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互聯網巨頭接連捲入勞資風波　為什麼輿論「討伐」華為

孟晚舟被捕事件一週年之際，一位華為前員工的離職賠償糾紛事件卻意外讓這家中國通訊巨頭陷入輿論風波，圍繞是華為「構陷」員工還是員工惡意敲詐華為的爭論，成為中國輿論場上最受關注的話題之一。

雖然至今事件的是非曲直尚未明確，不過輿論已有同情「離職員工」的傾向，一時之間，華為成為眾矢之的。而華為捲入的這場勞資糾紛風波並不是特例，將時間線再拉長，這已經成為近兩年互聯網行業最為突出的勞資矛盾。有人說，今次華為的員工離職風波是一個審視中國互聯網階層勞資關係的契機。過去一年還被視為民族驕傲的華為，為何一夜之間遭到輿論討伐？

前員工「敲詐」華為遭拘禁

這場突如其來的輿論風波源自11月28日，中國自媒體上爆出一份《刑事賠償決定書》，從而牽扯出華為前員工李洪元因在離職時與華為就離職賠償款等問題發生爭執，而後被起訴敲詐勒索，羈押251天，後因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無罪釋放的事件。

據內地媒體報道，2005年10月，李洪元從浙江省巨化集團離職，加入了華為在杭州的部門。在其從華為離職前，李洪元在華為的太陽能逆變器業務部門工作。2016年11月，李曾經向上級舉報其所在部門一些造假行為。2017年，華為的人事部門決定不再和他續簽勞動合同，李洪元接受了這一決定。2018年1月31日，李洪元和華為網絡能源產品線人事管理人員何某談判，雙方經協商後，將「N+1」賠償改為「2N」賠償。

2018年12月16日，深圳警方對李洪元實施強制傳喚，將其從住處帶走，案由為涉嫌職務侵佔。但在其抵達公安局後，案由被變更為涉嫌泄露商業機密。在被刑事拘留了一段時間後，案件移交檢察院。直到2019年8月23日，龍崗區檢察院才最終以「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決定對其不起訴。截至釋放當日，李洪元被羈押了251日。

該事件爆出後，輿論反應強烈，在華為內部的論壇「心聲社區」上，有評論在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發表的被拘捕事件一週年感言下面，留言「251」，以示對華為的「抵制」；在知乎、微博等中國自媒體平台上，多的是對華為的「討伐」，包括熱衷於在中國熱點社會事件上發聲的《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都發表評論稱華為對該事件的回應聲明沒有照顧社會態度，「輸了情」。

幾日之前，中國民眾對華為還不吝溢美之詞，為孟晚舟仍受困加拿大打抱不平，但隨着李洪元離職事件的爆發，往昔的追捧都轉為撻伐。其實，這種情緒可以理解，輿論對華為的「討伐」一定程度上是夾雜着失望。因為過去幾年代表中國企業走出去的華為市場佔有率大增，被貼上「國貨之光」的標籤，尤其是中美貿易戰中，華為抗住美國政府的打擊，這家企業的表現激起了中國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在中國民眾賦予華為的榮光裏一定程度上寄託了愛國的樸素情感，這已經超越了對一個品牌的單純喜愛。也正是如此，伴隨李洪元離職風波所爆出來的勞資賠償不合理、業務造假、「誣吿」員工等負面消息才令民眾大受衝擊。

中國為何頻發網絡維權事件

華為前員工的離職事件之所以如此廣受關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華為樹大招風。這就好比日前剛被輿論圍攻過的網易暴力裁員事件，雖然這種勞資關係變動或者勞資矛盾在中國以及全世界每天都在發生，但是華為、網易的裁員風波能夠掀起輿論風波，正因為這些大企業更容易成為輿論的靶子。當然這並沒有不好，至少可以將這種勞資矛盾給暴露出來。可是具體到矛盾背後的原因，則不可能只停留到單純對一個企業的指責。

在真相未明之前，急於站隊表態是不公允的，極有可能造成網絡暴力與誤傷；其次，只停留在譴責的層面也是不夠的，換言之，今天是華為，明天是一個公眾並不熟知的企業，誰來關注其中的矛盾。因此，應該以更廣視角去看這種現象。

拋開華為與李洪元之間的是非先不談，就說這種勞資矛盾現象本身。事實上，華為公司內部的勞資矛盾不只李洪元，緊隨李洪元離職風波，中國媒體再翻出一個叫曾夢的華為前員工也出現了與李洪元類似的遭遇，而根據李洪元的說法，因從華為離職產生勞資糾紛的案例十分多，他們甚至成立了一個維權群。而在華為之外，還有此前的網易暴力裁員，還有2019年4月中國大陸對「996」工作制的爭議，以及2018年末的中國互聯網裁員潮。

