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 　2020中共尋求現代治理突破口

上周四（12月12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下稱「會議」）閉幕，中國經濟未來走向就此定下基調。從此次會議透露出的內容來看，在之前一系列「破」字當頭的改革基礎上，2020年中共經濟政策將「穩」字當頭，在完成「三大攻堅戰」（確保實現脫貧攻堅目標任務、確保實現污染防治攻堅戰階段性目標、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基礎上，從「破舊」轉向「立新」，將中國經濟引入國家治理現代化正軌、建立新的經濟增長點。

在美國發起的「貿易戰」，乃至「新冷戰」和全球經濟下行的複雜國際環境下，儘管中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變，但是，中國經濟依然面臨着「經濟增速換檔、結構調整陣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即所謂「三期疊加」帶來的短期風險。中國經濟正處於舊制度已經被打破、新制度尚待建立的關鍵時期。

也許在中共看來，這種「風險」與「陣痛」本身也是改革的一部份，中國經濟有足夠的體量和空間承受這種必要的經濟下滑。與此同時，中共不得不謀求這種經濟變革與社會穩定的平衡，並在2020年保持整體經濟平穩的基礎上，加速衝過這個危險地帶，藉着落實改革和建立新制度，實現中國經濟發展動力的更替。

「穩」字當頭　分化調整

如果說2018年中國經濟的最大特徵是「折騰」二字，那麼，2019年就是一個字—「狠」。原本大多數人都認為， 「折騰」了整個2018年後，中國經濟在2019年將喘上一口氣。沒想到，中共硬是咬緊牙關，挺過了這一年的「陣痛」。

在經濟減速的同時，中共堅持推進對金融的整肅，堅持貨幣不放水，即使為了經濟平衡，也只是進行了減稅、降準、增發專項債等微觀調整。結果，2019年中國的經濟政策硬生生地把房價逼得「低了頭」，把金融空轉資金和金融機構的表外資金逼得「無路可走」。按照此次經濟工作會議的表述，即「金融風險有效防控，改革開放邁出重要步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繼續深化」。

然而，隨着整個中國經濟去泡沫化進程的深入，中共發現「一刀切」的緊急「煞車」在防禦了金融風險、剔除了資本泡沫的同時，對於本身需要高槓桿支撐的創新經濟、科創企業、基礎建設，以及產業轉型升級等合理經濟需求造成了極大傷害。

儘管這種「誤傷」往往難以避免，尤其在中共自身治理能力和機制已經出現腐敗、衰弱、僵化，以及形式主義與官僚主義盛行的情況下，可是，這種「誤傷」正在被有意無意地擴大。

因此，在此次會議上，中共提出「要堅持穩字當頭」。中共總書記兼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講話中，要求中共官員「要遵循經濟社會發展規律，重大政策出台和調整要進行綜合影響評估，切實抓好政策落實，堅決杜絕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正是對之前政策的調整與反思。

然而，這一切並不意味着在「穩」字當頭、保民生保就業，確保「三大攻堅戰」完滿收官的同時，目前的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出現「鬆動」和反覆。而是中共將在2020年更加重視區別對待不同經濟類型、不同經濟部門的「槓桿」需求和具體問題，將會進行針對性更強的結構性調整。

「穩貨幣」合理充裕自有玄機

此次會議關於2020年的重點工作，在前三條強調完「穩定」和「三大攻堅戰」任務之後，第四條對於貨幣和財政政策的闡述筆鋒直下。

相比於以往或「寬」或「緊」，抑或是「穩定」的簡單表述，此次會議使用了更加具體的表述，例如「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大力提質增效，更加注重結構調整」、「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而且還強調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要協同精準發力」。

顯然，習近平並不滿意2019年採取的低效財政擴張政策。積極財政不僅要穩定經濟，更關鍵的是要促進結構調整。同時，對於貨幣政策，中共依然堅持不會「大水漫灌」，即所謂的「寬貨幣」政策，而是強調了貨幣政策的靈活性與流動性的「合理充裕」。

