選舉與其說是泛民陣營大勝，不如說是建制派大敗。從泛民群體選舉後的反應來看，他們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田飛龍：與其說是建制派的失敗，不如說是多數香港人「精神能力」的失敗。在既往中美和解、兩制相安的歲月靜好期，香港安享全球化制度紅利，也享受着俯視內地的道德優越感。在中美交惡、全球化秩序質變的當代，香港何去何從是一個重大的時代辯題，但香港本身的教育、文化及精英素質難以支撐這一場「精神突圍」考驗。

從區選的結果可以看出，相當數量的港人對「一國兩制」、基本法、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法理與戰略理解是殘缺和碎片化的，他們在訊息自由的世界裏卻陷入反國家的訊息漩渦，他們在全球化的巔峰平台上卻看不到中國與世界關係的結構性變遷，他們在民族復興的「黃金時代」卻選擇觀望、抗拒乃至於逃離。

01：區選的結果從另一個面向證明了港府工作的不足，前不久的港府的施政報告基本對香港社會沒有起到作用，這一結果也倒逼着港府必須對所有的工作進行重新思考與規劃。

田飛龍：在這樣的區選結果之下，你可以去苛責港府，苛責建制派，類似的話都可以講，但是否有人認真得看過港府的施政報告？施政報告裏面提出的一些措施，如果香港社會各界能一起去對話、討論，會不會還是一點效果都沒有呢？反對派是否給了港府去推行施政報告的機會與時間呢？

01：我們此前採訪過一位長期關注香港的馬來西亞資深華人政治家，他認為香港反對派與管制者之間尖鋭的矛盾與撕裂是典型的政治不成熟的表現。

田飛龍：政治不成熟，其實是社會文化精英不負責任的引導民眾去對不符合基本法的政治目標做極限追求，不斷打擊、破壞特區政府的管制，然後再以此為理由說「特區政府管制能力不行」，進而就是「我要雙普選」，這是他們一貫的操作邏輯。

01：一直以來泛民陣營被詬病最多的就是只會用口號給港府踢出一些不可能被接住的「球」，卻沒甚麼「真本事」。其實2003年的香港區議會選舉，泛民也大勝過一次，但四年後就被建制派奪回了陣地。

田飛龍：這次不同。如果說2003年是香港回歸之後民意在政黨間搖擺，那這一次反對派所塑造的「民意」實際上具有非常強的反國家傾向，而且青年人的投票對選舉結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這次區選帶有某種程度上「社會造反」的意味，2003年的情況已經不具備參照價值。如果我們還是在制度內思考問題、回應問題，仍然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話，我覺得化解危機的效果是有限的。

01：也就是說，如果香港問題的局面不能得到根本改善，四年後，與內地切割、對抗仍然會是香港的主流民意。

田飛龍：可以看到，反對派這次塑造「主流民意」的能力非常強，最近半年反對派策動了這麼多極端的暴力事件，仍然能夠讓主流民意支持它，這會讓整個香港社會的精神走向封閉，也必然帶來香港的沉淪。

當然，無論香港區選及未來若干場選舉走勢如何，「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確立的香港自治地位與中國主權地位不可能改變。反對派當然可以繼續裹挾「民意」、勾結外國勢力圖謀任何政治目標，但直接遭受損害乃至於重大犧牲的不是香港建制派，不是中央政府，而是香港自身。

在走向封閉和高度戀舊的集體心智下，香港對內地精英人才乃至全球人才的吸引力恐怕會持續走低，香港高等教育和金融中心的頂級地位恐怕會遭遇巨大挑戰，香港在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戰略發展中的機遇窗口恐怕不會等候太久。

反對派贏了「民意」，輸了「未來」，這可能是此次區選結果的危機徵兆之一，也是最具有悲劇性意味的現象。也許香港各界確實應當冷靜下來想一想：暴力真的是解決問題的方案嗎？對法治的肆意蹂躪和選舉暴力的精準設計真的是民主的勝利嗎？對國家戰略與體制的持續疏離真的是香港的未來嗎？對西方無節制、無保留的信任與追隨真的是香港的精神命門嗎？對青年人包括未成年人的極限動員與暴力洗禮真的是對香港下一代負責任的政治行為嗎？

通過渲染恐懼和暴力製造「民意」容易，歷史上不乏先例，希特拉就是個高手，但負責任地教育和引導民眾形成穩定的、反思性的社會公共理性及與民眾共同思考本土利益的最佳實現方式，則是精英無法推卸的責任倫理。這一次，香港的管治精英與社會文化精英「自私」、「無能」而又「民粹化」地放棄了這一理性責任。

所以，如果香港沒有能夠負責任的精英引導香港人考慮清楚自己到底應該跟誰走、自己應該怎麼適應這個大時代的話，香港是沒法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