雖然互聯網勞資矛盾早就是一個存在的社會問題，但顯然近兩年勞資矛盾在輿論場中出現的密集程度，以及引起的影響範圍更大，這與中國經濟下行，尤其是互聯網行業受衝擊導致行業大環境變化直接相關。

其次，這種勞資糾紛現象與中國社會過去幾十年另一種十分普遍的「農民工討薪」現象十分類似。「農民工討薪」是1990年代之後，中國社會出現的一種大規模的農村人口進城務工過程中產生的勞資糾紛。當時的勞資糾紛主要表現為拖欠、少發或者業務方跑路私吞農民工工資等，這與現在追究僱傭關係、離職賠償、工作時長等的糾紛內容可能存在差異，但本質相同。「農民工討薪」這種社會問題背後是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所產生的一種社會現象，因為中國城市化進程加快，農民進城務工短時間內迅速成為一種社會活動現象，但這種勞資關係在法律法規的制訂與遵守等環節都還有遺漏。今天暴露的互聯網行業勞資矛盾同樣如此，也是中國互聯網加速發展之後產生的社會問題。

在過去的十多年間，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先後在國際嶄露頭角，並形成以「BAT」為代表的互聯網巨頭，與此同時互聯網市場擴容，互聯網經濟高速發展。根據一項數據顯示，截至2017 年，中國互聯網公司數量達到 49.8 萬，按年增長 14%，互聯網從業人員數量達到1600多萬。用一個也許並不十分恰當的類比，今天的互聯網從業現象就好比上世紀90年代後中國民工進城務工，如今的互聯網勞資矛盾也正如當年一樣，爆發式的行業擴增背後缺乏一種更為恰當的勞資關係平衡與保障。因此，在這數千萬的勞資關係中，就會有越來越多的勞資矛盾出現。當然，從民工討薪到互聯網從業者維權，這種勞資矛盾群體轉移的背後是中國經濟結構的轉變。

第三，近兩年，輿論場上之所以總是出現互聯網行業勞資糾紛事件的另一個原因是維權者對維權工具的運用。正如此次李洪元與華為的離職賠償糾紛風波，其一開始就是在中國自媒體平台上被曝光引起極大關注，而後被主流新聞網站進一步討論發酵才形成的輿論事件。

再如此前的「996」工作制討論，其原本也是中國大陸的一個程序員在一個開源網站上發起的對互聯網行業加班工作制的抗議，隨着網民的關注與呼應，互聯網大佬的發聲，中國官媒的跟進，演變成一個社會話題討論。最典型者是此前的網易暴力裁員事件，當事人此前就已在多個社交平台發佈遭到網易暴力裁員的文章，但並未引起過多關注，不過隨着知乎、微博等中國社交平台上的網友互相轉發，最關鍵是得到一些粉絲量較多的大V號的轉發關注，話題在多個平台互相延伸討論，據悉，該話題僅在微博的傳播深度就達到20層。

八年前的中國河北，農民工劉德軍為討回被拖欠的工資，與老闆王海在工資數額問題上發生爭執，一氣之下劉德軍在王海面前喝下劇毒農藥，後搶救無效去世；2010年9月，中國中秋節前夕，湖北武漢的20餘名農民工因與施工方在工資發放金額問題上發生爭吵，而後遭到暴打送醫。

相比中國農民工討薪的方式，今天互聯網從業者維權或許仍然面臨不少困境，也因此被視為「弱勢」一方獲得輿論的天然支持，不過，他們擅於使用互聯網工具，懂得輿論環境，已經有了相對更優勢的工具進行維權，而不必像農民工那樣通過自殘等極端方式。也正是如此，互聯網在這種新型的勞資矛盾中起到了放大鏡的作用。

如果放到更大範圍去看互聯網行業的勞資矛盾，那就是整個社會對公平正義的要求更加凸顯。在2019年5月中國輿論場上颳起「996」（每天工作從早9點到晚9點，一週工作6天）的話題風暴時，中國互聯網大佬馬雲的「996福報論」，劉強東「混日子的人不是我兄弟」的言論當時遭到網民的譴責，輿論認為這是資本家對新工人階級的剝削思維。當然，首先要講明的是，「996」並不是中國現有《勞動法》的規定，這是當下中國互聯網行業在各種要素下形成的一種不成文但十分普遍的工作制度。

不過，坦誠講，拋開階級站位，馬雲、劉強東敢於在輿論風口發表那樣的言論想來也並不是為了顯示既得利益者的優越感，而是在他們創業的時代，正是中國互聯網的起步階段，他們之所以勸吿現在的年輕人不要過於在意工作時長這些勞資條件，是因為在他們的那個時代，還處在「做蛋糕」的階段。就如過去的幾十年，中國社會最關心的話題是如何創造經濟奇跡，但如今，中國經濟的發展成就世界矚目，中國人也更強調個人獲得感的滿足，對社會資源的分配是否合理，社會規則的制定是否公正，這是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要求使然，也是接受了高等教育一代進入社會後將這種訴求帶入實踐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