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犯條例】香港局勢愈發緊張　北京和示威者都要看清對方事實

香港局勢已經愈發緊張。以至於正在巴西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1月14日再次正面就香港局勢進行表態，強調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香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因為這場由反修例開始的政治風波已經逐步升級演化為攻擊政府機構，破壞公共交通設施，打砸私人店鋪等失控的街頭隨機暴力，並且在出現由街頭運動轉化為學生運動的苗頭。
拋開各方遊行人群和港警之間錯綜複雜的對錯不談，香港街頭運動升級到出現了失控苗頭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做出這種判斷的一個最有力的證明是，即便港府早已在9月4日宣布撤回修例草案，香港街頭運動不但沒有緩和反而日益激進。目前而言，不管是位於北京的中央政府和還是香港街頭的激進遊行者，都需要認清兩個基本事實。

北京並非旁觀　全面管制權加強成必然

雖然表面上看，位於北京的中央政府一直克制到似乎在「靜觀其變」，但是實際情況並不如此。觀察中國政情的人士，即便未能從之前人民日報警告「暴徒一定會用沉重代價償還犯下的罪惡」、武警集結深圳演練之中窺測到北京隱含的警示，也應該在不久前公布的四中決定中，解讀出中南海已經經過討論並達成共識，要從頂層設計着手處理香港的這場亂局。

從八一建軍節前（7月31日），解放軍駐香港部隊發佈的帶有香港地標的防暴演練畫面的視頻；到8月7日在深圳召開的香港局勢座談會上，港澳辦表態香港遊行中出現的暴力行為已經「出現恐怖主義的苗頭」開始，北京態度轉硬迹象開始出現。

8月3日，香港反修例示威者發起「旺角再遊行」，有示威者傍晚遊行到達尖沙咀碼頭後爬上海港城外的旗杆，拆下中國國旗丟進海里。8月4日的遊行中，示威者行至金紫荊廣場，在雕塑寫上「光復香港」等字眼。8月5日，香港出現「三罷」（罷工罷市罷學）及地鐵不合作運動，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當天表示，「連串極端暴力事件將香港推向十分危險境況」的時候，外界就已經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北京，不過位於北京當時除了對港府表示支持，對當時尚且為數不多的暴力行為表示譴責之外，一直未對香港的態勢做出行動上的干預。外界普遍認為北京在保持克制，靜觀其變。

但是靜水深流，如果因為北京的平靜表現，就認為中央政府對香港的亂局真的無動於衷顯然是一種誤讀。

從8月10日有市民在深圳拍到武警車隊集結的圖片，到8月11日深圳羅湖和福田區大批武警集結，大量裝甲車和警車在街上行駛開始。坊間輿論就開始之將與香港近期的局勢相聯繫。具有官方背景的《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甚至直接撰文稱，「毫無疑問，這是國家對香港暴力分子的嚴正警告。」8月12日反修例非法集會致香港機場全面癱瘓，當天中國官方媒體央視轉載武警部隊裝甲車輛行進畫面時，不僅稱「武警車隊集結深圳的畫面在網絡曝光」，亦引述特別提醒武警部隊「維穩處突」職責。這些迹象顯示，北京雖然表現平靜，但是實際私下可能已經做好了隨時出動武警部隊應對香港示威性質生變、突然惡化的準備。

8月13日夜間至14日臨晨，內地記者在香港機場被禁錮並毆打的新聞引發內地輿論洶湧。《人民日報》旗下人民網為此發聲「暴徒一定會用沉重代價償還犯下的罪惡」。20天後（9月3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中央黨校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式上，號召中共中青年官員要勇於進行「偉大鬥爭」，並將港澳台工作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諸多領域一起歸於中共面臨的挑戰範疇。9月11日，在接見澳門新任特首賀一誠時，善於利用政治符號釋放含義的習近平終於滿足了外界的期待，在香港遊行風波後首次公開談及「一國兩制」——」一國兩制完全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釋放了中南海對「一國兩制」態度不會動搖的信號。

最重要的是，9月11日當天李克強和習近平先後接見賀一誠的現場，出現了此前沒有的陪同人員——中國公安部長（趙克志）。11月4日習近平在上海接見了出席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林鄭時，趙克志再次陪同會見。有香港媒體報道，作為趙克志已經被任命為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副組長。雖然該消息至今尚未得到官方證實，但是趙克志的「兩次出場」顯然讓外界更加相信公安系統已經高度參與到中國中央政府對港澳的治理工作中。