「穩定性、結構性、靈活性、合理性」因而成為了2020年中國貨幣、財政政策的關鍵詞。換句話說，2020年的貨幣財政政策要在保證完成「三大攻堅戰」的基礎上，對於本身需要高槓桿支撐的創新經濟、科創企業、基礎建設、民生投資，以及產業轉型升級等合理經濟需求提供支援。對於金融投機、樓市炒作、落後產能等金融需求將繼續堅決遏制，絕不放鬆。

同時，中共已經深刻地認識到，在市場失效的情況下，單純的貨幣、財政政策，無論是數量還是價格的調節都解決不了「滯漲」和投資效率低下的問題。只能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同精准發力，引導資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數效應的領域」，才能實現「逆周期調節」的效果。

因此，下一步，制度激勵將代替貨幣數量的刺激。中共將把金融改革的重點從「金融整肅」轉移至包括建立資本市場規範、擴大金融開放、加快國資國企改革、「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建立傾向於實體經濟的金融融資管道和銀行激勵機制等更具建設性的一系列金融體制和財稅體制的改革上。與此同時，基於互聯網大數據的金融監管平台、數字貨幣等的現代化金融管理、監督機制也將快速推進。

「督戰」八大改革

接着，中共在此次會議關於2020年重點工作的第五部份，對希望支援的實體經濟和相關產業，即所謂「合理充裕」作出進一步梳理和解釋。這使得中共的經濟改革在從「破舊」轉向「立新」，在建立新的經濟增長點的過程中有更加明確的目標。

按照此次會議內容，創新驅動和改革開放將成為中國經濟的「兩個輪子」。其中，企業技術創新、生產性服務業、生活性服務業、基礎設施建設、區域經濟發展、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綜合建設，共六個方面將成為中共重點支持的經濟增長點。

對於如何保障這六個方面能加速發展，中共在提出財政、貨幣政策的傾斜和支持後，更多地提出了以理順發展機制、推動相關改革，以釋放主體活力、引導社會力量參與的方案。科技體制改革、健全基礎研究原始創新的體制機制、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土地計劃管理方式改革、國有企業改革三年行動方案、完善區域政策和空間佈局，以及此之前提到的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共八項具體的改革和機制建設被逐一點名。

沒有之前關於「深化改革」的含糊其辭，而是採取具體點名的方式，這說明了中共對於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已經十分明確。

再具體來看，這八項改革措施，無論是科技體制改革，還是國有企業改革，抑或是土地改革、區域經濟政策完善，都已經是老生常談，無不是中國經濟轉型和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中的關鍵桎梏，只不過遲遲未能有效推進，改革進程甚至隨着「金融整肅」和經濟增速下滑而有所減緩和中斷。

此次會議以點名的方式重提這八項改革，顯然是習近平希望在2020年能夠在這些方面有所斬獲，並作為落實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突破口。

一切回落人的層面

中共領導人顯然很清楚中國經濟規模龐大，更有超大型的市場為這種規模提供堅實的支撐，即使缺少了金融資本、房地產快速增長對於經濟的拉動，只要在科技創新、農地入市，抑或在區域經濟遞進式產業轉移和升級等任何一個領域作出突破，都將為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的增長空間。中國經濟有足夠的體量和空間承受改革的「陣痛」。但問題的關鍵是「改革」本身的遲緩，甚至被各種「形形色色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所歪曲、誤導。

因此，在2020年「切實把中共領導經濟工作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就成為了習近平對於未來中共經濟工作的最終要求。一切又都落回到了人的層面。如何在破除舊有利益機制之後，建立新的利益引導、激勵機制，重新啟動中國經濟的新發動機；將民眾的建設熱情、消費能力釋放出來；將企業的創新能力、開拓意願激發出來—這一切在2020年將初見分曉。

上文刊登於第193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2月16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定調 　2020中共尋求現代治理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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