11月5日公布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中，對於香港問題有專門一個部分的論述，雖然內容不多，但對於香港反修例以來暴露出的問題針對性很強。決定認為「一國兩制」需要發展和完善的有5個部分，分別是1，全面管治權；2，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3，中央與特首關係（含中央對特首任免制度、機制與特首對中央負責制度這一對關係）；4，人大釋法機制；5，港澳融入國家的發展機制。其中加強全面管治權是核心，不因這次香港修例風波的發生而動搖。其餘四個需要完善的領域都從屬於這個核心。

港澳辦主任張曉明在隨後發表的解讀四中《決定》文章中明言，《憲法》和《基本法》給予中央的「十項權力」就是「全面管治權」的內涵，這是再一次提醒中央與香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而「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之間反映了「一國」對「兩制」的統領，或者說是「兩制」對「一國」的依存。 可以預見的是，中央對於香港加強全面管治權的既定方針不會發生動搖。今天香港修例風波的加劇更會加強中南海對於全面管治權必要性的認識。

香港這一代年輕人或是最激烈的反對派

從2014年的佔中運動，到今年的反修例遊行，青年人成為走上街頭的主體是香港政治的基本現實。他們在西方的政治和經濟理論的薰陶中成長，接受的不僅是西化的知識，還有西化的意識形態，他們甚至不夠了解中國的現代史。網絡上有比較尖鋭的語言將他們稱為「中央政府失去的一代」，這種說法也許有所偏頗，但是對於北京來說，應該認識到歸回22年來，中國政府對於香港這一代年輕人的國民教育缺失已經很難挽回。

香港回歸中國以來歷次社會運動中的香港青年人身影頻頻閃現，並漸然匯流入反對派政治脈絡之中。例如：1999年人大釋法事件中進京請願；2003年反基本法23條立法大遊行；2012年反國民教育事件；2014年佔中抗命事件；2015年初的反水貨客暴力事件；2016年旺角暴亂事件與立法會港獨宣誓事件；2019年反修例運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田飛龍曾撰文指出，香港青年學生在自辦刊物中的毫不掩飾的激進政治想象亦令人憂心：港大學苑的「香港民族論」以及城大《城大月報》的「港獨」33願景。2015年香港學生抗議駐港部隊訪問香港中文大事學件亦顯示出他們國民意識的極度匱乏。

150多年的殖民史在滌盪香港人中華帝國臣民意識的同時，確立了牢固的「居民」政治意識形態。這種純粹「居民」的政治意識構成大致如下：（1）殖民史觀；（2）冷戰史觀；（3）人權史觀；（4）普通法史觀；（5）普適民主史觀。這些歷史觀要素混雜綜合，構成了香港人的主體政治精神，而「愛國愛港史觀」則相對處於弱勢，香港的既有教育體系又根本沒有承擔甚至嚴密排斥「愛國愛港史觀」的滲透與機制性落實。港府在2012年曾試圖在中小學推行國民教育，但遭到香港家長學生和社會大眾極度抵制，併發起多次萬人示威遊行，港府後來在社會及輿論壓力下，被逼收回國民教育計劃。

這一時期香港本土運動興起，本土、自決、乃至港獨的聲音開始出現，使得這群在香港回歸後出生的年輕人，對本土身份認同愈來愈強烈，趨向認同自己是純粹的香港人，而不是中國人。

2012年反國民教育事件並非孤立事件，而是這種純粹「居民」政治意識形態的激烈反彈，其中生力軍即為包括黃之峰在內的香港青年一代。在排斥國民意識的「居民」意識形態之下，香港青年組織亦呈現出高度自治態勢和社運生力軍形貌。比如香港高度本地化的「學生會—學聯」體制成為佔中運動的強勢領導因素。儘管後佔中時期香港大學學會生退出學聯，但這並非香港學運的分裂，而是青年激進勢力尋求社運獨立性的體現，這使得香港青年社運更加難以節制。

隨着11月11日開始的暴力衝突事件頻繁發生，香港部分激進示威者開始出現「仇中主義」的情況。對於北京來說，讓意識形態和身份認同已經成型的這一代年輕人回歸到「愛國愛港史觀」框架下的挑戰無疑很大。北京必須要認清一個現實，曾經最起碼在表面上保持「和善」的中港關係一去不復返了。全面管治權、維護國安機制以及其他一國兩制中亟待完善的機制如何在香港實現，能否避免更大範圍的影響，將考驗港府和中央的政治智慧。不過不管怎樣，面對更多青年人的精神迷惘和身份危機，教育改革及心理文化的重建，已然刻不容緩。